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安全角度谈对“非传统安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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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讨论安全问题,集中于以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领域,界定的安全角主体是国家,因此,取得国家安全需以消除外部军事威胁或者维持力量均势作保障。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变化,各国或地区面临的直接外部威胁下降,传统国家安全的内涵与性质相应变化:安全角既有国家的,也有非国家的;安全威胁的来源更为多样,包括外部和国家或地区内部;保障安全的手段远不止于军事方面。因此,一国安全战略中,非传统安全的份量与日惧增,其所带来的挑战正冲击着一国或一地区的安全形势。
一、“非传统安全”的内涵
非传统安全要探讨的主要是军事意义之外影响国家生存稳定与发展的诸种问题及其状态。构成非传统安全的因素多包含于“综合性安全”因素、“多元安全”或“新型安全”因素之中。非传统安全威胁类型十分复杂,既有派生于传统安全范围的因素,也有产生于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条件下的因素。一般而言,它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全球化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范畴,还包括政治、文化和技术的全球化,并广泛影响民族国家的特性和国家安全。在经济方面,如国际投机资本流动与日俱增的速度和数量,就被认为是可能冲击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亚洲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一国不能充分
有效地处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基本的国家安全将面临崩溃的危险”①;(2)种族、宗教矛盾和冲突。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日益突出,种族、宗教和语言冲突处理不好可能引发内战进而导致国家可能的分裂;(3)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如外部力量利用经济手段挤压别国经济主权、利用货币压力手段达到外交目的、利用资本流动和投机手段削弱一国经济等②;(4)能源问题。它是未来安全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既可成为各国竞争与冲突之源,也可能是各国加强合作的切入点。如加强跨国间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铺设等;(5)环境保护。主要导因于政策和社会、经济迅速变化带来的环境问题。(6)社会问题因素包括贫困和欠发达,自然灾难及资源的分享与管理;(7)国际间移民和人口的非法流动及由此引发的跨国犯罪;(8)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如信息干扰和电子战向目标国进行“不对称性”的攻击;(9)跨国犯罪。如和恐怖主义行为等,由此导致的犯罪和暴力
会严重侵蚀民族国家政府有效统治的能力。
二、经济因素在非传统安全中的地位
以美苏对抗为标志的两极军事格局崩溃以来,各国安全环境中传统安全威胁相对下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共识,由于国际关系中地缘经济因素作用日益上升,各国竞争领域更多地转向经济技术领域,一国的地位与安全不再仅取决于军事实力,而是更多体现于经济方面,因而,重视经济成为各国政府最重要的政策取向。
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资本、技术和资源迅速流动,以期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源最优化的配置,思想文化观念相互渗透加强。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大大超出国家本土范围,市场范围直接面向全球,竞争对手更多、竞争程度更趋激烈、竞争方式更加多样。由于各国的国家利益更大程度上扩散到全球,各国的命运更多地与外部的稳定和发展紧密相联,利用外部环境发展经济的同时面临着挑战。在亚洲遭遇金融危机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的影响。对于经济迅速发展并加快融人世界的中国而言,在参与地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强调经济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更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一般来说,较之于传统威胁,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具有多元性、多边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一国面临的威胁不再是单一的、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造成这种安全威胁的既有国家角,也有非国家角,既有可能是单一国家,也有来自地区和多边范围,其影响可能极具破坏性和毁灭性。经济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方面更是具有类此的特点。亚洲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一夜之间倒退10年、20年就是这种令人触目惊心后果的实际表现。
经济发展对其它非传统和传统安全的影响而言更具有制约性、交互性和渗透性。即措经济安全如得不到保证,无助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面缓解,如经济上的落后、动荡和混乱可引发社会不安情绪、民族分裂和宗教矛盾冲突等。
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又必然会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如需要应对外部的冲击与风险等。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资源的短缺,环境的破坏,非法移民流动、跨国犯罪、地区差距拉大和社会分化加剧等种种问题。
三、从经济方面看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包括哪些内容保持中国经济稳步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国民生活素质,这是中国经济安全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发展是硬道理,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保障。鉴此,经济在非传统性安全因素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地表现出来,它大致包括以下一些方面:1.人口与资源因素的压力。国土的辽阔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源大国,但巨大的人口规模又使中国在人均拥有量上仍属一个资源贫国。人口问题始终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
2.环境保护面临的威胁。用许多基本的标准衡量,亚洲被认为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①。1998年中国长江和松花江地区遭遇的世纪洪水,给中国的警示是深刻的,这就是环境保护已到事关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地步。水灾虽然是自然性灾害,但与环境恶化不无关系。表现在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和河湖堵塞,它使土地退化严重、水质变坏和空气受到污染。忽视环境的保护最终将会制约发展。
3.地区不平衡的威胁。地区不平衡不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新问题。中国历史上明清繁荣盛期,
沿海通商地区与内地的地区性差距即已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处于迅速转型时期的中国,地区差距有扩大之势。对较富裕生活的向往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流动,无助于根本缩小这种差距,甚至还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后劲。各地区政治经济出现新的不平衡,将弱化中国社会的整体活力;它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经济方面,甚至会触及各民族团结和国家凝聚力等社会政治层面。
4.资源短缺的威胁。中国由短缺经济过渡到产品过剩经济,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与此相对照的是资源短缺。如前所述,中国虽算一个资源大国,但相对于人均数而言正日益变为一个资源贫国。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蛋、奶消费的增加,中国已迅速变成一个粮食进口国。预计到2000年,粮食进口量还会上升;石油和大部分稀有金属等重要战略性物资方面的缺口也日益扩大。国外一些估计甚至更为严重一些,认为如中国以韩国和台湾的水平消耗资源,在经济发展较快的情况下,它“所需要的能源和谷物将超过世界市场目前所能供应的数量”①。国家重要的经济资源依赖进口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条件下虽不算一个大问题,但在非常情况下这种依赖状况却难免受制于人。
5.产业竞争面临的威胁。中国的产业正在经历由传统的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嬗变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中,民族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着外部严峻的竞争。一方面,工业化的深入不仅使发达国家也使发展中国家基本确立了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世界市场形成了以制成品为主的产品结构局面;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革命使各国产业升级不断加快,产业竞争力都在不同程度地得到增强。这样,世界市场充满了比过去更多的竞争者,竞争方式多样,竞争程度更加深入,竞争领域更为集中。中国民族产业发
展不仅需要面对国内日益白热化的外资企业的竞争,即市场份额不断被挤占,同时也需要更深入地卷人竞争十分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的结果当然关系到国家产业的兴衰成败,也关系到国家实力的成长壮大。
6.外部其他经济压力与风险。全球化使中国国家利益的地理范围扩大,利益形式更为多种多样。如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近20年来增长了30多倍,由1979的100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00多亿美元,贸易额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40%左右,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也不断扩大,对外部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在更大程度上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联,即中国可以分享地区和全球经济繁荣出现的机会,但同时也要承受外部动荡的风险和外部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一是开放的压力。随着地区化和全球化进程加快,各种开放和地区安排的日程日益逼近,中国将在较长时期内不断承受政策上要求开放的压力。二是外部风险,如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向该地区出口大幅下降,即是这种风险的具体表现。再就是如果世界经济进入衰退,中国涉外经济利益无疑将受到更大范围的影响。
四、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研究与思考
尽管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性在增加,各国政府和民间对此问题的关注也在增多,如环保方面,联合国在巴西举行的环发大会制定了《里约热内卢协议》,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提出了各自的跨世纪议程。但是应该说,在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尚未从战略原则、目标、手段方面制定系统全面、预测准
确、防范及时、应对有力的一套有效方法。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位的界定尚不一致,有的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一些,有些则仍主要是考虑传统安全威胁,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其他权益。或者在强调传统安全的同时,关注非传统安全。因此,认为国家安全战略正在从强调传统安全向重视非传统安全方向转变的观点,实际情况并非具有普遍意义。在亚洲,不同国家对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侧重点很不相同。1998年12月15-16日,亚洲地区的有关学者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召开了一次“非传统安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显示的相关信息就说明了亚洲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因素强调重点的差异。在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学者认为各自国家并不直接面临传统的安全威胁,因而更多关注目前金融危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新加坡学者主要关注难民的涌人,认为如果不迅速恢复稳定和促进增长,国家和社会的信心将进一步受到侵蚀,其他还有和捕鱼等问题;马来西亚学者认为,马国家综合安全观中应侧重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协调及种族多元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印尼和越南学者认为应强调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印尼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种族冲突和政府有效统治能力。在东亚,韩国安全战略重心仍是稳定半岛局势,处理与朝鲜的关系,但由于面临严重金融危机使其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增大,主要是危机使失业队伍扩大、家庭瓦解和中产阶级队伍的削弱;日本非传统安全关注的是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世界经济大国作用。
就中国而言,非传统安全地位的上升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状况是紧密相联的,而且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但是中国维护传统安全的的必要性仍然极大:(1)中国有亚洲国家最长的陆地边界和海
岸线,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任务十分繁重。在领土问题上,中国与周边三个邻国的陆地边界尚未达成协议,在海上划界问题上与四个邻国尚存争议。(2)中国国家统一目标远未实现,如台湾问题,不统不独、久拖不决或外国势力干预都不是中国政府与人民所期望的。(3)民族分裂主义倾向。如以达赖为首的披着宗教外衣的西藏分裂势力等。以上种种状况被认为是“涉及我民族兴盛与国家统一大业的根本性威胁”①,需要通过长期努力予以解决。(4)从外部看,与冷战结束的国际大背景相反,中国周边地区军事同盟仍在强化,发展高新技术武器的军备努力也未减少。
显然,传统安全仍将占据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地位,但是,中国不会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而发展需要充分有效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因此,应该说,中国完善的安全战略应是强调重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并举。
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是来自多方面的,其影响更非一国范围。如在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对地区甚至世界经济会起到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亚洲金融危机
中,采取的是负责任的态度,维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使地区性金融危机避免了进一步恶化。再如在环保方面,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一国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不仅使自己深受其害,也会损及别国。因此,笔者认为:(1)相对于传统安全利益而言,中国与其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战略交汇点增多,战略合作的范围也会扩大,这正是在新形势下,中国能够与各国开展合作的战略基础。因此,
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为中国扩大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2)在安全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态度以及经过多年发展具备的实力和影响力为有效与各国开展合作提供了条件。中国已积极加入了地区对话,如东盟地区论坛,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并提出了“综合安全观”等建设性建议。但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作用与影响,中国还需要充分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出更有实效的政策建议。(3)需要建立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地区或多边机制。应分清新形势下亚洲地区非传统安全因素的轻重缓急,确定本地区面临的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利于制定克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近中期和远期目标。(4)应尽早建立处理非传统安全的地区性组织。这类组织不应针对任何一方,不是政治性组织,不是强制性地不顾任何国家的具体国情执行某些措施,而是应针对特定的问题通过积极的对话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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