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与孔子比较
对二者进行比较，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因而意义十分重要。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的地位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二者是相似的，他们堪称是同时代又同样强大的文化背景下的典范人物。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生活境况有几点惊人的相似:
1、他们生活的时代相距不远，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只比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年)早出生80年;
2、二人均出身低微，非名门望族。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接生婆。孔子的父亲虽然是贵族，但却很贫穷，因此没有社会地位；
3、二人虽然都结婚建立家庭，但是可能都没有通过婚姻而建立起牢固的家庭关系。家庭对他们均不重要，相反却与弟子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4、二人均不重视物质上的享受和成功，因此能够承受罢官、嘲讽和批评。然而苏格拉底的承受力可能要强于孔子，他不得不忍受同时代人拒绝其讲学和人生目标失败(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邦主的幕僚)的痛苦；
5、二人均生活在他们的国家(周朝和雅典王国)走向政治衰亡的时代;
6、二人均是被谋害的目标，理由是“腐化青年人”。孔子在公元前493年(宋国桓魋对他进行)的那次谋杀中
大难不死，而苏格拉底却成了谋杀的牺牲品：他没有对指控他腐化青年和亵渎神明进行辩护就被处以死刑，并且通过自愿服毒而很快自我执行。
然而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上重大区别在于，前者在家乡开办私学无非是迫切希望作为影响力很大的诸侯的幕僚来实现其学说，从而改变世界，然而苏格拉底却没有自己的学校，他在大街或广场上同人们攀谈，与他们对话，从而使他们明白，他们所认为的那些固有的知识是多么不可靠。
接着，他们将思想与实践、知与行联系在一起，在求善、问善、迁善的道德实践中，至少共同涉及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以“人事”为哲学对象，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
在苏格拉底看来，思考世界本原、万物本性等间题的人是“愚蠢”的，哲学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事”，即人们的伦理道德问题，诸如什么是虔诚的，什么是不虔诚的；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什么是明智的，什么是不明智的；什么是治国之本，什么是一个善于治人者的品质等等。
同样，孔子对“人事”问题也极为关注，在孔子看来，同鬼神相比，首先应关心人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同牛马相比，也应首先关心人(曰:“伤人乎?”不问马)为此从哲学的高度作了深刻而平实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仁者爱人”的“人道原则”。
其二，以教育为主要事业，但不立文字、不事著作、不好为师。
以爱智著称的苏格拉底一生贯于以街头演说、谈话、讨论及辩论等方式传播自己的哲学观点，求得普遍的道德概念，并不断地劝说人们认识自己、潜心向善。
同苏格拉底一样，孔子一生也以教育为主要事业，可以说，孔子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开科授徒普及教育的行为。
其三，以兴亡天下为己任，冷眼时弊，热心治世，为所当为。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民主制由盛转衰的时期，时局的动荡，社会的腐败，使进人哲学反思的苏格拉底痛心疾首。虽然厌恶政治生活，但高尚的心灵却充满着治世的热情。
攀谈同苏格拉底一样，孔子也是热心治世的实践家。孔子一生事业在教育，理想却在治。开科讲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为社会输送政治才俊，从而改善社秩序。
其四，苏格拉底不为物役不畏权贵孔子则畏大人也爱财。
苏格拉底不畏权贵也不谋权贵，身裹破袍、整年光脚，当他看到繁华市场上那琳琅满目的货物时，却吃惊地说:“这里有多少东西是我用不着的。”是的，他用不着，因为他有智慧，而智慧是自足的。他到处宣称:“财富不能带来善，而善能带来财富和其他一切幸福。”
与苏格拉底不为物役不畏权贵的精神相反，孔子则“畏大人，也爱财”。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走进朝廷的门，谨慎恭敬，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一般，经过君主的座位，神情庄重肃穆，脚步加快，说话底气不足。如果国君有事传唤，孔子更是紧张，不等马车备好，就徒步匆匆而去。
其五，苏格拉底义无反顾，执着；孔子审时度势，变通。
在苏格拉底部公正处分临刑时，苏格拉底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的去路好，只有神知道。”一出哲学史上罕见的悲剧，就这样最终以哲学家的从容与豁达而收场。
与苏格拉底厌恶政治生活不同，孔子一直渴望直接参与诸候国的改革。所以到处官做，而且信誓旦旦:“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甚至还认为:“如果有人肯启用我，我兴许会使东周兴起来的。”可见，孔子政治思想
中有着鲜明的调和、妥协的特点。
总之，作为文化圣人的孔子，其人格却是平凡的：风尘仆仆传道，小心翼翼做人；能为别人着想也替自己打算，谨小慎微又随机应变，志向高远又衣食讲究。而与孔子的平凡人格比，苏格拉底的精神则闪烁着超凡脱俗的光芒，一生爱智求善、特立独行，不顺随传统也不阿谈权贵，生得清贫死得从容，显示出
了一个哲学家独特的人格魅力。所以，孔子与苏格拉底虽然堪称中西人本主义的思想始祖，但两人师表万世的具体意蕴却是不同的：孔子主要是以其教诫而不是以其行为影
响后世，而苏格拉底则主要以其行为，而不是以其教诫对后世发生影响。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个话最初可能是不太了解孔子的西方人讲的，但能说明这两位先贤具有可比性，例如：
一、苏格拉底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先承认自己一无所知，通过不断提问的方法，来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然后抛弃成见，重新展开思考。
孔子也讲：“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当年讲的话，现在都有很多种理解，但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就是孔子认为自己一无所知，遇到求问，只是叩其两端，以揭开本来就有的答案。
二、孔子重视正名，是第一个提出“正名”的思想家。以往哲学史都过于重视正名的政治意义，忽略其逻辑意义。正名应是确定名词概念的涵义，分别不同的名词的不同的涵义。同时，孔子也是第一个发明类比方法的人，像“举一反三”、“一以贯之”、“触类而长之”、“闻一知十”等等，后来墨子提出“大取”、“小取”，荀子提出“推类度类”，都是与孔子的发明分不开的。
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的成绩更是突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有两
个贡献应归功于苏格拉底，即定义和归纳法。看柏拉图的对话，苏格拉底与他人辩论之前，总是首先挖掘概念的含义和本质，让人们从认识事物的具体层面上升到一般层面。
三、孔子相信有人格意志的天，而且相信自己承受天命而有一种使命感。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没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末畏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当孔子在匡地被囚时，不知将来遭遇如何。但是他说周文王死后，一切周朝的文化不是由我来继承和发扬吗？如果天意要毁掉这个文化，我这个后死的人就不会和这个文化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天意不是要毁掉这个文化，匡地的人能把我怎样呢？他的使命感极具魅力，无论是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与孔子的影响密切相关。
苏格拉底也同样有强烈的使命感，把自己比喻成“牛虻”，说：“神专门将我分派到雅典，这个城邦类似于一匹高大的良种马，由于身躯过于肥硕，日趋懒惰，所以需要牛虻的刺激。神将我分派到雅典，就是让我来履行牛虻的职责。”他把自己和政府作对，看成是舍我其谁的责任，当法庭要求他放弃自己的工作，他宁死不屈：“不管你们是不是释放我，我都决不会改变我的行径，虽万死而犹不改！”
两者的相似点肯定还有，像他们都是诲人不倦、述而不作，但主要的应该就这些了。下面说说不同之处吧，因为无论在人生方面，还是思想方面，与相同点相比，不同点更多。兹拈数例：
一、孔子首先没有苏格拉底那样幸运，虽然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但所有弟子加起来也没有一个像柏拉图那样牛鼻的，他最喜爱的颜回又营养不良，死得比他还早，最后就只有薄薄一本《论语》来记录他的少量言行，而且还不全是他一个人的。
反观苏格拉底，他留下来的人生形象和思想内容就丰富多了，后人有目共睹：苏格拉底能够流芳百世，跟柏拉图是分不开的，甚至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柏拉图记录的苏格拉底，我们对他就不会有任何兴趣，苏格拉底之死也就成了抽象的符号，只有了解他的言行，才知道其伟大之处。如孟子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的死。但了解他为什么而死，才真正了解他的哲学。（可以参考《后人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误解》）
二、孔子非常渴望从政，并且做过鲁国中都宰，后来又东游列国，最后仕途无望才退而编书教学。
苏格拉底截然相反，在《申辩篇》中能看到，苏格拉底说他自幼就能听到一种召唤（call），它只会阻止苏格拉底去做某一件事，而不命令他去做什么。它曾阻止苏格拉底从政。苏格拉底反思说：“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如果我从政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我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却一生都在寻求从政的机会，曾经三下西西里岛，企望在叙拉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苏格拉底和孔子有一些相同之处但是因为中西方哲学本质的差别，他们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我分析一些
相同之处吧，一些是从网上搜到的，也许对你有些用。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很少涉及个人和社会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他转而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这让我想到苏格拉底的哲学与东方的孔子“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思想有微妙的相似之处。
苏格拉底的哲学同样有着与孔子相似的“救世”的思想。苏格拉底和孔子都认为只有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才能治理好整个国家。注重培养人的“德行”，并且以身作则，他们都是道德的典范。
但是，苏格拉底要建立一个严整而公平的城邦法律系统，以至于最后宁愿身死也不愿破坏雅典的法律；而孔子则寄希望于人们道德水准的提高，主张良好的道德风气使“民风淳朴”达到天下的目的。
对于“欲望”的态度苏格拉底与孔子也有相似之处。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要有道德就必须有道德的知识，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人们只有摆脱物欲的诱惑和后天经验的局限，获得概念的知识，才会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美德，而孔子也号召人们“克己复礼”才能到达真正的善，随心所欲不逾矩。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分水岭。苏格拉底之后人们真正转向“对人的哲学”的研究。可以说苏格拉底便是“西方的孔子”吧。
在年届七旬之际，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人生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70岁的孔子从政治转向文化，潜心于《春秋》的编纂等多项文化事业；通过传统文化的整理与提炼，孔子完成了为人间制定规则、确立准据、寻意义之使命，从而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与之不同的是，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并被判处死刑，在神意与公众意愿的冲突中，苏格拉底除了走向死亡，别无选择。中西圣贤在七旬之际的不同境遇，体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思想与文化。
一、70岁的孔子与70岁的苏格拉底
考究中西文化的源头，人们习惯于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就相同的方面来说，两位圣贤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地位大致相当，获得的尊崇难分伯仲，甚至都喜欢“述而不作”这种表达思想的方式——格言式的孔氏“论语”是孔门弟子整理而成的，论辩式的苏氏“论语”则是柏拉图、诺芬等人记载下来的，等等。不过，两位圣贤之间的差异更加引人注目：孔子曾“居庙堂之高”，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为了重返庙堂，曾多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国；苏格拉底始终安心做一个职业的雕刻技师，喜欢利用业余时间漫步雅典街市，自由闲适地人谈天。此外，孔子晚年的基本身份是教师，招收的学生比较多，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相比之下，苏格拉底的朋友比较多，在交往的过程中，平等的争辩随处可见，似乎并不享有孔子那样的尊严……。
倘若要就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异同做出全面的比较，显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因此，本文只想
讨论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两位圣贤在70岁时的境遇。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两位圣贤在年届七旬之际，无论是内心体验还是外在处境，都截然不同。简而言之，70岁的孔子自由自在、随心所欲；70岁的苏格拉底却受制于人、身不由己。
先看70岁的孔子。
按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享年73岁（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对于这段漫长的人生旅程，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一段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番话，显然是孔子在垂暮之年对自己的一生所作的一个简短的总结。然而，这又绝不是一份单纯的“个人总结”，相反，它对于历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都具有强调的示范意义与规范作用：一个人在30岁时应当站稳脚跟，在40岁时应当世事洞明而不至于迷惘，到了50岁，就应当知道上天为自己安排的命运，如果活到花甲之年，就要能够辨别各种话语的是非真假，等等。但是，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还是孔子在70岁时的心境：他感到，只要按照心里的想法去说、去做，就不会超越规矩。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东方圣贤在70岁前后的一个显著区别：在70岁之前，他只能实现某个单一的、具体的目标，譬如辨别真假、准位置之类；但是，年过七旬之后，他似乎就迈入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全新境界：心身和谐、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毋须掩饰、不用伪装、不必隐藏；不会犯规，不会出错，自在安详。再看70岁的苏格拉底。
那是公元前399年的春天，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原告包括三人，他们分别是悲剧诗人迈雷托平、修辞学家赖垦、民主派政治活动家安匿托士。他们控告苏格拉底犯有两项罪行：一是渎神或慢神，二是蛊惑败坏青年。为了审理这个案件，雅典城邦依法组织了一个包括501人的审判官团队。在审判过程中，先由原告方提出控诉，然后是被告苏格拉底做出辩护。接下来，由审判官团队就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281张赞成票对220张反对票，从而对苏格拉底做出了有罪判决。关于刑罚方式，原告的建议是处以死刑，苏格拉底的建议是——起先认罚1个命那，后来受在场朋友的怂恿，追加到30命那。最终的结果是，审判官团队决定采用原告的提议，判处苏格拉底死刑。[1]（P83-84）按照当时的惯例，苏格拉底原本可以免除一死。免死的方法也很多，譬如，在审判之前就流亡，这是当时比较常见的选择；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措辞温软，说些悔改的话，或追述战功，请求将功赎罪；要么自认充分的，以博得审判者的宽宥；或者在判决之后、执行之前的一个月内设法逃亡，等等。只要选择了其中的任何一项，苏格拉底都可以继续活下来。然而，这位70岁的老人没有做出其他选择，而是选择了死亡。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这位临终的圣贤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你们去活，谁的去处好，唯有神知道。”[1]（P80）这样的悲剧性结局，与孔子的“从心所欲”，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二、70岁的孔子为什么“从心所欲”
先看70岁的孔子为什么“从心所欲不逾矩”。
也许有人会认为，苏格拉底遭到指控，是因为三个原告平日受过苏氏的批评，怀恨在心，以控告作为报复的手段，因此，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缘于他树敌过多。然而，比较起来，孔子需要面对的论敌与政敌，恐怕并不比苏格拉底的对手更少吧，为什么孔子就可以“从心所欲”呢？
在孔子时代的言论界，盛行的是百家争鸣。孔氏学说作为一门显学，自然会招致广泛的异议。譬如墨子，就对孔子的儒学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诸如不信天鬼，“天鬼不悦”；坚持厚葬，劳民伤财，等等（《墨子"公孟》）。在《非儒》篇中，墨子还说：（孔氏）“盛饰邪说，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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