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教材助读：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的异同
《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二文都被选入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是高中阶段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学习这两篇文章将有利于提升学生交流能力，思辨能力。两篇文章都是臣子对君主的谏言，都体现出古代臣子公文劝谏君主的风格特点——委婉曲折，轻重有度。但《谏逐客书》成文于战国末期，正值各国混战，诸侯争霸，秦王政尚未一统天下，矛盾日益尖锐之际。所以李斯此文处处显示出杀伐之气，制霸之思，以及隐藏在文章背后李斯对个人出路的考虑。反观《谏太宗十思疏》乃是魏徵于大唐一统，国力日盛，天下初安之时向唐太宗李世民的劝谏，然而太平景象之下亦有隐患，因此此文不仅是对太宗的警示，更是魏徵对国祚绵延的长远考虑。两篇文章在文章形式、语言艺术、手法等方面既有不同，又存在着相似之处。因此，分析两篇文章联系与区别有重要意义，将有利于高中语文教学活动更深入地展开。
一、文体及文本内容辨析
（一）“书”与“疏”
“书”与“疏”都是古代应用文体的标志，但是二者还是有着一定区别的。首先是出现时间的早晚
不同，据考“书”始自先秦，而“疏”则见于汉代之后。就用法而言，又有异同之处。“书”与“疏”于公私皆可使用。“书”既可作书信，又可作为下对上的进言，称为“上书”。此外“上书”又有用法区别，一则臣子对君主上奏，作公文用，如李斯的《上二世书》;一则晚辈对长辈表示敬意用，属于私用，如《上枢密韩太尉书》。“疏”源于“书”，《说文解字》中释作“通也”，意指疏通。其也可公私两用。对公者，称“上疏”“奏疏”，如《论积贮疏》;私人往来则可称为“私疏”，如《与子俨等疏》。虽然“书”与“疏”都可作公私两用，但是二者用于上行文，尤指臣子向君主递呈谏言时所作公文，“上书”与“上疏”在写作手法有一定区别。
秦统一六国之后，出台“书同文”政策，相应的对各类文体也有一定的规范，“疏”“奏”逐渐合用。而古今公文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格式特点，严格的行文标准，固定的章法要求。此外，古代臣子文书的上奏流程与行文要求也是政治体制的体现。《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的行文主体是臣子，进言对象都是君主，当属公文序列。因此这里的“书”与“疏”分别理解为“上书”和“上疏”更为妥当。从二文所呈现的内容，可以窥见“上书”与“上疏”的不同之处。
“上书”类如就一事而进行段落式行文，“上疏”则如将多件事分条款陈述。李斯作《谏逐客书》是为了制止秦王政所下“逐客令”的实施。该文指向清楚，目标明确，就“逐客令”一事展开论证，
运用多种论证手法，修辞手法，论证有力，因果逻辑顺畅，层层递进，辞采斐然。魏徵所作《谏太宗十思疏》则不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进行言说，而是从国之大义，君主德行，国祚延续等诸多方面分条缕析进行陈述劝谏。
（二）内容上的虚实、公私之辨
李斯作《谏逐客书》的目的很明确，即为化解自身危机处境，引导秦王政废止逐客令，稳住自己在秦国的仕途。魏徵进《谏太宗十思疏》则为了劝谏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不可贪图享乐，骄奢淫逸，失却民心。二者出发点不同，所言之事迥异，文章内容自然大相径庭。
1.虚实之辨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中，王朝宗室与外臣客卿的矛盾始终存在，双方势力的较量几无停歇。《谏逐客书》便是一场宗室与客卿势力较量的产物。李斯凭借自身学识、辩才、胆识获得了秦相吕不韦和秦王嬴政的赏识，进而为秦游说各国，颇有功劳，被秦王拜为客卿。但是这在秦国宗室看来是十分危险的，毕竟李斯是个外来者。李斯师法荀子，承继法家思想，这正好符合秦王制霸诸侯的宏伟目标，且六国之中只有楚、秦为强国，而楚王又显出昏庸之态，
李斯“度楚王不足事”[1]766，因此去楚而事秦。这也成了宗室攻击客卿最有力的武器，客卿只为利益，来去自由，倘若叛秦，也是无可奈何。但是宗室不一样，他们是真正的“家国一体”，何言反叛。恰逢韩国实施“疲秦计划”，这给秦国宗室带来了一个驱逐所有客卿的大好机会。“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1]767。秦国宗室借此机会言于秦王，请求驱逐秦国的所有客卿，秦王政应允，而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正因如此，李斯上《谏逐客书》，规劝秦王，收回成命，仍用客卿。可以说《谏逐客书》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在一个具体的事实背景之下出现的。正是因为有了秦王“逐客令”，李斯为求自保，才写出此文，竭力劝谏秦王。李斯劝谏内容也更多是从事实情况出发，以求打动秦王。他先举秦国前代四位君主招纳贤士，任用贤才而振兴秦国，成就伟业的史实，指出“（四君如果）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1]767此正中秦王称霸之雄心，先哲重用客卿士人，方成就伟业，而秦王当下欲图大业，此等“外人”必不可少。紧接着，李斯谈及当下事实，秦王所用之物、所听之乐、充宫之人多不产于秦国，而王用之，但求耳目欢悦而已。此等物件可留在秦国，而客卿士人却不由分说，只因非秦国之人而遭逐，轻人而重物，绝非驭宇之道。两处事实论证，将事件利弊陈述清楚得当，且处处站在秦王称霸角度来谈，此必然能打动秦王。
《谏逐客书》针对逐客一事，摆出事实，让秦王自度，更具有写实性，针对性。相较之下，《谏太宗十思疏》则略显“缥缈”“虚无”。当然这里所说之“虚”，并非魏徵所言空虚无物，与事无关，虚妄漫谈。事实上，魏徵上此谏言正是立足于事实基础，对唐太宗谏言。此文写于贞观十一年，这时唐太宗李世民从其父李渊手中接过政权已经十余年。李世民早已完成了从秦王到唐皇的华丽转身，贞观之初他可谓兢兢业业，勤恳谨慎，在他的精心治理之下，百姓安居乐业，边防稳固，一片太平景象。也是此时节，李世民逐渐忘却了初心，开始骄奢淫逸起来，修宫室，纳美人，纵情畋猎。魏徵敏锐的觉察到了王朝繁荣背后隐伏的危机，李世民此时正值情状，长此以往，国事必然衰颓。魏徵上言谏诤，以期规正唐王理政之路。所以《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基于当时情况，对国事进行的长远考虑。
宣武门之变
这里谈到的“虚”指魏徵文章内容所涉皆道理谏言，具体事实并未在文中体现。其言正君德，安黎庶，省十思，如此自然垂拱而治，君权永续，大统永存。但是魏徵并未就某一事直截了当，切中肯綮进行论辩劝谏。可以说魏徵是从思想的高度对唐太宗进行规劝，所说皆是治国大道，大道本无形，由其内在逻辑组成，既可昭示在军国大事中，又可体现在细枝末节里。所以这里谈《谏太宗十思疏》具有“虚”的一面。文章开篇便以树木生长，水流通畅为例，言
明人君当厚德，继而论及历代君王都是“承天景命”，但是却很少能够善始善终，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能竭诚以待臣民，致使人心离散。文章最后才谈到核心内容——“十思”。“十思”是魏徵劝谏唐太宗应当时时深思反省的十件事，内容所涉广泛，如克制自身欲望喜好，谦虚谨慎自我约束，狩猎有度，坚定意志等等。这些都是围绕“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2]2051-2052这一道理核心展开的，魏徵以此向皇帝陈述治国大道。因此这里谈到“虚”绝非虚假之意，而是言魏徵立足事實情况，从思想的高度阐述治国大道。
2.公私之辨
《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都属公文，前文已叙，不在赘述。既同属公文，又何来公私之辨？这里谈的公私之辨实际上是从李斯、魏徵二人进言的出发点和目的性来说的。
李斯初为小吏，曾慨叹一个人处的环境决定着他是否能成才为贤，后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李斯辞别荀子时说的一段话。“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1]766“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1]766“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1]766。这段话表明，李斯事秦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宏图大略。他自感大国争霸，六国之间秦国最为强盛，秦王又野心勃勃欲一
统天下，此正是士人立功，改变卑贱地位的大好时机。李斯入秦十年，先是取信于秦相吕不韦，后游说秦王政，得其信任，拜为客卿，地位渐增，此时距秦王政一统天下只有十六年的时间。也是此时，秦王政听宗室之言，下逐客令。李斯也陷入被秦国驱逐出境的困境，他必然是不甘心的，于是他上书劝阻秦王，最终“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1]769。李斯此举不但保住自身在秦国的地位，且进一步取得秦王政的信任与重用，后秦一统天下，李斯为秦朝丞相，终究是实现了士人阶层最高人生目标。所以李斯上《谏逐客书》最直接的目的便是避免自己被逐，希望留在秦国大展宏图。
魏徵上疏劝谏唐太宗则是更多从国家大义，清明政治，安邦定国的角度出发。唐贞观之治是大唐盛世的起始，凡二十二年。自贞观初年（公元627年）至魏徵去世（公元643年）十七年间魏徵上书谏言十余次，面谏五十次，共涉事二百余件，达数十万言。贞观十一年三月到七月之间他更是接连四次上疏，劝谏李世民。《谏太宗十思疏》实为第二疏。魏徵以谏臣留名青史，更关键的是他屡次劝谏，甚至拂逆李世民，但建议仍多被接纳，自己最后也能得以善终，这在封建王朝几无得见，毕竟劝谏帝王的风险是很大的。这除了李世民从善如流，虚心纳谏，是个好皇帝之外，魏徵个人的人格特征也不容忽视。据《旧唐书》载魏徵并不是李世
民秦王府旧人，而是隐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在玄武门之变前，魏徵曾向李建成建言注意提防应对李世民。李世民击败隐太子后，曾质问魏徵为何离间他们兄弟。魏徵则不卑不亢答道若是太子听他建言，必不至于沦落如此。李世民素喜魏徵，未治其罪，反重用之。贞观初年，太宗“励精政道，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2]2047。足见李世民对其器重。李世民与魏徵既为君臣又称知己。“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2]2047魏徵刚正不屈，敢于直言进谏，且能正中时弊，切中肯綮，又遇良主，自然尽心竭力。史曰：“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识，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不移。”[2]2062魏徵曾言：“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2]2047又言：“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2]2047良臣者于君臣有利，忠臣者污君主而证己身。魏徵进谏都以国家为重，绝不会因私废公，且处处为君主考虑，避免君主行为不当，德行有失，伤臣民，坏社稷，可谓是忧国忧君忧民，其上书进言的目的即是维护王朝统治、国家，维持政治清明。魏徵谏言之所以能受到认可，且影响深远，主要是因为他立足道义，以法度作为出发点，且其自身行为端正检点，不惧君主、权贵之威，不受亲友私人之限，不结朋党，不图高位，忠心为国，以致“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2]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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