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白籍、土断及其有关问题
万绳楠
自东晋以迄南朝，出现所谓黄籍与白籍，黄案与白案，选案黄纸与白牒，白贼等名称。解释不一，问题充斥。如黄籍与白籍：或谓土断后给白籍，则《晋令》何以说“郡国诸户口黄籍”？或谓土断后给黄籍，则《通鉴》胡三省注何以说：“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或谓“白”与自北南来的侨民有关，有“侨”的意义，则白案、白牒、白贼之白，又作何解释，是否都与“侨人”有关？凡此种种，都在不明白南朝“黄、白”的含义引起。本文旨在作一次考释，解决这些疑难。
一、从咸和二年对户籍的整顿看土断
《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有云：
白案“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在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
这是一段有关东晋社会经济史的极其重要的文字，未见前辈发掘。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苏峻之乱，文籍荡然
无存。成帝咸和二年，对户籍曾重加整理，经过这年整理的户籍，称为《晋籍》。所书详实，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从咸和二年（327年）起，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止此籍沿用了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因为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条征发，以致产生了“伪状巧籍”的问题。齐时患其不实，不得不设官检校。齐所检校的，仍旧是东晋沿用下来的《晋籍》。
抓住这条材料，参看其他材料，很多疑难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很多不同见解，均可得到澄清。
第一、黄、白籍问题。
《南齐书》卷三十四《虞玩之传》记齐高帝萧道成为校籍下过一道诏令，内中说到：“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经民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编户齐家，少不如此。”这段话是与《南史·王僧孺传》的话相衔接的。在《王僧孺传》中，齐所校为《晋籍》，在这段话中，齐所校为“黄籍”。黄籍就是晋籍。是晋和南朝包括有爵位的士人和无爵位的庶民在内的、“编户齐家”的、统一的户籍。
再看《太平御览》卷六O六《文部》二二《札》所引《晋令》之言：“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这也告诉我们晋籍是黄籍，籍中包括“已在官役”的人户，即属于役门的庶民之户。《晋令》只是未讲它还包括位宦高卑皆可依案的士族罢了。
如此说来，新《辞海》说的“黄籍多为官吏地主等免役户”，显然错了。
明白了黄籍是晋与南朝包括士庶在内的编户齐家的统一的户籍，也就可以明白白籍的性质。
《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说到过黄、白籍的分别。传中记范宁的话说：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汝渐久，人安其业，丘珑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士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各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
根据范宁的说法，户籍本来无黄、白之别，郡国诸户口，统统是黄籍。这与上引材料所说一致。因为中原丧乱，北人包括“君子”、“小人”(士、庶)，自拔南奔，流寓江左。江左曾为他们设置侨郡县以居之。起初，认为他们不久就可以返回北方，“故许其挟注本郡”。即
在户籍上夹注原来北方的籍贯，从而产生了所谓“白籍”。户籍因而有了黄、白之别。黄籍为土著居民所持，白籍为北方来的士、庶所持，即“侨人”所持。在这个意义上，白籍可谓之“侨籍”。凡持白籍的，因被认为是暂时侨居南方，故不编入侨居地闾伍之中，不须向国家交税服役。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土断”。
如此说来，新《辞海》说的“白籍多为劳动人民，负担赋税和兵役”，又错了。
第二、土断问题。
目前谈土断，都从成帝咸康七年(341年)的“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谈起。这是因袭《资治通鉴》。因为《通鉴》即从这次土断记起。而解释，又都根据胡三省注：“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我只见过一篇文章对“著之白籍”持异议，认为是“著之黄籍”。惜乎此文仍然是在谈咸康七年的土断，以致难以使人信服土断为著之于黄籍。要弄清土断问题，我以为必须从咸和土断着手。这是东晋最早的一次土断。如果不搞清楚这次土断，而纠缠于后来的咸康七年令文的解释，就很难乃至不可能对土断下正确的定义。
人们以为《陈书·高祖纪上》只有“咸和中土断”五字，因此这次土断是不可认识的。其实材料不少，问题在于是否全面占有，是否能将各条材料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互相发明。
上引范宁的话告诉我们，土断含义有三：一为“属户”，即变侨人为土著人户，编入当地闾伍之中。二为画一户籍，即取消“许其挟注本郡”的白籍，恢复“籍无黄、白之别”的旧制，统一为黄籍。三为“明考课之科”，即取消侨人享有的免税免役特权，与土著人户一样纳税服役。但有爵位的士族人户，可不服役。咸和土断是不是这样呢?
《南史·王僧孺传》的话，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咸和土断王国之门的钥匙。
土断的中心意义是画一户籍。《陈书·高祖纪上》说“咸和中土断”，《南史·王僧孺传》说咸和二年，整理出来一部包括士庶在内的统一的《晋籍》(黄籍)。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王僧孺传》说此年整理的《晋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且沿用到南朝。可见在这部《晋籍》中，包括了渡江南来位宦很高的“中州士女”。《陈书·高祖纪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那就是陈霸先的祖先丞相堟颖川陈康，被土断为吴兴郡长城县人。既然包括了渡江南来的王公以下的士族官吏，这部《晋籍》就是经过土断以后的包括侨旧、士庶在内的全国统一的户籍。而第一次咸和中土断的年代，也就可以确定为咸和二年了。因为整理户籍，必须和土断同时进行。否则，无从整理为全国统一的《晋籍》。
咸和二年经过土断整理出来的沿用到南朝的《晋籍》既是黄籍(见前)，则土断便是取消白籍，画一为黄籍。范宁的话于此得到证实。
从咸和二年整理出来的《晋籍》(黄籍)沿用到南朝宋、齐时代来看，咸和土断是一次相当彻底的土断。按北方士庶大规模自拔南奔，在成帝咸和元年以前。《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
扬州条说到：“自中原乱离，遗黎南渡，并侨置牧司在广陵、丹徒南城，非旧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这都是咸和元年以前的事。大批侨人，住在侨郡县中，持夹注北方原来籍贯的白籍，不交税，不服役，全部负担都落在土著人户即持黄籍的人户身上，这对东晋的政治稳定和财政收支来说，都是个大问题。土断以画一户籍，将
侨人纳入课户之中，势在必行。苏峻之乱，文籍无存，只是个契机而已。这次土断范围，包括咸和元年以前所有渡江南来的北人。在这以后，虽然仍有北人南来，但规模要小得多。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次土断整理出来的晋籍(黄籍)，基本上定型，可以沿用下去。
明白了咸和二年的土断，也就可以明白咸康七年的“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的意义了。
自咸和二年(327年)到咸康七年(341年)是十四年。在这十四年中，未见流民大过江。从
令文本身来看，着重的是“实编户”三字。这实际是对咸和二年土断的一次核实。当然，在检查中，发现还未土断、还未改易白籍为黄籍的王公、庶人，是要土断的，要把他们的白籍改正为黄籍的。这就是令文中“皆正土断白籍”的含义。正字与实编户的实字同义，即核实、质正之意。
胡三省为什么会对咸康七年的含文，作出错误的解释呢?因为《通鉴》没有记述咸和二年的土断，胡三省不知道在咸康七年以前，已经有了一次土断，而且包括了王公以下的官吏在内。他把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当作了第一次土断，实字、正字的含义本来是易解的，对他来说，反而难解，竟以“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为释了。胡注尚有“宋齐以下有黄籍”之言，表明他把晋籍(黄籍)认为是白籍。这又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说明胡三省对黄、白籍并未深入研究，我们岂能盲从?
咸康令文明白提到“王公以下”皆须质正土断和白籍的问题，又一次证明咸和二年的土断包括了中州士女。
土断、画一户籍的目的，是要叫侨入纳税服役，士族既然是土断的对象，那么，他们在土断后，虽可不必与庶人一样，“怀下役之虑”，但必须交税。孝武帝时，有“王公已下口税三解”之制〔l〕。王公要交税，当然不是从孝武帝开始，而是从咸和二年第一次土断开始。西晋有荫亲属之制，官吏和他们的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世，都可以免税。土断是对西晋税制的一次大改革。从咸和二年第一次土断起，东晋官吏及其亲属由可以免税的特权阶级，转化为纳税阶级。土断的积极意义在此。明乎此，再读《隋书·食货志》所说：“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就可知是咸和二年土断以前的情况，非整个东晋情况。
咸和二年，丞相仍是王导。他是土断的发明人。
二、白籍何时消亡，此后土断何指?
《晋书·范宁传》所记范宁的话，是对孝武帝说的。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到孝武时期，仍有持白籍的流寓江左的侨人。自咸和二年到孝武太元年间，已经经过咸和二年的土断，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哀帝兴宁二年的庚戌土断。何以仍有持白籍的侨人存在呢?细看有这样几种人仍持白籍。
一是新来的侨人。象孝武宁康年间，便有“上党百姓南渡”，孝武“侨立上党郡为四县，寄居芜湖。”〔2〕这些新来的侨人，未经土断，自然保持侨人的身分，持白籍，不交税，不服役。要改变这种情况，须待安帝义熙九年的土断。
二是“迁徙去来，公违土断”〔3〕的人们。土断表明侨人将丧失免税免役特权。在土断之日，侨人每每夹带白籍，迁徙去来，逃避土断，成为不合法的侨人。而新来的持白籍的合法侨人的存在，又给了这种人逃避土断以极大的方便。即使屡经土断与验实，也不可能消除这种“杂居流寓”(刘裕语)的现象。
三是特许不在断例的流人。在义熙九年的土断令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惟徐、充、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的话〔4〕。这三州居住在晋陵郡中的人，持白籍，不交税服役，便被认为是合法的了。可这三州居住在晋陵的人，早来的已经经过咸和二年、咸康七年、兴宁二年的几次土断与阅实。现在刘裕又特许他们不在断例，等于承认这个地方的土断“渐用颓弛”的事实，正式、公开恢复他们的侨人身分。刘裕这样做，与北府集团的军人多是徐、充、青三州人，过江后住在鲁陵郡有关，其结果是使一部分北方来的流民，超然独立于土断之外，合法地保持住了侨人的身分和证明侨人身分的白籍。
白籍是要消亡的，但它的消亡要到北人停止或基本停止南流、侨邦全部罢除、白籍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户籍之时。这个时候的到来在南齐永明初，最后界限在梁天监元年。
土断在东晋是反复地进行的，总的趋势是侨人、白籍、侨郡县在不断地减少。到南齐时，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同时存在又相互关连的现象。
一个是大力进行土断，罢除侨邦。
宋时流人的南来和侨郡县的设置，基本终止。齐时转入了朝廷与地方协力进行土断与罢除侨邦的阶段。《南齐书》卷二十四《柳世隆传》记载：
上(齐高)欲土断江北，又敕世隆曰：“吕安国近在西，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大佳，民殆无惊恐。近又令垣像州(垣崇祖)断其境内，商得崇祖启事，已行竞，近无云云，殊称前代旧意。卿视兖部中可行此事不?若无所扰，春便就手也。”
吕安国土断郢、司二州，垣崇祖土断豫州，柳世隆土断兖州，把所有杂居流寓的人(杂民)，都包括在土断范围之内。易言之，无论是不是南来的北人，无论有没有白籍在手，凡是杂居流离的，一律土断为当地的人户，持黄籍，交税服役。齐高说吕安国、垣崇祖土断得很好，也就是很彻底，很全面。
《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南兖州条又记：
永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尚书符下土断条格，并省侨郡县。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今专罢侨邦，不省荒邑，杂居舛止，与先不异。离为区断，无革游滥。谓应同省，随界并帖。若乡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区域易分者，别详立。”
柳世隆的意思是：土断，专罢侨邦，还不足以解决杂居流寓的问题。应当把名为一县，实际地跨一州，县民十家五落，各自星处的荒邑，一齐省掉。被省掉的县，县民由邻近的县，分别管理，以革游滥。柳世隆的意见被采纳了。侨邦既罢，荒邑又省，这是永明元年出现的事。
南齐一面大力进行土断，一面大力罢除侨邦与荒邑，是一个重要的迹象。它说明白籍至南齐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永明以后，我们能看到的侨邦，只有刘裕特许的不在断例的南徐州。到天监元年(502年)“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5〕，罢除这最后一个侨邦，白籍也就最后消亡。
另一个现象是大规模检校黄籍，防止庶民在黄籍上为他们的祖先窃注爵位，冒充士族，逃避摇役。
南齐设官严厉检校黄籍，正可说明白籍的过时，说明经过南齐厉行土断与罢除侨邦，庶民已经不能再利用白籍来逃避税役，不得不转而在黄籍上想办法。庶民之所以能在黄籍上“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冒充士族，是因为宋时大家族制度已经破坏，家庭成了基本的社会单位，士族有了升沉、贫富之分。这个问题，我在《南朝田庄制度的变革》一文中，曾经详论，此处不赘述。黄籍发生问题的时间，虞玩之说得最具体。他说过：“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南史·王僧孺传》作“七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6〕即在公元450年到454年的五年时间内。孝建初、已经有人利用黄籍“改书”的机会，改注籍状了。随着白籍日益成为过时的东西，黄籍问题遂越来越严重。而黄籍问题越来越严重，反过去，又可说明白籍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日益缩小。永明四年(486年)起义的“却籍者”，都是黄籍被认为有诈伪、退还命其明洗改写的人户。这在《虞玩之传》中，记述甚明。至于其领导人唐寓之被称为“白贼”，与白籍并无关系。第三部分将详释之。我把白籍问题的最后解决，断在天监元年(502年)，是因为南齐还遗留了一个侨邦南徐州，到这年才罢除。或谓梁朝尚有侨郡县，事实上只有一些侨郡县的名称还保留罢了，增置的如南陵、岳安等郡都不是侨郡。
既然白籍已成为过去，对南朝后期的士断，又应如何解释呢?
在宋齐违乡寓境的人们当中，我们已可看到一种新的“侨户”，他们原是持黄籍的南方土著人户，为逃避赋役，离开本乡，跑到别的地方居住。宋后废帝元徽元年申土断之制的诏令，有“岁馑凋流，戎、役惰散，违乡寓境，渐至繁积”的话〔7〕。《南齐书·沈文季传》写到率领却籍户起义的唐寓之，“本富阳人，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这是违乡寓境的一个实例。趋势是北方来的侨人越来越少，本是南人，在南方迁徙来去，违乡流寓的侨户，
越来越多。梁时郭祖深尝说：杨、徐规避摇役的人们，“又惧本属检问，于是逃亡他境。侨户之兴，良由此故”〔8〕。他的话说明梁时所谓“侨户”，意义已非北方来的侨人，而纯是南方违乡寓境的人户。这种人户本持黄籍，逃亡他乡，虽称侨户，只不过是未在他乡立户而已，并无白籍在手。南朝后期“土断”，便是土断这种人。陈文帝天嘉元年，曾下令“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9〕。所谓“同土断之例”，是说土断本是对北方的侨人和侨邦而言。梁武帝天监元年，既土断了齐时余下的最后一个侨邦一一南徐州侨郡县，北方侨人既都已变成土著居民，现在所谓土断，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土断北方侨人，而是土断南方违乡寓境的侨户了。因此文帝才说“同土断之例”。这次土断是：不问是不是他乡来的侨户，不问是不是当地的旧人，一律著籍或重新著籍，凭新的黄籍，交税服役。
总括起来说，侨字的意义，在东晋指居住在侨郡县中自拔南来的北人；在宋、齐指杂居流寓的人户，其
中有北人，也有南方违乡寓境的人们；在梁、陈，因为侨邦、白籍问题在齐梁之交，已经最后解决，所指为南方本地的逃亡人户。如果不明白侨字含义的变化，就会把东晋以至南朝的各次土断等同起来，就会认为北方流民和白籍一直都是建康朝廷感到困扰的问题，到陈朝犹未已。
三、释黄案、白案、选案黄纸、白碟与白贼
《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尚书右丞条：南齐立黄、白二案，“白案，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黄案，左丞上署，右丞次署。……应须命议相值者，皆郎先立意。应奏黄案及关事，以立意官为议主。”或谓黄、白案之分，即黄、白籍之分。这是误解。须知白籍问题到南齐时已基本解决，黄籍已成为“国之大宝”了。
按《六臣注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说：“源官品应黄纸，臣辄奉白简以闻。”沈约奏弹王源，为诸弹案之一。按照王源的官品，应用黄纸立案。而“诸弹案”，据《南齐书·百官志》：尚书左丞“掌宗庙郊祠、吉庆瑞应、灾异、立作格制、诸弹案、选用除置、吏补满除遣注职”，可知为左丞所掌事务之一。黄案又为左丞上署。则凡尚书左丞所掌事务应立文案的，均用黄纸，均为黄案。之所以用黄纸，称黄案，据沈约与《南齐书》之说，与官品及文案性质有关。
白案是右丞上署。据《南齐书·百官志》，尚书右丞所掌，有“兵士、百工补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民户移徙、州郡县开帖、城邑民户割属”等，属于兵士、百工、民户的事务。其于官吏，则只掌
“刺史、二千石、令、长、丞、尉被收及免赠、文武诸犯削官事。”证之以沈约《奏弹王源》所说“源官品应黄纸，臣辄奉白简以闻”，可知白案在南朝，为有关兵士、百工、民户及犯官的文案。立案用白简(白纸)，因称白案。
简单说来，黄案即黄纸所立文案，白案即白纸所立文案。黄白案之分，包含的是官品之分，官民之分，在职官吏与犯罪官吏之分，而不是黄籍与白籍之分，土著与侨人之分。
明白了黄白案的意义，也就可以明白选案黄纸与白碟的意义了。
南朝用官之式，吏部先在白牒上录拟选用的人的姓名，由吏部尚书与参掌人共同签署上奏，由皇帝敕可或不可。“若敕可，则付选，更别，量贵贱，内外分之，随才补用。”确定之后，改“以黄纸录名”，由“八座通署”，再行上奏，由皇帝敕可。既敕，即出付典名之官，由典名以所录之名，贴鹤头板，整威仪，送往得官之家。这是通常的手续。如有特诏授某人以官，即宣付诏诰局，作诏章，草奏闻，由皇帝敕可，再用黄纸写给门下省。门下须答诏，请付外施行。皇帝再画可，然后交付选司行召。但得诏官的不必皆待选司行召。〔10〕所以用黄纸，是因为皇帝已经敕可，或有特诏授某人以官，得官已无问题。这种“选用除置”之案，为黄案之一。
吏部拟选用某人为官，都是先用白牒录名，由吏部尚书与参选人共同签署上奏。如敕可，改用黄纸录名。如敕不可，可以再次铨量奏请，仍用白牒。〔11〕梁蔡撙奏用琅邪王筠为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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