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威胁因素
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类整体⽣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融安全、⽣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私排法移民、海盗、等。⾮传统安全问题有以下主要特点：⼀是跨国性。⾮传统安全问题从产⽣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不仅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且是关系到其他国家或整个⼈类利益的问题；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且可能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是不确定性。⾮传统安全威胁不⼀定来⾃某个主权国家，往往由⾮国家⾏为体如个⼈、组织或集团等所为。三是转化性。⾮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传统安全问题⽭盾激化，有可能转化为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段来解决，甚⾄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四是动态性。⾮传统安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例如，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某些流⾏性疾病可能不再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威胁；⽽随着恐怖主义的不断升级，反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主权性。国家是⾮传统安全的主体，主权国家在解决⾮传统安全问题上拥有⾃主决定权。六是协作性。应对⾮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国际合作，旨在将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
⼀、是⾦融安全。鉴于我国⽬前正处在整顿⾦融秩序、深化⾦融改⾰的关键性阶段，防范⾦融风险、避免⾦融危机的发⽣尤其重要。
⼆、是环境安全。我国的环境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流失、空⽓污染和酸⾬、⽔稀缺和污染、⽣物多样性减少等⽅⾯。
三、是信息安全。信息安全问题现已成为各国信息活动和国家安全保障必须⾯对的经常性问题，它不仅给⼀国的信息化进程带来现实挑战，⽽且也给国家与国家之间带来新的制约关系。
四、是流⾏疾病。在全球化国际环境下，某些新型流⾏疾病的传播和蔓延，将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以及巨⼤的经济损失和⼈员伤亡，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和危害。
五、是⼈⼝安全。⼈⼝膨胀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沉重的压⼒；⼈⼝的⽼龄化问题⽇益突出；⼈⼝素质仍有待提⾼，⼈才安全问题突出；⼈⼝国内流动带来的问题和隐患。
六、是民族分裂主义。当前，民族分裂主义势⼒、宗教极端势⼒、暴⼒恐怖势⼒及国际敌对势⼒，对我国民族地区团结的政治局⾯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
⾮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简称NTS）⼜称“新的安全威胁”，（new-security threats），简称NST 指的是⼈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说，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
我国所⾯临的⾮传统安全主要有以下⼏类，以及措施对策分别如下：
⼀、是⾦融安全。鉴于我国⽬前正处在整顿⾦融秩序、要深化⾦融改⾰的关键性阶段，防范⾦融风险、避免⾦融危机的发⽣尤其重要。
⼆、是环境安全。我国的环境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流失、空⽓污染和酸⾬、⽔稀缺和污染、⽣物多样性减少等⽅⾯。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三、是信息安全。信息安全问题现已成为各国信息活动和国家安全保障必须⾯对的经常性问题，它不仅给⼀国的信息化进程带来现实挑战，⽽且也给国家与国家之间带来新的制约关系。加强⽹络安全管理，完善机制。
四、是流⾏疾病。在全球化国际环境下，某些新型流⾏疾病的传播和蔓延，将造成⼀、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不可低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融危机，到现在的经济衰退，来势之猛、涉及⾯之⼴、影响之深远，⼤概很少有⼈会预料到。⼆战以来最⼤的事件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导致世界格局发⽣了重⼤变化。这次⾦融危机应该说是⼆战以来最严重的⼀次⾦融危机。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它是否会导致世界格局再次发⽣⼤的变化，但是我相信它的影响不可低估。⾸先，从宏观来讲，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第⼆，国际⾦融体系会进⽽演变；第三，这个事件会对⼤国政治关系产⽣影响；第四，多极化的趋势会进⼀步加快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研究，尤其是我们中国。
中国从这次⾦融危机⾥⾯应该学到什么？应该总结什么经验教训？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国是
在⾛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研究怎么样进⼀步完善我们的⾦融体系和我们的货币体制，然
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更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今天要把我们的外交、外贸、政治等⽅⽅⾯⾯的考虑和当前的危机处理联系到⼀块⼉，使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点。要看到，最坏的时候不是现在，可能是明年。
如处理得当，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可谓是⼀次难得的机遇，⾸先可以逐步改变过去⼗多年来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第⼆吸收更多的国际⾦融界或企业界的⾼级管理⼈才进⼊我国的相应领域；第三是寻机会，兼并处于经济危机中的国际名牌企业；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融新秩序的制定过程，争取更多话语权。
⼆、⼤国关系主旋律是协调、良性互动。尽管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前没有变化，但它政治上失策、经济上失控使它不得不放弃单边主义，更注意寻求⼤国间的合作⽀持。欧盟的战略地位有所上升，国际参与⼒度进⼀步增强；俄罗斯进⼀步抗衡西⽅的
战略挤压，特别是北约东扩。俄格冲突表明俄不会牺牲战略底线，但不寻求同西⽅的对抗，不会回复到冷战时期。⽇本寻求⼤国地位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但也⼗分注意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些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和影响⽇益增强，西⽅⼤国在处理国际热点时寻求与它们的合作与协调。⼤国关系⼒量对⽐的这些变化会牵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不少国家已提出要建⽴新的地区经
济体或货币体系。新的地缘战略正在酝酿调整之中。
三、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经过三⼗年来的改⾰开放，中国在各个领域中所发⽣的变化特别引⼈注⽬。综合国⼒上升，国际影响上升，我们与世界的互动⽇益增强，相互影响和作⽤不断扩⼤、深化。⼀⽅⾯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另⼀⽅⾯，对中国的疑虑和排斥也在增加，它们不清楚崛起后的中国会怎么样。这⼀⽭盾会伴随我们发展壮⼤的全过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妥善应对。经济发展了，海外利益拓展了，国际地位上升了，但中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的意识形态差异客观存在，和周边国家的领海纠纷存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摩擦⽭盾也出现了。这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去调整我们的相应策略和⼯作，这种调整要有战略⾼度。我们要对⾃⼰的综合国⼒和影响⼒要有个客观的评价，不能没有信⼼，也不能⾃我膨胀。
严重的社会恐慌以及巨⼤的经济损失和⼈员伤亡，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和危害。完善卫⽣安全应急措施。
五、是⼈⼝安全。⼈⼝膨胀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沉重的压⼒；⼈⼝的⽼龄化问题⽇益突出；⼈⼝素质仍有待提⾼，⼈才安全问题突出；⼈⼝国内流动带来的问题和隐患。贯彻实施计划⽣育，保证⼈⼝质量的提⾼。
六、是民族分裂主义。当前，民族分裂主义势⼒、宗教极端势⼒、暴⼒恐怖势⼒及国际敌对势⼒，
对我国民族地区团结的政治局⾯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加强反恐演习，训练，提⾼反恐能
⾮传统安全问题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意义
⾮传统安全指的是⼈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说，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类整体⽣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融安全、⽣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私排法移民、海盗、等。
⾮传统安全问题有以下主要特点：⼀是跨国性。⾮传统安全问题从产⽣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不仅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且是关系到其他国家或整个⼈类利益的问题；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且可能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是不确定性。⾮传统安全威胁不⼀定来⾃某个主权国家，往往由⾮国家⾏为体如个⼈、组织或集团等所为。三是转化性。⾮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传统安全问题⽭盾激化，有可能转化为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段来解决，甚⾄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四是动态性。⾮传统安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例如，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某些流⾏性疾病可能不再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威胁；⽽随着恐怖主义的不断升级，反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主权性。国家是⾮传统安全的主体，主权国家在解决⾮传统安全
问题上拥有⾃主决定权。六是协作性。应对⾮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国际合作，旨在将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
⾮传统安全问题是由所谓"低级政治"因素引发的社会与⾃然、社会与⼈以及⼈与⼈之间关系上的⼀般性问题.它的出现使国际关系主旋律发⽣了变化，对其基本理论提出了挑战.诸如：提出树⽴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问题；国家利益和全⼈类共同利益的双重价值标准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和近期⽃争新⽬标问题;⽤真正独⽴⾃主的和平外交⽅针取代具有统⼀战线特征的国际⽃争⽅式的问题；摒弃冷战思维，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国家的外交宗旨问题等等.加强此类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国家科学的安全战略具有⼗分重要的意义.
在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建⽴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和各国⾯临的⼀个紧迫问题。⾮传统安全问题给国际安全合作带来许多新的因素，需要国际社会对当前国际安全中的许多问题重新认识，树⽴新理念，寻新⽅法，解决新问题。
就安全观念⽽⾔，⾮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都属于综合安全范畴，是综合安全概念的两个基本⽅⾯。相对于传统安全来说，⾮传统安全的内涵和影响更为多样和复杂。过去，⾮传统安全问题在⼈们的安全观念中常被置于次要地位，没有受到⾜够的重视。
⾮传统安全问题给各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挑战使国际安全合作⾯临许多新问题。直⾄不久前，国际安全
合作⼀直以应对和解决传统安全威胁为主。这种安全合作在应对⾮传统安全问题时，其安全理念、合作形式与具体措施都有许多不适应，⾄少需要在四个主要⽅⾯进⾏调整和更新。
(⼀)国际社会需要树⽴新的安全观念，更加注重共同安全。迄今为⽌，许多国际安全合作⼀直处在⼀些旧安全观的影响甚⾄⽀配下。在国际安全的新形势下，旧安全观在应对威胁与挑战⽅⾯存在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旧安全观⼀般只注重国与国之间的传统安全问题，因此往往以国家为单位来划分敌友界限，合作成员国相互间常以结盟等⽅式搞集体防卫或集团安全，注重以威慑、遏制等⼿段来制约潜在对⼿。这种安全观习惯于从“零和”游戏出发来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安全问题，经常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实现部分国家⾃⾝的安全，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这种安全观与合作⽅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安全领域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尤其是难以适应⾮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传统安全威胁的超国家、超地区特征要求重新认识国际安全合作。由于⾮传统安全领域出现的许多威胁都不是仅针对个别国家的，⽽是⼤多数国家共同⾯临的问题，因⽽⾮传统安全威胁使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了⽽不是减少了，为在国家之间培育共同安全意识提供了客观基础。因此，国际安全合作要加强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个重要前提是应在安全观念上淡化排他性的安全合作，强化共同安全，通过加强国家间的对话与协作，建⽴防范和解决传统与⾮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安全新体系。
(⼆)国际社会必须从共同安全出发，切实推进和发展合作安全。许多⾮传统安全问题是对全⼈类的挑战。应对这样的威胁，没有国际社会的通⼒合作是不⾏的。即使是最强⼤的国家也⽆法单靠⾃⾝的⼒量
应对这类问题。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点，九⼀⼀事件后，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虽仍带有⼀些单边主义⾊彩，但布什政府同样也认识到加强同其他国家合作的必要性。这为美国同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许多⼤中⼩国家改善关系提供了契机，使⼤国关系进⼊良性发展阶段成为可能。有关国家应注意保持和维护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势头，逐步使其机制化、规范化，加强合作的效⼒，以便更好地应对各国共同⾯对的各类安全问题。
(三)处理当前国际安全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传统安全问题，应特别注意标本兼治的原则。⼤多数⾮传统安全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态问题、⾼危传染性疾病等，根源极其复杂，靠任何⼀种单⼀措施(如军事⼿段)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必须依靠多种措施的相互配合，才能实现有效治理。例如，在反恐问题上，国际合作的实际效果⾄少取决于三类措施的相互配合：
⼀是打击措施，即以强制⼿段摧毁⽬标明确的恐怖主义组织和⽹络。军事⼿段在这⽅⾯可能会起某种主要作⽤，但也常常离不开司法、安全、情报、⾦融等部门的通⼒协作。
⼆是防范措施，即对仍处于隐蔽状态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加以预防和限制。在此，军事⼿段不起主要作⽤，更重要的是国际和各国内部依据实际情况，在司法、社会治安、情报和⾦融等领域采取综合防范措施。⾮传统安全指的是：
三是治理措施，即从源头上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滋⽣因素逐步削弱、转化和清除。这主要依赖于国际和各
国内部的社会政策，军事等强⼒⼿段在这⽅⾯只具有次要作⽤。⾸先要减少和改变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因素，特别是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南北贫富差距⽇益拉⼤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改变不公正的国际经
济旧秩序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义务，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的内部治理。其次要努⼒促成⼀些地区冲突问题获得公正解决，从政治上减少诱发国际恐怖主义的因素。再次，还要从⽂化和思想上遏⽌国际恐怖主义。当前的反恐⽃争在很⼤程度上也是⼀场思想⽃争。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泛滥，不仅是由于恐怖主义组织⽹络庞⼤，更重要的是因为恐怖主义正在作为⼀种⽂化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当代恐怖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种⽃争⼿段，⽽且在精神上被赋予某种使命感，在道德上被赋予正义⾊彩。不在思想⽂化上清算恐怖主义，就⽆法铲除恐怖主义的⽹络，因为这种⽂化能够不断衍⽣新的恐怖主义组织。这种状况与西⽅⽂明特别是美国⽂明未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同世界其他⽂化之间的关系有密切联系。因此，反恐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西⽅国家在⽂化⽅⾯重新审视⾃⼰的⾏为和政策。
(四)国际安全合作还应增强综合安全意识，注意防⽌各类安全问题特别是⾮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相互转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种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综合安全的意义⽇益突出。加强综合安全意识，⽬的在于兼顾各种安全问题的保障，避免或减少某⼀类安全问题引发另⼀类安全问题的可能。国际安全合作应注意避免⾛偏，要努⼒促使各类安全保障措施相互促进，尽⼒避免各类安全威胁相互转化。当前强调⾮传统安全问题的意义，并不意味
着传统安全问题不重要了，反之亦然。⽬前，特别容易引发⾮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因素之⼀是武器扩散问题。武器扩散本来是传统安全中的⼀个重要问题，现在与国际恐怖主义因素联系起来，也成为⾮传统安全中的⼀个严重问题。应对这个问题，要对其在⾮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影响进⾏综合考虑。既要充分重视⼤规模杀伤性武器落⼊恐怖主义分⼦之⼿的严重后果，也要注意在具体应对措施上维护和遵循有关国际准则，要防⽌借此推⾏国际霸权主义。
中国进⼊市场经济之后，其发展已⽇益依赖于世界。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不对已融⼊世界的⾃⾝利益，从⽽对⾃⼰的海上通道安全即海权问题有所关注。当中国开始⾛向世界时，就免不了与世界霸权发⽣⽭盾。但太平洋战争及冷战时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亚地区太，只有中美联⼿，才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从长远的战略层⾯上说，中美关系是亚太任何国家都难以取代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接受中国的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
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个⽆法战胜的对⼿，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
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正是中国既要崛起⼜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在许多场合，⼈们往往把国家的“领⼟边界安全”及“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概念混淆使⽤，往往把⼀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边界的扩张，因⽽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常不对的。事实上，这是既有
联系但⼜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个进⼊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领⼟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如，美国领⼟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因⽽它的国家安全边界⼏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边界与美国差不多⼤⼩，但与美国相⽐，由于中国海外军事⼒量严重不⾜，因⽽在中美冲突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之外，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泛地融⼊世界。民族国家⼀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关⼼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为。假设国家领⼟是⼀个常数，领⼟边界安全则是⼀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限的变数：国家领⼟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度和深度；⼀国领⼟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边界安全的系数⽐值⼤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较安全；如果⼩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安全状况。⽐如⽬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如瑞⼠就是这样。
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也觉得影响了⾃⼰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边界安全系数增⾼。中国⼈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直保持⾄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领⼟。当然，⼀国的国家安全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的对⼿⽽⾔的，⽐如排除美国的因素，印度在南亚的国家安全值是⾮常⾼的，但若印美之间冲突，印度的国家安全值则相对要⼩得多。因此说，⼀国的安全，取决于他国，尤其是⼤国对该国安全边界的具体规定，⽽不取决于该国政治家⼀厢情愿的想像。
领⼟边界安全必须要有⼀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产⼒，⽽要维持这样的⽣产⼒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来的就是失去南沙岛，⽽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个⼤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外延空间。正因此，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便发⽣了不可调合的冲突。
美国⼈对中国批评和赞扬兼⽽有之，其实美国是在按⾃⼰的需求在描写中国，这正如中国⼈也在按⾃⼰的理解来赞扬和批评美国⼀样。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个怎样的中国呢？
有许多⼈以为，美国⼈不希望中国发展，也有⼈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强⼤。这都不准确。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他希望中国最好就在你国内发展，尽管你⽣产⼒变得强⼤了，你吞吐资源的胃⼝变⼤了，但美国⼈只允许你在⾃⼰家⾥吃的；等到没有东西可吃了，你就只有吃⾃⼰(的资源)。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的资源吃光了。美国则不同。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在中国，现在⼤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已达到极限。⽐如沙漠的蔓延、⽣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美国则放着⾃⼰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产⼒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个剪⼑差，差值越⼤，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的海权。在这⽅⾯，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中国应当积极准备迎接⾼科技战争的挑战
⽬前有⼀种观点，即把是否发⽣世界⼤战作为战争与和平的标准，认为只要不打世界⼤战，和平与发展就应当是时代的主题。且不说，世界⼤战出现之前的时代如何判断，也不说古罗马奴⾪与奴⾪主之间的和平，是否是真正的和平，现在的问题是⾃从有了核武器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战就⼏乎不会再发⽣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战争的双⽅都将同归于尽。但战争形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未来的战争形式更多的是有限战争，是快速打击。⾼科技条件下的有限战争的成败将决定着21世纪国家的命运。
建⽴在⾼科技基础上的有限战争⽽不是世界⼤战将是未来世界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具有远程打击和卫星制导技术的时代，像过去那种⼤规模的诺曼底登陆式或克劳塞维茨式的主⼒决战，将在今后的⼤国冲突中成为历史。卫星制导意味着准确，远程打击则可以超越敌⽅陆军控制的地理空间。这两点使战争发⽣了⾰命：⼈⼒的作⽤将让位于技术⼒的作⽤；攻击⽅不需要⼤规模的⼠兵突⼊就可以有效打击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都因不能有效地赢得英国在海上和⽇本在空中的军事挑战，⽽使我们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现在，历史⼜把中华民族再次送到⾼科技战争的⾯前，中国要积极迎接这种新式战争的挑战。
根据冷战时的经验，⼤国之间的冲突有两种，⼀种是“掰⼿腕”即局部和间接军事试探，⽐如说美国把中国⼤使馆炸了，叫“误炸”，然后说抱歉，但其真正⽬的是⽤间接的⽅式让对⼿明⽩并被迫默认美国的安全边界所在；另⼀种就是代理⼈战争。⽐如20世纪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未来⼤国
间冲突也主要是采取这样⼀种间接形式⽽⾮直接宣战的形式。在这些战争中的成败往往决定国家的成败。现在对中美⽽⾔，双⽅⽭盾的关键就是海权问题。海权问题的核⼼就是海军问题。海军是⾮常专业化和科技含量⾮常⾼的军种。中国海军不能再是“旱鸭⼦”，她是⼀定要携带导弹并伴着外层空间运转的中国卫星远航，并在远航中推展我们的安全边界。当代中国海军⼀定⽽且必须像19世纪末美国海军⼀样，也要有⼀个快速的和⼤规模的发展。中国的未来系于现代化的海军；中国的命运系于现代化的海军。
国际关系是⼀种⾃然的关系，⽂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种国家暴⼒)保障的地⽅发⽣；国际间⽂明也只能在实⼒对等的国家间发⽣。弱⾁强⾷是国际⽃争铁的法则。弱者是有权利但⽆能⼒享受有保障的⽂明的。19世纪80年代，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都很弱。就在清政府⼤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达到了世界第⼆。其发展之所以迅速，是因为它⾯临着并且必须打破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在当时，冲出霸权关乎美国的命运。结果是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被⽇本打败并从此失去台湾，⽽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靠种地吃饭，因⽽⼤家往往认识不到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但等你失败以后再认识到这个问题，为时已晚。国家失败之后的那种感觉，那是语⾔所不能表达的。南宋时期中国哲学出现实学之风，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对北宋时期学界脱离实际的空谈导致⼤宋王朝倒在北⽅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的事实痛⼼疾⾸；同样也正因为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王明的左倾空谈所导致共产党的两次⼤失败，⽑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才提出“杜绝空谈”和“实事求是”的⼝号。实践的失败往往是认识变⾰的开始，进⼊市场经济后的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会有⼀个⾯向世界、⾯向未来和⾯向现代化的⼤变⾰，但愿不要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有⼈说，⽣产⼒上去了，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就强⼤了。但⼋国联军进⼊北京城的时候，清王朝的财富拥有量在当时的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海权理论创始⼈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
0-1914)把话说得再明⽩不过了，他说：“武
⼒⼀直是思想将欧洲世界提升到当前⽔准的⼯具。”[6]历史经验表明，安全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确实就是军事问题。只要综合国⼒拉得不要太远，安全，尤其是主权安全主要是靠军事实⼒来保卫的。这⼀点，⽑泽东看得透彻。1950年，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泽东做了两件对未来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意义的⼤事。第⼀件事是进军西藏。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1947年印度独⽴，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决战。试想⼀下，这时在中国军事⽆⼒西顾的时候，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若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发⽣，其后果将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第⼆件事是，就在同⼀年⽑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的中华⼈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的对华政策⾛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林都对新中国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中国在万隆会议上那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7]⽬前，中美将在台湾问题上再次交⼿，我们应当知⼰知彼，从最坏处准备，往最好处努⼒。
在军事准备⽅⾯，今天的中国⼈应该好好回味⼀下⽑泽东批评陈独秀放弃⾰命武装做法时说过的那句名⾔：“⾰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章”。如果我们将这个思想运⽤于国际政治⽃争领域，也会发现：国际政治也不能只仅是请客吃饭和作⽂章。对⼀个国家⽽⾔，它应当是实⼒，尤其是⼀个国家靠得住的⾄
少是可以还⼿的军事实⼒。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出路的研究⼀下当年美国崛起的经验就会发现，迅速提升强⼤的国防⼒量，特别是海军⼒量，是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英国和西班⽛曾在海上封锁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如果当时美国逃避挑战，不去主动迎接与英国和西班⽛的冲突，它就不会有今天的局⾯。美国和英国，英国和西班⽛没有⼀个不是打出来⽽是让出来的。中国在这件事上也不能例外。与⼤⾃然优胜劣汰的原理⼀样，对⼤国成长的历程⽽⾔，有些战争可能是想回避也回避不掉的。
⽬前看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哲学似乎⾛到⾮强⼒则不能实现飞跃的“关节点”。这⽅⾯，⽬前中国⼈尚未达成共识，但问题是我们已有了俄国⼈的经验，从⼽尔巴乔夫到普京，俄国⼈为了这个“共识”曾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丧失了多少宝贵的历史机遇。当时美国⼈特别赏识叶利钦，⽽叶利钦则在20世纪的最后⼀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情请求⼈民原谅。
做学问总应当是实事求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讲的是国家利益，⼀厢情愿的“价值判断”迎来的结果⼀般都是冷酷的。⽬前中美⽭盾是国家现实利益⽽不是长远利益的冲突。现实利益在多数⼈的眼中，总要重于长远利益。卡特总统想的是⼈类的长远利益，却被勃列⽇涅夫的现实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打得落花流⽔；⼽尔巴乔夫想的是长远利益，但与美国现实主义交⼿后，迎来的却是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各国⼈民的艰难。即使如此，美国⼈也并未就此罢休，它反倒变本加厉实⾏北约东扩，继⽽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现在⼜调头直逼尼克松曾请求联盟的中国。台湾和南沙岛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但美国⼈并
不⼗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边界接近重合，这本⾝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油和天然⽓的稳定供应。美国军事介⼊阿富汗的直接后果之⼀就是从上游源头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进⼝线路。马汉有⼀句话说得⾮常好，他说：“⼀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8]中美撞机事件就发⽣在中国经济发展重⼼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发⽣在中国⽯油进⼝的关键地区，⽽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21⽇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你独占鳌头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来临并到⽅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但中国尚未真正崛起，因此，我们在往最好处努⼒时，不能不作好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非传统安全包括哪些内容中美终究是朋友，但美国⼈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
但是，太平洋战争及冷战时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太平洋洋⾯上，只有中美联⼿，才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从长远的战略层⾯上说，中美关系是亚太任何国家都难以取代的战略伙伴和朋友的关系。但在
美国⼈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看看⽬前的七国集团，其中⼤多数都是打进去的，⽽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的。从中国未来⼤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量，它只需要在全球范围，⾄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卫的⼒量。但从美国的⾓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打不败的对⼿，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有些⼈认为顺着美国就是朋友，但美国往往以顺从者⽐如蒋介⽯、吴庭艳、⼽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为最后的牺牲品，⽽以真正打不败的对⼿为朋友。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的起点。没有实⼒的朋友最后为有实⼒的朋友所抛弃，⽽有实⼒的对⼿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为规律。就像尼克松认识⽑泽东时期的中国⼀样，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个⽆法战胜的对⼿，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若从中美对抗最坏的结果看，除⾮中国⾃废武功或陷⼊清末式的内乱，根据20世纪初及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及当代美国⾃⾝的国家利益分析，彻底和绝对地肢解中国并不是美国的外交⽬标，因为这意味着⽇本、俄国和印度将填补这块政治真空。[9]周边某些国家和的某些政客的愿意看到中国彻底分裂，李登辉还提
出“七块论”，认为中国应当被肢解为以台湾为腹地的七个部分，中华民族应当为各地区的新⼈所替代。[10]⽽美国只是要⽤有限分裂即促使中国国内某些地区实⾏“⾼度⾃治”或“分⽽不离”的⽅式瘫痪中国——这是军事“瘫痪战”的政治运⽤。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国的崛起；防⽌亚洲地区出现⼀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
的国家。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因为欧盟只能在分⽽不散中“融合”⽽不能统⼀，融合本⾝就不⾜以形成挑战美国的⼒量。所以布热津斯基就认为欧洲不可能强⼤到挑战美国的地步。如中国被彻底解体，亚洲就可能会出现类似欧洲中世纪曾出现过的⼤混乱时期，这对世界⽽⾔，这将是⼀场灾难。从地缘⼒量对⽐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那分⽽不散的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问题是，⽬前的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以在东⽅再⽀撑⼀个新“欧洲”出现；如中国持续保持快速发展，世界资源不⾜的⽭盾⼜会加速激化中美或我国内部各类⽭盾。对此我们应有⼀个清醒的估计，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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