饶漱⽯与⾼岗“联盟”事实考查
2019-08-19
1955年3⽉31⽇，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岗、饶漱⽯联盟的决议》称:“⾼岗的活动已经有相当长久的历史。”“饶漱⽯是⾼岗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决议》列举的主要事实是:“现在已经完全查明：饶漱⽯在1943年⾄1953年的10年间曾多次为了夺取权⼒⽽在党内使⽤可耻的欺骗⼿段。他在华东⼯作期间，在城市和农村中竭⼒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并违抗中央镇压反⾰命的政策⽽竭⼒保护反⾰命分⼦。1953年他被调到中央以后，认为⾼岗夺取中央权⼒的活动将要成功，因此同⾼岗形成联盟，利⽤他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发动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为⽬的的⽃争，积极进⾏的活动。”(国防⼤学党史党建政⼯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
历史的真相有待弄清
对饶漱⽯与⾼岗是否存在“联盟”的问题，当年中共党内并⾮⽆⼈质疑。因此,1955年3⽉31⽇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中专门就⾼、饶是否结盟作了解释。⽑说:“有⼈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是两个独⽴国，两个单⼲户……我们说,⾼岗、饶漱⽯是有⼀个联盟的。这是从⼀些什么地⽅看出来的呢?⼀、是从财经会议期间⾼岗、饶漱⽯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同张秀⼭配合进⾏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的话⾥看出来的。饶漱⽯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团结
得很密切嘛!四、是从⾼岗、饶漱⽯到处散布安⼦⽂私拟的⼀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
五、是从⾼岗两次向我表⽰保护饶漱⽯，饶漱⽯则到最后还要保护⾼岗这件事看出来的……从上⾯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个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国和单⼲户。”⽑还说:“如果说，没有⽂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岗、饶漱⽯两个集团内部怎么办呢?⾼岗跟张秀⼭、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跟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集》第六卷,⼈民出版社1999年版)
经过半个多世纪，在有关1950年代的诸多史料⾯世以后,⼈们不能不对当年关于饶漱⽯的“罪证”和“⾼、饶联盟”的说词提出质疑。
所谓1943―1953年饶漱⽯“多次为了夺取权⼒⽽在党内使⽤可耻的欺骗⼿段”具体是指：饶1943年“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争同志的事件”及1949年“努⼒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事件”两件事。(1954年3⽉1⽇《邓⼩平、、谭震林关于饶漱⽯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虽然饶漱⽯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我检讨》中也承认⾃⼰“在计较个⼈地位⽅⾯，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主义”，但这种争权夺位，其性质恐怕与“”挂不上钩。
所谓“在城市和农村中竭⼒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并不符合事实。1996年出版的
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的》，对当年华东地区的完全作了正⾯的肯定，表明饶漱⽯主持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执⾏的政策是正确的。
⾄于说饶漱⽯是“违抗中央镇压反⾰命的政策⽽竭⼒保护反⾰命分⼦”，随着1982年潘汉年、杨帆冤案平反昭雪，饶的这⼀罪名也⾃然被否定。
再说财经会议⾼岗和饶漱⽯有“共同活动”,⽆论是邓⼩平、、谭震林的报告，还是的说词，都没有举出具体事实，唯⼀指出的是⾼、饶散布安⼦⽂(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私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林”的事。据⾼岗秘书赵家梁说,1953年4⽉间，安⼦⽂拟了⼀个中共⼋⼤政治局委员名单，名单上有薄⼀波，没有。⼀天中午，让他的机要秘书亲⾃给⾼岗送阅这个名单，并⽴即收回。⽑在中央的⼩会上严厉批评了安⼦⽂:⼀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能来那么⼤的权⼒搞这么⼀个名单?安⼦⽂当即作了检讨。说，这件事到此为⽌，不许外传泄密。⾼岗认为，安⼦⽂没有那个胆量，敢擅⾃搞这个名单，那是刘少奇让搞的,⾼岗觉察到在这件事情上对刘少奇的不满。但是他没有听从⽑的交代，利⽤与⼀些⼲部个别交谈的机会，讲了这个名单问题，借以攻击刘少奇。(赵家梁、张晓霁《⾼岗在北京》,⾹港⼤风出版社2008年版)⾄于饶漱⽯散布名单的事，未见有具体资料披露。如果情况确实如赵家梁所说，那么⾼、饶散布这个名单，实属违犯了党的组织纪律，但也很难上纲为“”。
看来最关键的⼀条，是组织⼯作会议期间“饶漱⽯同张秀⼭配合进⾏活动”，以及“饶漱⽯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这两个问题了。
据当事⼈郭峰1954年的交待，尤其是张秀⼭在《我的⼋⼗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书披露的历史真相，的说法与事实也⼤相径庭。
关于张秀⼭在全国组⼯会议的发⾔
饶全国组织⼯作会议从召开预备会议起，就明确提出检查中组部的⼯作是的指⽰，并⼀再动员各地代表认真准备对中组部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在1954年的交待中说:
(1953年)9⽉12⽇预备会议上，安⼦⽂同志提出主席指⽰，他个⼈也要求检查⼀下中央组织部⼯作，并要各地酝酿准备。会后，安⼦⽂同志曾个别问我：张秀⼭带来什么意见没有……他要我打电话征求张秀⼭、陈伯村同志意见。
9⽉13⽇上午，少奇同志召集会议明确会议内容，并指出第⼀次组织会议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改正。也谈到要检查⼯作问题。在这之后，我给张秀⼭同志写过⼀封信，主要内容是谈调⼲部及安⼦⽂同志要张秀⼭、陈伯村提供意见。
9⽉23⽇领导⼩组会上，饶漱⽯表⽰，主席⼀再指⽰，对中组部⼯作上有何问题都应坦诚提出，摆在桌⼦上，要展开批评与⾃我批评。安⼦⽂同志也再次着重说明要⼤区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的检查意见，并说到已告郭峰，征求张秀⼭、陈伯村同志意见(郭峰：关于我与张秀⼭同志在第⼆次组织⼯作会议发⾔的经过情况,1954年4⽉25⽇)
张秀⼭因所谓⾼岗在东北的“五虎上将”的罪名被降级下放盘锦农垦局后,1955年夏，王震前来视察。两位⽼战友相逢，张秀⼭就⾃⼰的冤情向王震诉说:“我与饶漱⽯并不熟悉，从来也没有什么来往。在第⼆次组织⼯作会议上我与他只见过两次⾯，怎么会存在与饶漱⽯在组织⼯作会议上‘配合’的问题。”张把两次与饶见⾯的情况向王震细说后,⼜讲了⾃⼰在组⼯会议上发⾔中的那⼏点意见，和⾼岗不同意他去会上讲的情况。张秀⼭说:“我的错误是主席让我先少奇同志谈⼀谈，我没有做到，就讲了。当时实在是没有时间向少奇汇报。”(张秀⼭《我的⼋⼗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在回忆录中，张秀⼭对本来不打算参加组⼯会议，后来⼜何以到会发⾔的前后经过，作了详细叙述:
在第⼆次全国组织⼯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组织部⼯作的意见，我在电话中对安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安⼦⽂⼜打电话给我，说有指⽰，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作，要听取⼤区的意见。他⼀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作,⼀定要对组织⼯作提出意见。我听说是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写了封信，信中讲了⼋条意见。因为是安⼦⽂征求我个⼈的意见，所以这⼋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我只是将书⾯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概是在9⽉末，这时组织⼯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锋，让他先
给⾼岗看⼀看，再转给安⼦⽂。后来郭峰和王鹤寿分别向我转达说:⾼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些⼤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张秀⼭《我的⼋⼗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现有⽂献证明，张秀⼭最终出席第⼆次组⼯会议确系中央⼀再要求所致。在组⼯会议举⾏半⽉之后的1953年10⽉4⽇，刘少奇亲⾃起草签发了《中央关于请张秀⼭参加第⼆次全国组⼯会议的通知》，全⽂是:“东北局并转张秀⼭同志：第⼆次全国组织⼯作会议现尚在开⼩组会议，预定在⼗⽉⼋⽇以后开全体会议，出席者百余⼈，除讨论若⼲具体⼯作问题外，并拟检查最近时期中央组织部的⼯作，望张秀⼭同志于⼗⽉⼋⽇以前来北京参加组织⼯作会议。中央⼗⽉四⽇”(《建国以来刘少奇⽂稿》第五册，中央⽂献出版社2008年版)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10⽉10⽇召开全国粮⾷紧急会议，讨论粮⾷统购统销问题。东北局决定由张秀⼭赴京与会。张临⾏前，东北局⼜接到中央要张秀⼭参加组织⼯作会议的电报。张到京后，曾向安⼦⽂谈了对组织⼯作的意见，并告饶漱⽯已向安谈过，就不到会发⾔了。饶漱⽯表⽰同意。但在10⽉13⽇晚，组⼯会议领导⼩组开会，刘少奇说：我听安⼦⽂讲，张秀⼭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会上讲讲。领导⼩组遂决定让张在14⽇⼤会上发⾔。会后，饶漱⽯亲⾃到张秀⼭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讲对中央组织⼯作的意见，会议领导⼩组也安排了。当晚，全国粮⾷⼯作会议结束，问张秀⼭，听说你要到组织⼯作会议上发⾔，讲些什么?张把安⼦⽂和刘少奇要他去发⾔的情况，和要谈的意见(将原来的⼋点概括为五点)向⽑作了汇报。张问，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会上去讲?⽑说:“我⽀持
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我批评的。”张在发⾔前曾向刘少奇请⽰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下，是否把我的发⾔往后推⼀下?刘少奇说，就先讲吧。(张秀⼭《我的⼋⼗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就这样，张秀⼭被推上了第⼆次全国组织⼯作会议的讲台。
如前所述，张秀⼭事先准备了⼋点意见，向汇报时概括成五点。后来被作为“饶漱⽯同张秀⼭配合进⾏活动”证据的，正是这五点意见:
⼀、1950年前后，曾经有⼀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个重⼤的原则问题曾发⽣过动摇。1950年1⽉，安⼦⽂作报告讲到党员雇⼯问题时说:
党员⽣产发展了，要雇⼈应允许。最近我在答复东北局的信中说:“这种党员应暂仍保留党籍的说法有⽑病，是应该保留,⽽不是暂仍保留。”这点过去不明确，今后明确了。
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不剥削好。
允许剥削与应该剥削是两回事，应教育党员开⼯⼚雇⽤⼯⼈(即剥削)，应该教育开⼯⼚的党员对⼯⼈应有正确的态度，得了利不要吃喝完了，要扩⼤再⽣产，将来实⾏社会主义时再交公。这样经过⼏年⽣产就发展起来了。
农村强调组织起来，党员⽣产情绪就不⾼。
应允许所有的⼈(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雇⼯的⾃由。现在的变⼯互助是不可能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段。
党员不⼲的事，众也不敢⼲。
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
张秀⼭认为，安⼦⽂讲话的精神是：党员不雇⼯，众也不敢雇⼯,⽣产就不能发展。也就是说，农村党员可以当富农，城市党员可以开⼯⼚。这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很冷淡。这种观点与⼆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这是⼀种右倾思想。
⼆、关于党的⽆产阶级性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过动摇。
在第⼀次全国组织⼯作会议上，关于党员⼋条标准的第⼀条，曾提出“中国⾰命过去是城市⼯⼈阶级和乡村半⼯⼈阶级领导的”。在这次会议后，各地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亲⾃批⽰后，才解决了这⼀争论。
三、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由农村转⼊城市，搞⽣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没有以⼆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作。这也是与上述右倾观点有关系的。因为有右倾思想，也就不会以⼆中全会决议去检查⼯作，因⽽也就必然使组织⼯作与政治任务结合得不好，甚⾄发⽣脱节的现象。
四、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些曾经在⾰命严重关头脱党、、叛党,⽽在⾰命⾼潮时⼜回到党内来的分⼦，以及对中央⼀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级机关任⽤这些⼈时，处理得不严肃。
产⽣以上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对⾰命胜利后，投机分⼦，脱党、、叛党分⼦侵⼊⾰命队伍，没有⾜够的警惕，有时反⽽轻易地信任这些⼈。这就是说，有些敌我不分，或者是对敌我界限划分得不够严格，这也是右倾思想。
五、关于安⼦⽂同志的思想⽅法⽅⾯，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
这⾥讲的不是⼀般的主观性、⽚⾯性的问题,⽽只讲安⼦⽂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
对党内问题的是⾮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颠倒。对党内的情况、⼲部情况的
了解是⽤⼀种静⽌的观点,⽽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存在着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不清，对外敌我不分或者叫做敌我界限模糊。(张秀⼭《我的⼋⼗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发⾔后，刘少奇向张表⽰:“你在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的问题,⽽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我批评。”安⼦⽂也说，张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张秀⼭《我的⼋⼗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岗对张秀⼭发⾔内容的表态
这⾥需要交待的是，关于⾼岗对张秀⼭到组⼯会议上发⾔的态度。9⽉末,⾼岗张秀⼭转来给中组部提意见的信，曾表⽰“提的都是⼀些⼤问题，就不要提了”。郭峰说：组⼯会议期间,“10⽉2⽇，去⾼岗处。当时,⾼岗正在准备去杭州休养。我把张秀⼭同志意见内容向他谈了⼀下，并提出有些已经改正的问题(如⼯⼈阶级问题)似乎不应再提，我谈到安⼦⽂同志说将要张秀⼭同志来京参加组织会议时，他即把书⾯意见拿去翻阅，这时王鹤寿同志为了⼯业计划问题去谈，他即将张秀⼭的书⾯意见给王鹤寿看，并说秀⼭尽提些⼤问题。王鹤寿看后也提到有关纪律等问题，不应谈。于是,⾼岗即向我说，告诉秀⼭，他最好不谈，我看这次会议展不开，可⽤⼤区与会同志名义谈，要把这些材料深刻加⼯，有把握的就说，没有把握的不说，不要乱扣帽⼦，要实事求是,⼀切从党和⼈民的利益出发，就会⽴于不败之地”。(郭峰：关于我与张秀⼭同志在第⼆次组织⼯作会议发⾔的经过情况,1954年4⽉25⽇)
直到张秀⼭发⾔前的晚上，张秀⼭对将去杭州的赵德尊说:“你到杭州见到⾼岗时，向他汇报⼀下，说我那⼏条意见给汇报了，主席同意我讲。”(张秀⼭《我的⼋⼗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从郭峰当年交待的事件经过可看出，尽管⾼岗认为“这次会议展不开”，材料还有待“深刻加⼯”，也就是说还不到时机，且内容还不够充实，因⽽不同意张秀⼭到会上发⾔，但⼜表明,⾼岗确有利⽤这些问题攻击刘少奇的意图，只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然⽽，并不能以此说明张秀⼭的发⾔是⾼岗授意；郭峰的交待更证明张秀⼭的发⾔并⾮出于⾼岗与饶漱⽯事先有什么勾结。
被定为东北局⾼岗“集团”“五虎上将”之⼀的张明远说：郭峰被打成“⾼岗集团”的“五虎将”，按的说法是:“从饶漱⽯的话⾥看出来的。饶漱⽯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组织部是饶漱⽯为部长,⾼岗的⼼腹郭峰去作核⼼，那很好嘛!团结得很紧嘛!”事实是，郭峰原是辽西省委书记，任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仅⼀年多时间。没有任何根据说他是⾼岗的“⼼腹”。1953年秋，中央同时调郭峰和宋平分别担任中组部和劳动部的副部长(这两个部都是饶漱⽯任部长)，饶漱⽯向部⾥的同志打招呼说：郭峰(及宋平)是新来的副部长，今后部⾥发的⽂件要先送他(指郭或宋)看过以后，再送给我。就是这样⼀句话，后来被歪曲成“中组部要以郭峰为核⼼”。其实，郭峰根本没来得及上任，就被打成了“五虎将”。(张明远回忆，未刊稿)
由上可见，张秀⼭在组⼯会议的发⾔，既⾮⾼岗与饶漱⽯事先的合谋，更⾮饶漱⽯与张秀⼭的合谋;⾄于
所谓中组部要以郭峰为“核⼼”说，更是⽆中⽣有。因此,⾼、饶“联盟”⼀说也值得考查。本⽂意在弄清事实，欢迎知情者以确凿证据进⾏指正。
(作者系国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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