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以老子之道形成“乘龙御凤”的驭人之术
韩非子以老子之道形成“乘龙御凤”的驭人之术
古琴曲 流水 董波 - 指下三千
孙子和老子具有师承关系没有史料上的支持，我们仅仅是通过《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的相似性进行了揣摩和推测。但是，韩非子和老子的渊源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韩非子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喻老》，一本是《解老》。这两本册子虽然只是对《道德经》一书部分文本所作的注释和说明，但这丝毫掩饰不住韩非子直接接受老子思想的影响问题。而且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对一个文本进行注释和说明，本身就已经暗示了读者想从这一文本中到自己期望的东西。任何读者的心都不是一张白纸，读者和文本也不是直接通过眼睛建立起联系起来的，当中总有那么一个“有眼镜”，也就是伽达默尔说的“偏见”。而《道德经》本身的模糊性又为这种所谓的解释和发挥提供了空间，以至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可想而知，推行“外王之术”的韩非子，绝对不会像庄子那样把兴奋点放在“道”的本体论层次和对世界的观照上，而是和孙子一样，把着力点放在了其辩证法因素上；主要不在于“无为”的人生境界上，而是在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功效和手段上。但是，他和孙子还是有所不同。如果说孙子在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中引申出了“兵者，诡道”的兵法大略，那么韩非子则在老子“
圣人无常心”的“无为”中发展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无为”的管理理念。（《韩非子·主道》）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带兵打仗是兵以诈立，靠的是出奇制胜，所以孙子重视的是“奇”。而治理国家是一门管理的学问，针对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子民，不能讲“奇”，而要讲“正”。而这，也正是名副其实的“君人南面之术”。对此，韩非子在其《主道》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君道无为”的观点：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韩非子·主道》
这是《韩非子·主道》中的第一段，开门见山，直亮观点。其对“道”的迷恋无疑已经深深地打上了老子的痕迹。所不同的是，他将老子的自然之道演化成了君王之道。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以无为驭有为，则是无为而无不为。
所谓 “君道无为”，是指君主应该保持虚静无为的心态，遇事不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做到 “无为”、“无形”。老子说：损而又损，至于无为；孙子说：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在这里也是一样，君道无为，就是让臣子无见其所“执”。这样，大臣们就无法猜测君心，因而也就觊觎不到君权。如果君王个个都像一个纯真的孩子，喜怒哀乐形于，势必给手下人留下了或小或大的辫子，抓其弱点者有之，投其所好者有之，君王就会变成玩偶了。《三国演义》中有一段精彩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其关于所谓“英雄”的描述，无疑是这种“君道无为”最为形象的描述：
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详。”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
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三国演义》
在这里，曹操借龙的大小变化来比喻真正英雄的“无形”。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变化莫测，没有固定的形状，正是对英雄的最好比喻。正因为无形，所以才能“小则隐介藏形，升则
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才能“方今春深，乘时变化”。而“君道”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一个是像龙一样变化、审时度势，立足于天地间而不败的“英雄”，一个是左右捭阖，将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君王”罢了。前者是处世之道，后者乃驭人之术，道理却是相通的。
驭
所谓“臣道有为”，是指君主不必事事亲躬，而是主动性交给手下的大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其实，正是因为“君道无为”，才会有“臣道有为”。如果作为君王的管理者事必亲躬，不分轻重，都横加干预，大臣的作用又显现在哪里？从管理的角度看，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支军队没有什么区别。最为高明的将领是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将军，而不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道德经》中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孙子兵法》曰：“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这里，所说的道理只有一个：没有勋章的将军才是最好的将军。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的领导不是最好的领导者，头上带满光环的君王也不是最好的君王。真正的高手不会时时刻刻都发挥关键作用，他们“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经常充当幕后英雄，无冕之王。
但是，“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必须设定好规矩和规则。否则，大臣们的“有为”就无法调动起来。对此，《孙子兵法》中也有论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孙子兵法·势》）“分”和“数”分别是指中国古代军队两个不同的建制单位。“分数”说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形名”是指军队的指挥号令。只要把军队按照一定的编制组织好，并加以统
一的号令，这样，领导一个人和领导千军万马的效果是一样的。捻重若轻，说得就是这个道理。治理国家也是如此，不过它需要的不是“形名”，而是“法律”。在韩非子看来，只有建立一套赏罚分明的法律制度。君主不会明确指明臣下应该如何如何去做，而之告诉他们需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至于如何去做，是臣下施展他们才能的过程。君主的权势与威严，在于权衡臣下的所作所为，赏罚分明，而不是奴役臣下、统治民众，不偏袒、不徇私、不蒙蔽。所以，韩非子说：“故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墯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韩非子·主道》）正是表明了这样的观点。
看来，韩非子从老子的“无为”中学到两样东西：一个是驭人之术，另外一个是管理之方。前者来自于韩非子的“人性恶”的主张，后者来自于其追求事功的社会抱负。就这样，老子哲学中那种晦涩的、朦胧的、或隐或显的“君人南面之术”，在韩非子这里成了公开的、露骨的、淋漓尽致的“法、术、势”。这种法术与权术并用，阴谋和阳谋兼施的思想，对中国的文化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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