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6期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
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刘青尧
【内容提要】安全化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必经过程。在非安全领域的问题能够造成(潜在)威胁并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程的前提下,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本国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以及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决定该国是否将该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家有关自身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是核心因素。英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安全化上的行为表明:若某非安全领域问题具有全球性,那么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距离可以等同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较大威胁,那么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受到较大威胁,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威胁较小,这将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未受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小。第二,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受到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大。为了限制国家在安全化行为上的反复变化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的障碍,联合国可以通过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促使气候变化“集体安全化”。
【关键词】安全化;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气候安全
【作者简介】刘青尧,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上海邮编:200433)。
【DOI】 10.14093/jki10-1132/d.2018.06.007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4X(2018)06-0130-22
* 衷心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2018年第6期
气候变化是非传统安全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甚至产生了“气候安全”这一新的概念。气候变化是指“在可比时期内所观测到的自然气候变率之外的直接或间接归因于人类活动改变全球大气成分所导致的气候变化”。①
该问题本质上属于生态环境领域,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引发了人们对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问题的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系统效应促使人们将其与安全、经济、能源等其他领域相联系。具体而言,气候变化产生的广泛影响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边界冲突;(2)移民;(3)能源供应;(4)社会压力;(5)人道主义危机。② 进入2000年之后,通过国家采取的安全化的行为,气候变化问题被纳入安全议题范畴,成为非传统安全的一部分。
非传统安全包括哪些内容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在同一时期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安全问题,即使国家在某一时期将气候变化纳入安全领域,也可能在另一个时期将其划入其他领域。为什么气候变化会被有的国家选择并进行安全化,而其他国家并不如此?对此,本文将结合安全化理论与国家行为的归因理论,通过比较分析英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安全化行为,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 关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反思
在冷战后的安全研究文献中,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产生与扩大通常被认为是安全概念内涵的扩展、安全议程的种类与数量的增加、新的安全观念相继涌现等结果的重要背景与必要条件,进而导致国际行为体处理安全问题方式的复杂化与综合化。从主观认知出发,国家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影响着其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判断,进而决定自身战略行为的选择。同时,安全观念的不断更新使得国家对非传统安全与安全环境的认识发生转变。客观上,冷战后,非传统安全的确给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这种威胁不同于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其跨越边界的特性,对国家独立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带来了挑战。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新的安全政策与行动以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
事实上,不同种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否真正属于安全问题值得反思。具体而言,从安全视角审视并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是否是一种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从其他领域的问题转变而来,因此行为体需要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即哪些问题应该被转变为安全问题?很显然,非传统安全问
①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ited Nations, 1992, p. 3.
②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United Kingdom Concept Paper for a UN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 V ol. 33, No. 2 (June 2007), pp. 422-423.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题的形成是一个主观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的建构过程。但是,在有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诸多研究中,很少对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进行追问;相反,更多地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安全问题被习惯性地划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然而,不同国家在同一个问题上采取的不同态度与立场,正是对这种“理所当然”的挑战。
对此,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对于理解非安全领域问题如何被转化为安全问题有重要启示。但是,在非传统安全的形成过程中,行为体对问题挑选并进行安全化的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解释。乔治斯·卡里奥提斯(Georgios Karyotis)与斯特拉托斯·帕里基欧斯(Stratos Patrikios)认为,在安全化的研究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即“谁在何种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成功地‘制造’(do)或‘提及’(speak)了安全,产生了何种效应”。① 这一问题涉及安全化研究的四个方面:(1)安全化的主体,即谁采取了安全化的行为或推动了安全化的进程;(2)安全化的对象,即什么问题被安全化;(3)安全化产生的条件,这包括安全化产生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4)安全化的效果,涉及对安全
化主体及其行为、安全化的对象以及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其中,在安全化产生的条件中,客观条件包括全球的主流趋势,如全球化的进程、安全环境及其变化以及相关行为体的实力等。主观条件则主要集中在行为体上,例如行为体传统的安全文化、行为体对安全威胁、安全环境的认知等。由于国家是实施安全化行为的主要行为体,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国家为什么会选择某一非安全领域的问题并将其安全化。需要简要说明的是,一个非安全领域问题的安全化需要经历安全化行为的产生、如何被安全化以及是否能够被成功安全化等不同阶段。本文要研究的是第一个阶段,即安全化行为的产生。
二 安全化行为产生的既有研究
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与奥利·维夫(Ole Wæver)指出:“把某种东西叫做安全问题或威胁,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改变了这个问题,并因此开始进入了安全化的政治进程,独特的安全态势由此启动。”② 这是一个“由发言人和听众通过体共识一起构建出某问题属于安全问题的认识的过程。当听众接受了这一安全化行
①Georgios Karyotis and Stratos Patrikios, “Religion, Securitization and Anti-immigration Attitudes: The Case of Gree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 ol. 47, No. 1 (January 2010), p. 44.
②[英] 巴里·布赞、[丹] 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2018年第6期 为时,这一问题就被安全化了”。① 因此,安全化被界定为是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被包含进一个主体间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施动者以及施动者做出某种行为的目标。施动者的目标并不是被动接受施动者的行为,而是存在双方互动的过程。
除了施动者及其受众目标,安全化的产生还需要一个必备环节——选择将被安全化的议题。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中,议题的选择通常是国家深思熟虑的结果。分析国家议题选择的原因,实际上是对国家安全化行为进行的归因解释。在既有文献中,关于解释国家为何选择将某一非安全领域议题进行安全化的观点并不多,通常是作为问题研究的背景进行介绍。对于国家选择该议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因素:某一非安全领域的问题给国家安全造成的客观威胁、国家对这种威胁的认知、国民对这种威胁存在的恐惧以及议程设置与安全观念的转变等。
首先,非安全问题产生的客观威胁是安全化产生的必要条件。布赞与维夫等人提出:当一个问题对指涉对象造成了存在性的威胁时,这个问题就会被安全化。杰弗里•德波尔科(Geoffrey Dabelko)在研究气候变化对安全造成的影响时,使用“直接”(direct)与“间接”(indirect)的术语将这种潜在影响进行分类。这种分类建立在气候变化给“国家能力”与人口的基本福利带来的潜在挑战上,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② 从直接的角度看,气候变化是一个安全问题。从间接威胁来看,奥意尔·布朗(Oli Brown)与安妮·汉密尔(Anne Hammill)等人认为,气候变化会造成安全影响,是因为它对造
成国家间冲突的现存因素的恶化产生了威胁。③ 然而,丹尼尔·多德尼(Daniel Deudney)反对将环境问题与国家安全相联系。他认为,在一些案例上,从安全的视角来界定环境问题是事与愿违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1)安全途径是短期的,但环境恶化似乎是长期的;(2)安全政策所鼓励的“我们反对他们”并不能与环境恶化的因果联结相匹配。④ 同样,劳埃德·佩蒂福德(Lloyd Pettiford)指出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将所有对人类幸福
造成的威胁都视为对安全的威胁,就像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会成为“安全关切”。他
①Shirley V. Scott,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How Close Have We Come and Would Full Securitization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 ol. 21, No. 3 (November 2012), pp. 220-230.
②Geoffrey D. Dabelko, “Planning for Climate Change: The Security Community’s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limatic Change, V ol. 96, No. 1 (2009), pp. 13-21.
③ Oil Brown, Anne Hammill and Robert Mcleman, “Climate Change as the ‘New’ Security Threat: Implication for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 ol. 83, No. 6 (November 2007), p. 1143.
④Jef Huysmans, “The Question of the Limit: Desecuritisation and the Aesthetics of Horror in Political Re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 ol. 27, No. 3 (1998), p. 573.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强调不同的议题领域与传统安全之间存在的潜在联结,认为这可能更有助于发展一个更广泛的安全研究领域。①
其次,对国家而言,采取安全化是由于国家需要证明安全威胁确实存在以及相应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当给一个议题贴上“安全问题”的标签,被视作“现存的威胁”,以需求证明尽管采取极端的方式予以应对也是合理的。② 除了议题本身具有能够产生安全威胁的可能之外,不同议题带来安全威胁的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为体的选择。维夫与布赞等人提出,由于一些问题带来的威胁更具紧迫性,因而在议题设置中,相比起其他问题带来的威胁更具优先性,进而更容易成为安全话语的核心。但是,存在性的威胁受到了部分建构主义学者的质疑,他们提出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威胁是被建构的,但实际上它们并不存在。③ 在非安全领域问题能够带来客观威胁的前提下,国家对这些威胁的认知,也能够影响国家对安全化议题的选择。卡林·菲尔克(Karin M.Fierke)指出,九一一事件以前美国只是将恐怖主义看作是一种犯罪活动,很多其他的国际行为体对恐怖主义采取同样的态度。但是,九一一事件之后,恐怖主义成为对美国的一个存在性威胁,其严重程度被界定为已威胁到美国人的生存,
并将美国的认同置于危险境地。④ 此后,反恐便处于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马克·索尔特(Mark B. Salter)与詹妮薇芙·皮谢(Geneviève Piché)认为,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线被称为“最长的不设防边界”,为了保护两国间的贸易与旅游往来活动,处理如走私、非法移民等一系列违法活动,双方在1995年签订《共同边界条约》(Shared Border Accord)。然而,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加共同宣布一个联合承诺,即将它们共同的边界安全优先化。⑤再次,国民对某一非安全领域问题的恐惧也会促使国家考虑将该议题安全化。卡里奥提斯与帕里基欧斯在研究希腊移民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指出希腊是移民较多的国家,国内种族成分复杂。但是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多,公众对此感到焦虑并因
① Lloyd Pettiford,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Security in the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V ol. 17, No. 2 (June 1996), p. 301.
② Michael C. Williams, “Modernity, Identity and Security: A Comment on the ‘Copenhagen Controversy’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 ol. 24, No. 3 (1998), p. 435.
③ K. M. Fierk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p. 108.
④ K. M. Fierk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p. 116.
⑤ Mark B.Salter and Geneviève Piché, “The Securitization of the US-Canada Border in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 ol. 44, No. 4 (December 2011), pp. 930-931.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