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中的“秦七黄九”
宋代词人中的“秦七黄九”
掌上历史回顾
先看下秦观的一首词━━《满庭芳》：
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据说秦观在会稽太守程公辟那里作客，太守招待他住在蓬阁有一天在筵席上秦观赏识了一个歌妓，非常眷恋她，因而作了这首《满庭芳》。当时秦观虽还年轻，但在词坛上已有声誉，此词一出，到处传唱。后来秦观从会稽入京，会见苏东坡，东坡说:“看来别后你的创作非常精彩，都下人士都在传唱你的山抹微云之词。”秦观很谦逊地表示不敢。东坡突然说:“想不到分别以后，你在学柳七作词。”秦观回答说:“我虽然学识不足，也还不至于如此。先生的话，不觉得太过分吗。”东坡说:“销魂，当此际。不是柳词的句法吗?”秦观只能承认了。这段传说，多种词话均有记载。
苏东坡的词，大部分是婉约的，但他却是北宋豪放词的首席作家。他不喜欢柳词风格，曾经明白表示过要创一种和柳七郎不同的风格。因此他不愿意自己门下“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学柳七作词，是可以想象的。而秦观本人呢，他明明接受了柳词的影响,“学柳七作词”了，但却很不愿意别人把他和柳永并列，由此可见柳永的带有市民气息的词当时是难以获得文人雅土赞誉的。
秦观的这首词写的是他和所眷恋的那个歌妓分手时的离情别绪。上阕写离别时的情景，回忆往日的欢娱，转眼已如烟如雾,不胜惆怅空虚之感。下阕写临别时的情状。赠物留念，难舍难分；他想到自己功名未就，行踪不定，空自在青楼中落得一个薄幸的声名，对情人深感负疚，对自己的身世深有感慨。
这首词情辞婉转，描写细腻，集中体现了婉约词的艺术风格。在炼词铸句方面极见工力。如“山抹微云”，写山头仿佛给涂抹了一层薄薄的云彩,“天粘衰草”，写一望无边的衰草伸展到天边，仿佛和天粘结起来了，新颖别致，生动形象。苏东坡尽管不赞成秦观学柳七，但对这些词句他还是欣赏的，所以他称秦观为“山抹微云君”，而且跟他开玩笑说：“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是柳永《破阵乐》一词中的首句。
苏轼的这句戏言，有欣赏“山抹微云”之处，也带有指出秦观作品气韵风格过于纤细柔弱接近柳词风格的意思。再说黄庭坚，他也作柳永一路“丰”情的词，也间或有好作品，例如:“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清平乐》）“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望江东》）这些词都可以称得上明白如话，清新可喜。可是他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秽亵庸俗不堪。所以《扪蝨新话》说:“鲁直好作艳歌小词。道人法秀谓其以笔墨诲淫，于我法当堕泥犁地狱。”在这方面秦观虽也写一些俚俗艳词，但第一数量很少，第二内容毕竟要比黄庭坚高雅得多。
真正应该把秦七、黄九相提并论的，应则是他们不幸的政治遭遇以及反映他们贬谪生活的那些词。讲起秦、黄的政治生活,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宋神宗熙宁年间，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司马光、苏轼等人反对变法，于是在朝廷中形成了壁垒分明的新、旧两党。涪
当王安石主政时，旧党人物有的贬谪外地，有的托病告老，有的被调外任，而主要人物司马光在斗争失败以后则罢职闲居，不谈政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逝世，哲宗继位。哲宗年仅十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改年号为元祐。高太后起用罢官闲居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为相，主持国政，以苏轼为翰林院学士兼侍读；废除一切新政，新党人物纷纷
下台。历史上称这件事为“元祐更化”。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高氏崩，十七岁的哲宗开始亲政，改年号为绍圣。这时司马光、王安石均早已去世。哲宗提出要“绍述神宗的新法，起用原来的新党章惇、曾布等执政。这批人上台后除立即恢复青苗、免役等法，并非常残酷地对付旧党。一般大臣被罢官贬谪流离转徙、死于路途之中的举不胜举，连已死的还要提请“追贬”，甚至要废已死的英宗皇后哲宗祖母高太后为庶人，要把司马光的坟掘开，劈掉棺材，鞭尸。幸亏有人力谏，认为这不是“盛德”之举，才肯作罢。
还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新党蔡卞一派的人，竟提出要毁掉由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印刷板，想不让这部书传下去，后来有人引用了神宗皇帝给《通鉴所制的序进行劝谏，才算保存了下来。从熙宁变法到元祐更化又到绍圣绍述，这迁延不断的争斗，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斗争，究竟谁是谁非，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历史公案。这里且不去说它。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政局上的翻云覆雨。也牵连到多少文人词客的祸福浮沉。当元祐更化之时，苏轼在汴京做翰林院学士，他门下的秦观和黄庭坚也都在京，秦观是一名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黄庭坚做秘书省校书郎并参加修撰《神宗实录》。自然，，绍圣绍述开始后，苏轼被贬谪到惠州（广东惠阳），又徙琼州（海南岛）。秦观和黄庭坚也都被贬。 
秦观先是通判杭州，又因为御史检举他增损《实录》，再贬为监处州（浙江丽水）酒税。即便如此，他的政敌还是不肯放过他，派人秘密监视他，想搜集他的过失，以便进一步整治他，结果一无所得，就以“学佛书”作为罪名，削掉他的官职，还把他远徙到郴州（湖南郴州）,最后一直把他贬到雷州（广东海康）。一直到徽宗即位以后才把他放还。回京途中，秦观行至藤州（广西藤县)而逝，终年五十三岁。
黄庭坚的罪名是修撰《神宗实录》失实，被先后贬为涪州（四川涪陵）别驾，黔州（四川彭水）安置，他的政敌还认为这地方太好了，又把他移到戎州（四川宜宾）。徽宗即位以后，回朝复职。不久，又因为他写过一篇《承天院塔记》，被指控为“幸灾谤国”，复除名，押送宜州（广西宜山）编管（管制），死于宜州，终年六十一岁。
秦七黄九同是苏门学士，两人政见相同，晚年同样接二连三地遭受过政治迫害，被贬谪到边远的蛮荒地区去。他们都写过一些反映贬谪生活的词，表达他们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痛苦心情。这些词在他俩的作品中也是最富有社会意义最有价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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