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人回忆中重新发现中国图书馆学——读《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１９从学人回忆中重新发现中国图书馆学
———读《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
邓默言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从口述史工作、全书架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四个方面对《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一书进行了细读。从口述史工作来看，该书口述者与整理者的师生关系，以及整理者对口述史的理解，保证了口述史料的丰富性与可读性；从全书架构来看，该书以时间为纲，分时期记述了口述者的生活、工作和学术经历；从学术价值来看，该书记录了彭斐章先生的从教经历和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图书馆学的教育理论；从史料价值来看，该书再现了学人视角下的“文华精神”，补充了图书馆学人的个人历史，梳理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个人叙事中展现了国家的发展变迁。关键词：彭斐章；口述史；图书馆学；书评
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０；Ｋ８２５ 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１３６（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９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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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师生视角下的口述史工作
求学文华，访学苏联，治学珞珈，彭斐章先生见证了新中国图书情报事业从萌芽初绽到蓬勃发展的历史。彭斐章先生１
９５３年７月毕业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并留校任教，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由国家选派赴苏联国立莫斯科图书馆学院研究生部学习，１９６１年毕业回国任教于武汉大学，一生从事图书情报学的教育和科研工作。执教六十余年，彭斐章先生参与和见证了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我国图书馆学领域派遣留学生赴苏联学习、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教育扩大办
学规模和丰富办学层次等重大事件。
在彭斐章先生九十大寿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庆之际，南开大学柯平教授及其学生刘莉，共同为彭斐章先生编纂口述史著作《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以下简称：《九十自述》）。师门传承，薪火不灭。正如整理者在后记中写到的，“先生是我的导师，她的师爷，她是怀着崇拜而激动的心情完成了这次采访任务。”［１］３０８彭斐章先生与柯平、刘莉之间不仅仅是受访者与采访者、口述者与整理者的关系，更有一脉相传的师生情谊。由于整理者比较熟悉彭斐章先生的执教和学术研究经历，因此更能从独特的视角开展口述史工作，并在口述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口述考订。长期跟随彭斐章先生学习的经历也为整理者考证史料提供了便利，柯平教授谈到，“在整理彭斐章先生口述的过程中，我又对那些事件和人物进行了回忆，还查了我当年的笔记，使有关事件和人物的信息进一步准确和详细，从而完成了一些史实查证工作……在离开武汉以后，仍然与导师保持密切的联系，有不少会议和活动是在一起的，因而也是很多重要学术活动的亲历者，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１］３１２－３１３
更重要的是，《九十自述》一书采用口述史的方法整理彭斐章先生的学术生涯，为历史叙事赋予了一份不同的生动之感。整理者认为，“口述史作为一种广谱的方法，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口述史需要经历口述前准备、口述中工作和口述后整理三大阶段，最终呈现的是经过加工的历史叙事［１］３０９。这项口述访谈依据完整的访谈提纲进行，自２０１６年开始，开展时间近３年。在口述史整理中，整理者坚持尊重历史，采用客观实录、历史与叙事相结合的做法，在访谈稿整理过程中尽量保持口述原貌。彭斐章先生亲自审校书稿、详细批注，使口述史的原意免于歪曲。同时，在口述史考订中，整理者广泛搜集了彭斐章先生本人及师门的论文集、文华图专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历史、目录学和图书馆学教育相关文献等资料，形成充实的资料库；并比对口述文本和相关资料考证史实，在行文中以脚注的方式补充人物介绍、名词解释、事件背景等内容，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口述史的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不仅有口述者回忆的详细文字，还有大量珍贵的图片，内容涉及人物、信札、证书等，更有彭斐章先生和夫人邓铭康女士专门创作的手迹和地形图，与口述史料相互印证。总之，《九十自述》不仅体现出整理者对口述史的独到见解，也为图书馆学提供了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其堪称为近年来中国图书馆学史的重要成果。
２　全书架构
在《九十自述》的编纂过程中，整理者怀抱“再现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史事和人物，从而使之具有图书馆学的史料价值，可视为图书馆学史的成果”的目标，致力于使该书成为“研究图书馆学史的基本工具和
参考来源”［１］３０６。学者、学者的学术活动、学者所处的学术环境是学术史的本质组成［２］。在学术史的建构中，就学者本身而言，需要知人论世，掌握其个人经历；就学术活动而言，需要研究学者的学派、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就学术环境而言，需要考察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价值取向、教育环境、学术团体状况等。为完整囊括上述内容，该书以时间为纲，分时期记述了彭斐章先生的生活、工作和学术经历，为未来的人物研究提供了翔实的一手史料。
第一章“青少年时代（１９３０—１９５１）”，记录了彭斐章先生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的经历和早年的教师工作经历。从彭氏家族的尚学家风、接受新式教育、任教小学等方面勾勒了彭斐章先生早年的成长轨迹，为读者提供了背景信息。
第二章“文华时光（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回顾了彭斐章先生在文华图专的学习见闻。文华图专是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专业学校，其发展历史也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缩影。与档案文书、历史实物等史料相比，《九十自述》的口述史叙事更加生动具体，再现了文华图专的精神追求、教学活动、课外生活、师生关系等历史细节。例如，彭斐章先生在这一部分回忆了文华学生在校内图书馆轮流值班、师生共同在操场上洗衣的生活片段，展现了文华图专注重实践的教育特和师生间的亲近关系，这是其他类型的史料难以替代的。
第三章“执教大学（１９５３—１９５６）”，记录了彭斐章先生从文华图专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及参加国
家留苏选拔的经历，包括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等重要事件。这一部分提供了留苏的选拔考试、留苏预备部学习的详细史料，涉及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考试地点、留苏预备部的学习内容等具体细节。例如，彭斐章先生提到：“当时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两大箱子的衣服，出国四年穿的衣服都够了……除了这些，到苏联后，还会给我们每个人每月发７００卢布，当时折合人民币有１００多块，在苏联和国内来讲，那都是比较高的标准了。”［１］８１－８２此类记述颇多，从个人经历中还原了当时的时代背景。
第四章“难忘的留苏岁月（１９５６—１９６１）”，记录了口述者留学苏联的经历，这对于了解中外学术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全面学习苏联，派遣留学生前往苏联留学是我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独特印记。在这一时期内，图书馆学有近１０人经由国家选拔赴苏学习［３］，他们多将学习见闻及时地介绍给国内，为国内图书馆学界提供了苏联图书馆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状况、苏联图书馆的运作情况等有价值的资料，但他们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却鲜为人知。在彭斐章先生的其他口述访谈中，也曾提及留苏经历，但访谈文本多围绕学业导师、论文写作、毕业答辩等学术内容，未能触及其他方面。本章对彭斐章先生的留苏经历进行了专门整理，涉及专业学习、课外生活、师生交流等方面，内容翔实，还原了那一段“留苏”历史的全貌。
第五章“学成归来（１９６１—１９６６）”和第六章“那些日子（１９６６—１９７６）”，记录了彭斐章先生学成归国后那段日子的生活以及当时图书馆学发展遭受的曲折。尽管这一时期教师队伍受到摧残、教学科研停滞和图书资料散失［１］１５６等困难仍历历在目，但彭斐章先生对挫折的回顾克制、理性，更多地从对图书馆学的思考出发来展开叙述。他指出，图书馆学人应当努力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１］１４９，图书馆学的办学应当“馆、系分开”［１］１６６。
第七章“科教春天（１９７６—１９８４）”，记录了彭斐章先生在图书馆学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中的实践。在高等教育方面，回顾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增设专业、招收研究生等。此外，彭斐章先生在此谈及自己“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的教育思想起源，补充了文献记录的空白。在学术研究方面，则记录了“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育座谈会”“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等，改革开放初期的图书馆学学术活动，简要总结了彭斐章先生的目录学研究成果，并为读者拓展阅读提供了参考文献。中国历史学家
第八章“砥砺前行的八年（１９８４—１９９２）”，记录了我国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这一部分涉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建立、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点的设立等重要事件，与上一部分共同记录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从萌芽到壮大的历程。同时，本章也包括彭斐章先生访问苏联、保加利亚、美国的见闻和经历，以及海峡两岸图书情报界的交流与合作情况。
第九章“六秩之后（１９９２—）”，记录了彭斐章先生卸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之后的学术和社会工作情况，以及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乃至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系列成就。
３　学术价值
长期以来，学界对彭斐章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先生的教育思想零碎地呈现于其个人著作、论文和谈话之中，缺乏系统性。作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资深工作者，彭斐章先生在１９５３年便留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中文编目”的课程助教，１９８３年成为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晋升的第一位教授，担任过我国第一所图书情报学院院长，第一批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凭借卓越的学术成果和深厚的学术资历获得了第一届荆楚社科名家、武汉大学第一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等奖项。整理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对我国弘扬图书馆学教育的优良传统、推动图书馆学教育新的发展意义非凡。《九十自述》的各个篇章都对彭斐章先生的从教经历和教育思想有所记录，充实和发展了图书馆学的教育理论。
首先是学科建设思想。作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基础，学科建设反映了图书馆学的教育水平和层次［４］，主要包括学位授予权的获取、学科定位、人才培养制度的建设等内容。彭斐章先生认为，“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权是衡量该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志。”［５］《九十自述》对彭斐章先生争取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过程的详细记述，体现了先生在图书情报学科建设中的远见卓识。彭
斐章先生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时，图书情报学科尚未单独设组，而是与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同组。面对国内图书馆学情
报学科是否应当设立博士学位的争议，以及当时图书馆学的隔行评审问题，先生坚定地认为博士点的设立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科教育和发展至关重要。先生多次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反映情况，多次以个人或单位名义撰写和提交申述报告，最终争取到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博士点。这极大地提升了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开辟了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与国际接轨的高层次发展道路。
其次是对图书馆学教育质量问题的思考。彭斐章先生的教育质量观主要体现在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重视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素质、改革教学内容、以科研促进教学等方面［４］。先生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成立大会上提出了培养高质量人才、取得一大批高质量科研成果和教材、收获一系列具有改革开放意义的办学经验的三大改革目标［１］２１５，为图书情报学院开展一系列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引。就人才培养而言，彭斐章先生在口述中提到，“图书馆学教育要建立有中国特的专科、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必须将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电大、函授、岗位培训）相结合，将专业教育与双学位教育相结合。”［１］２２０从中可见，先生不但重视在校学生的教育质量，也兼顾成人教育的质量，提倡多层次办学和继续教育，同时，彭斐章先生也高度关注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九十自述》中多处记录了彭斐章先生指导研究生的内容，从对研究生提出的“做人要谦虚，治学要严谨”要求［１］２６０，到鼓励研究生树立高远目标、勇于创新［１］２６０，再到利用机会推荐学生［１］１９０，足见先生对研究
生的细致关怀、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就教材建设而言，彭斐章先生认为“没有高水平的教材，就培养不出来高质量的人才”［１］２１８，强调“既要抓教材建设，还要搞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资料”［１］２１９，再现了以彭斐章先生为代表的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在学科教材编写、教学大纲整理和参考资料汇编中的工作情况。
最后，彭斐章先生的师德观贯穿全书，为教育工作者树立了榜样。第一是奉献精神。“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是彭斐章先生在教育工作中的座右铭，“我愿意做一个护花的园丁，寄希望于学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１］１９７思想朴实而饱含深情。第二是教书育人。“导师除要传播知识，答疑解惑之外，在平时的交流过程中交流学术心得、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身教，道德和人格的塑造。”［１］２７１作为教师，彭斐章先生不仅在学业上悉心指导学生，更以身作则，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第三是为人师表。“为人师表，师德高尚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力量……学高为师，身正为范。”［１］２７１彭斐章先生在指导学生的同时严于律己，在学术思想、学术水平、学术能力、治学态度、学术品德、爱岗敬业等方面为学生作出了表率。
４　史料价值
作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人史料建设的重要著作之一，《九十自述》最受瞩目之处便在于其史料价值。具体来讲，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从学人视角出发，重新梳理了“文华精神”的内涵；第二，作为一本
口述史专著，较为全面地回顾了口述者的生平经历与成就，填补了档案与文献资料的空白；第三，详细记录了我国图书馆学发展中的重要历史事件，为图书馆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第四，以口述者的亲身经历再现重大历史事件，为考察国家发展变迁提供生动的微观回忆。
４ １　再现学人视角下的“文华精神”
“文华精神”贯穿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一直深受图书馆学界关注。曾有学者从自身经历出发，将“文华精神”概括为创办人之精神、维持人之精神、学生之精神，三者从不同的主体角度总结了文华图专的早期精神。此后，程焕文以文华图专的校训“智慧与服务”概括“文华精神”，并指出它与“爱国、爱馆、爱书、爱人”的图书馆精神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６］。《九十自述》以较长的篇幅记述了彭斐章先生对“文华精神”的理解———“自强不息、团结奋斗；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１］６６，并从学习、生活等方面再现了文华师生的面貌，为进一步研究“文华精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结合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可以进一步考证《九十自述》中有关“文华精神”的论述。首先，通过口述者的亲闻亲历，文华图专的“创办人之精神、维持人之精神、学生之精神”得以全面再现，文华师生“自强不息、团结奋斗；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面貌也得以充分展示。从创办人
的精神来看，书中呈现了韦棣华女士“学习国外，但不崇洋媚外；继承传统，但不厚古薄今”的办学理念［１］６７－６８，介绍了文华图专由此形成的中西并重课程体系，充分体现了文华精神中的“兼容并蓄、开拓创新”。从维持人的精神来看，该书记录了沈祖荣、甘莲笙、桂质柏等前辈全力发展文华图专的事迹，再现了图书馆学人“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精神。从学生的精神来看，书中提到，“在新中国成立前，文华图专培养的学生很少，只培养了３００多个。但是，这为数不多的文华图专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国内很多有名的图书馆学家，都是文华图专培养出来的。”［１］６９－７０从中也可见文华学子“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高尚品质。其次，口述者也在书中提出了自己对“智慧与服务”思想的理解：“智慧”与“服务”既相辅相成，又各有侧重，图书馆学需要探索利用资源和获取知识的“智慧”，并使之“服务”于国家和人民［１］５０，生动诠释了图书馆学的重要使命。总之，《九十自述》从学人视角出发，以生动的叙事丰富了“文华精神”的内涵，是学界不断重新认识“文华精神”的有益启迪。
４ ２　补充图书馆学人的个人历史
《九十自述》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彭斐章先生结缘图书馆学、学习图书馆学、建设图书馆学的经历，是图书馆学人的成长历史。
该书总结了彭斐章先生执教六十余年在图书馆学科研、教育，乃至社会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就科研成果而言，书中记录了彭斐章先生开拓中国现代目录学之贡献，口述内容虽然有限，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学者的目录学思想，也为读者进一步阅读提供了参考文献；就图书馆学教育而言，口述者回忆了个人在指导研究生时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就社会荣誉而言，该书梳理了彭斐章先生所获得的各类奖项，包括大量证书照片等图片资料。
除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和社会荣誉外，《九十自述》也再现了彭斐章先生的敬业精神、治学理念和育人思想，为图书馆学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敬业精神而言，口述者在回忆自己了解和接受图书馆学专业的过程时，提及其“干一行，爱一行，爱我所选，无怨无悔”的精神，是图书馆学人砥砺前行的信念所在［１］４６；就治学理念而言，该书附有彭斐章先生在南开大学发表的《治学与为人》报告，从中可以提炼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治学理念，是为图书馆学人的精神修养［１］２６８－２７５；就育人思想而言，彭斐章先生在书中再谈自己“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之精神，重申了图书馆学教育者的责任与担当［１］１９５。
除学术之外，《九十自述》还记录有彭斐章先生的见闻轶事、情感历程及家庭生活。有学者指出，在图书馆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图书馆学者、专家是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记录其生活经历、职业成就乃至思想情感，有助于还原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７］。彭斐章先生与图书馆学的结缘出于偶然，最终却成为我国图书馆学史上的杰出贡献者，他为何选择图书馆学，又如何取得一系列成就，背后的原因或许可从其个人经历中窥见一二。该书第一章回顾了彭斐章先生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从家庭影响来看，彭氏家族在当地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家庭成员教育水平较好，对后辈严格教育，良
好的家风塑造了彭斐章先生的人格品行。从教育经历来看，彭斐章先生早年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知识水平较高。这一部分还提及彭斐章先生代亲人上课的经历，他由此与教师工作结缘，之后更成为了图书馆学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此外，留学苏联的经历也对口述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第四章中，彭斐章先生详细地回忆了导师艾亨戈列茨教授严格要求学生学业、因材施教教导学生、细致关心学生生活的片段，富含情感，以至于口述者在回忆自己教导研究生的经历时还讲到：“我受我苏联导师的影响，他‘严’‘导’‘爱’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一直影响着我。”［１］１８８无论是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还是留学苏联的见闻，抑或是和睦的家庭生活，都以生动具体的叙事补充了图书馆学人个人生活的历史细节。
４ ３　梳理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史
“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学史的总结，图书馆学史是图书馆学的展开。”［８］彭斐章先生是我国图书馆学的资深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其口述史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馆学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这对梳理图书馆学发展历史、推动学科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具体而言，《九十自述》从图书馆学教育、现代目录学、国内外学术交流三个方面回顾了我国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
从图书馆学教育来看，民国时期发展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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