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文指要》论柳宗元的“大中”思想
《柳文指要》论柳宗元的“大中”思想
作者：***
来源：《关东学刊》2020年第02期
        [摘要]《柳文指要》是著名学者章士钊晚年撰写的一部解析柳宗元作品的学术专著。在《柳文指要》中，章士钊站在独特的立场对柳宗元重要的哲学思想——“大中”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分析。章士钊认为，柳宗元心目中的“大中”就是“道”，“道”的核心内容就是“利安元元”，有益于“世用”“民用”;“大中”就是处理事情要“当”“中”;“大中”就是中庸，在作文上体现为中和之美，等等。章士钊一生受柳宗元的“大中”思想影响很大。
        [关键词]柳文指要;柳宗元;大中;思想
        [作者简介]郭华清（1966），男，历史学博士，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州510006）。
        “大中”思想是柳宗元重要的哲学思想。“大中”，柳宗元又称为“中道”“大中之道”“中庸”“中正”
“时中”等等。有人粗略统计，一部《柳河东全集》，说到“中道”“大中之道”“中庸”“中正”“时中”等名词的有49处之多。可见“大中”在柳宗元思想体系中所占的份量。
        《柳文指要》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学术专著，洋洋百万余言，1971年出版以后，反响很大。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造诣的称之为“解柳全书”。作为一部解柳专著，《柳文指要》自然不会对柳宗元重要的哲学思想——“大中”思想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相反，《柳文指要》对柳宗元的“大中”思想非常关注，对其进行了很多论述。
        一、什么是柳宗元的“大中”思想
        什么是柳宗元的“大中”思想？笔者综合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探索和领会，认为柳宗元心目中的“大中”，主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1.“大中”就是“圣人之道”。柳宗元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日圣人之道，吾未信也。”柳宗元眼里的“圣人之道”是什么呢？就是尧舜孔子之道，也就是儒家的思想体系，这从柳宗元文章、书信中一再出现的“圣人之道”可以看出来。
他说：“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长行者也。”这些话表明，柳宗元眼中的“大中”即“圣人之道”，就是儒家之道。
        2.“大中”就是事事时时求“当”。“当也者，大中之道也。”“当”是柳宗元“大中”思想的核心，它要求“处事贵当”“唯求其当”“时其时”并能“通权达变”，对于不合理的制度或行动，应该通过“权变”，以图趋于合理和恰当。柳宗元在《桐叶封弟辩》中说：“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柳宗元认为，周成王因一句戏言在周公的敦促下，把一方土地封弟，这个记载不可信。在他看来，贤德的君主治理国家，施行政策都应根据实际情况达到恰当，如果有不恰当的行为和政策，就算改变十次也不过分。因此，他认为贤德的周公不可能教成王去做这件不恰当的事情。
        3.“大中”就是“利安元元”“辅时及物”。在柳宗元看来，服膺“圣人之道”，不是坐而论道，空谈心性，而是要以“圣人之道”为指引，尽心尽力做利国利民的实事。他曾经寄信给京兆许孟容说，自己早岁“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看来，他
早年就已立下了志向，不做以文取胜的纯粹文章家，要做能将“圣人之道”付诸实践、安邦济民的政治家。他曾经写信给好友吴武陵透露：“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他不将“圣人之道”挂在嘴上讲玄而又玄的大道理，或者形之于笔端做华而不实的文字游戏，而要将“圣人之道”灌输到处理每一件事情或政务中，做到事事、时时求其当，恰到好处，很有分寸，实现利国利民。柳宗元这一抱负一直没有改变。后来他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参加永贞革新，正是为了实现早年“利安元元”“辅时及物”的志向。
        4.“大中”就是“去大惑”。而“大惑”主要是惑于“天命”“天人感应”的迷信。因而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是以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体现出重视人事的、理性主义的精神。柳宗元写了一系列富于唯物主义精神的文章，如《贞符》《（礻昔）说》《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非國语》等。这些文章或者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奠基于其上的刑政制度，或者批判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明”迷信，强调以尊重自然规律和符合人性的原则施政，主张以提升人的价值、发挥人的作用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改造世界以及处理各项事务。柳宗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圣人之道”，实现事事、时时求其当。
        5.“大中”就是中庸之道。宋代的朱熹引程子解释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包含两层最基本的涵义：首先是“执两用中”。这就是指把握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取用其最恰当的状态，从事物的内在矛盾关系中，把握其稳定平衡的最佳状态。再就是“无过无不及”，维持事物的质的稳定性，把握保持这稳定性的“度”，既不是达不到，又不是超过。
        柳宗元非常推崇中庸之道。他曾因“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慕西门氏佩韦以戒”，作《佩韦赋》。该赋强调为人处事要“立大中”，做到刚柔相济、强弱相济、宽猛相济，认为纯柔纯弱、纯刚纯强、纯宽纯猛，皆背离“大中”原则，都要不得。他说：“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宽与猛其相济兮，孰不颂兹之盛德。”该赋鲜明地体现了柳宗元对中庸之道的向慕。柳宗元还在《断刑论下》中强调要经、权相济：“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认为经和权都是处理事情的两种方法。一般而言，“经”是指不变的常法或原则，如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等纲常;“权”是指根据具体实际，灵活地实行常法或原则。在柳宗元看来，“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纯“经”纯“权”都不行，只有将“经”和“权”结合起来，即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
的辩证统一，才能称之为“当”，才能把事情处理好，这就是“大中”。
        中和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柳宗元对中庸之道的向慕，其实是对这种中和境界的追求。柳宗元在《佩韦赋》中说：“韬义于中，服和于躬”，“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强调以“中”达到“和”，就表达了他这种追求理路。章士钊说《佩韦赋》这“四语最为眉目”，道出了柳宗元“大中”思想所包含的中和内涵。
        二、《柳文指要》视野中的柳宗元“大中”思想
        章士钊认为，“大中”思想是柳宗元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不打上“大中”的烙印，他一生治学、为官、交友以及修身、处事，处处都体现了“大中”思想的影响。因此《柳文指要》对柳宗元的“大中”思想非常重视，在书中许多地方提到了“大中”思想，并对其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1.柳宗元对“大中”有很多不同的表述。章士钊指出，柳宗元将“大中”有时称“中”，有时称“中道”，有时称“中庸”，有时称“时中”，有时称“中正”，有时称“宜”，有时称“当”，有时称“宜
当”。尤其是“中”“当”，是用来表达“大中”的两个关键词：“凡子厚文中，曰‘中’、曰‘当’，皆关目语”。
        2.柳文中“大中”就是道的代名词，在章士钊看来，柳宗元眼中的“大中”就是道，道就是“大中”。章士钊在《体要之部》卷三《断刑论》中说：
        盖子厚晚岁，得力于《春秋》者深，每喜以“中”或“大中”替代“道”，而别以“当”为“中”之互训语，如本文：“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此易言之，应作：“大中也者，当之道也”，是之谓互训。
        他又在《体要之部》卷四《桐叶封弟辩》中分析说：五常指的是什么
        子厚言道，与他文人同，但言道同时言中，谓必协乎大中者，始得谓道。盖子厚从陆淳治《春秋》，彼认为《春秋》之微言大义，在“章明大中”，《与吕恭书》言：“立大中者不尚异”，而在《桐叶封弟辩》之一小文，亦谓：“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此可见“道”字方出口，而下即以“大中”字乘之，子厚之意，乃谓道无往不叶乎中，而大中所在，亦即道之所在。
        关于柳宗元心目中“大中”就是道的观点，章士钊在书中的其它地方也多有阐述。
        3.柳宗元心目中的“大中”就是道，道的核心内容就是“利安元元”，有益于“世用”“民用”。章士钊指出，柳宗元眼里的“道”，不是虚无缥缈的空洞之物，而是实实在在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民众的东西，即具有现实功用性，而对社会和民众无益的，即使是所谓的圣人之道，都应当吐弃。章说：“子厚日：‘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盖子厚崇民至上，即圣人之道，有不便于民者，亦应在吐弃之列，反之，凡有益于民之用，不问其语言出白何人，举所推崇。于是吾人可得就此为道作达诂日：凡有益于民之用者曰道”。章认为，正是抱着“利安元元”的襟怀，柳宗元毅然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以求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
        4.柳宗元眼中的“大中”，就是处理事情要“当”“中”。章士钊指出，柳宗元思想中的“当”和“中”，就是为人处世也好，治国理政也好，治学论道也好，修身养性也好，以理性的态度，恰到好处地处理和践行，允当适中，无过无不及。章士钊强调，“中”首先是适应时代变化，如果处理事情不合时宜，时机未到而动或落后时代而行，那还能做到适当吗？所以“大中”首要之意就是要切合时代，相时而动、相机而行：
        中也者，将受时代性之变化乎？抑否乎？间尝论之，春秋时之所谓中，容在唐室视之，
未必为中;周公辅成王时之所谓中，容在永贞时视之，亦未必为中。夫如是，中与道，随时代之迁移，殆无法吻合一致也明矣。子厚于此，把定“中”字以为准的，凡切合时代，准情合理，而我诂为中者，纵令律之古所谓道，而有所出入，毋宁守中以合道，决不徇道以毁中。吾意子厚言道，与退之及宋儒之所职守，以及清桐城派之所谓义法，其不同处在此。子厚云：“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所谓不益于世用者，即指不叶乎中。果不叶乎中，即明白确定为圣人之道，亦不容不有变易，文人中具此胆识，千古殆惟子厚一人。
        这就是说，柳宗元心目中的“大中”，主张辅时及物要“适时”，即与时俱进，随时随地都能做出最适当的反应。章士钊这一解释是符合柳宗元的本意的。柳宗元说：“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咸宜，谓之时中。……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柳宗元这里的“时”，与“圣之时者也”的“时”同义，即与时推移，适应时代变化。
        5.柳宗元的“大中”思想，直接来源于中唐的新《春秋》学派代表人物陆淳（质）。章士钊认为，柳的“大中”就是儒家的“道”的另一种表述，“大中”来源于儒家无疑。章士钊说：“其所为《无姓和尚碑》曰：‘佛道逾远，异端竞起，惟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云峰寺和尚碑》日：‘师之教尊严有耀，惟大中以告后学是效。’此日中道，曰大中，
皆子厚所领会于儒学之深远大义，平生文字往复申述，不下百十次。”但柳的“大中”思想直接来源于中唐的新《春秋》学派代表人物陆淳（质）：“子厚笃信大中之道，其源出于《春秋》，为陆淳先生所讲授，吾已屡有记述。”章士钊这一看法是对的。中唐兴起了以啖助、赵匡和陆淳（质）学说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新《春秋学》的核心思想是“中道”，其精神實质就是主张“变而得中”，通权达变，把“兴常典”和“权制”统一起来。啖助认为《春秋》之作是为了“救时之弊，革礼之薄”。陆淳不墨守成规，善于变通，通经致用。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变而得中”“庶乎中道”等“中”“中道”概念。陆淳说：“问者曰：然则《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新《春秋》学派主张通过阐扬《春秋》微言大义和“大中之道”，革除时弊，不墨守成规，通过变通以求“贵当”。陆淳说：“予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著权制也。……圣人当机发断，以定厥中。”柳宗元概括了陆淳对于《春秋》学的理解和阐述，认为陆淳的主要贡献是“明章大中，发露公器”。吕温则说陆淳之学为“正大当之本，清至公之源”，“实欲以至公大当之心，沃明主之心，简能易知之道，大明主之道”。柳宗元与吕温为好友，都师从陆淳，对陆学了然于心，受陆影响至深。对这种影响，章士钊看得非常清楚：“子厚文中，屡标‘大中’二字以诂道，夫大中者，本之《春秋》大义，其说得自陆元冲。大中之
器用二：日经、日权，经、权合一，斯信于道。从容而言，又谓之当。当也者，大中之道也，自来文家，惟子厚有此语，以叶乎人心。”章士钊关于柳宗元“大中”思想来源于新《春秋》学派特别是陆淳的观点，很有见地。柳宗元自己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记述说：“京中于韩安平处，始得《微指》，和叔处始见《集注》，恒愿扫于陆先生之门。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人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未及讲讨，会先生病，时闻要论，尝以易教诲见宠。不幸先生疾弥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谬，不克卒业。”柳宗元在陆淳处“时闻要论”，并且受到陆的青睐，受陆淳学说的影响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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