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史里话运河
财税史里话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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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交流》2020年第11期
        运河从来不是哪个帝王一时心血来潮下江南的产物，它是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国家财
政运转赖以为系的动脉，也是国家财政支出的对象，是古代中国财政运转最具体的媒介之一。
        半个中国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型的天然河流（例如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一路向东，流入大海。为了解决南北之间的交通运输问题，古代中国人只能通过开凿南北走向的人工水系来连通天然的大江大河，因而成就了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历史遗产、南北走向的大型人工水系——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扩修于隋，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疏通于明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大运河早期多因战争需要而开凿，隋唐以后直至明清的主要功用是漕运，是持续至今仍在使用的活态文化遗产。
        京杭大运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六省二市，其演变与发展涉及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作为由国家开凿、政府管理的巨大水利工程体系，大运河承载了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特有的漕运文化传统。
        浙江境内的古运道
        京杭大运河浙江段作为中国大运河的南端，包括形成时间较早、连续运用时间最长、自然条件最好的河段——江南运河和大运河内河航运通道与外海连接的纽带——浙东运河两段河道，至今仍发挥着航运、水利、行洪等功能。它们的历史，是一部越地从区域性政权融入统一帝国、越地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也是一部国家为了汲取税赋推动运河贯通、带动城市发展的历史。
        我国河流多为东西走向，战国以前，水路运输仍限于自然河道范围内，南北交通极为不便。春秋末年，各国开始兴建运河工程沟通天然水道，但这些工程普遍规模较小。南方吴、越两国分别崛起后，随着经济、军事的发展开始向外扩张，原来的天然河流已经不能满足航运需求，由此，两国先后利用东南地区水网发达的优势，开始改造、建设一些运河，用于航运、灌溉之用。
        吴国开凿了一条连通吴地到长江的南北向运河，与江北的邗沟串联，形成吴地向北的运河水系;向南修建百尺渎，连通吴越两地，从由拳（嘉兴）出发，经过盐官到达钱塘江，渡江以后进入越地，最终连通越国都城会稽。这是文献记载可见的太湖流域与浙江（钱塘江）最
早的联系通道。这条水运通道存在数百年，是吴越两地主要的联系渠道，一直到秦始皇征服楚国后，在长江南翼开辟陵水道，渡江不再经由盐官，而是多经由更加安全的钱塘县（杭州）。陵水道逐渐取代百尺渎，成为沟通太湖流域与浙江（钱塘江）的主要联系通道。这条渠道的开筑，使偏远的越国地区、会稽郡范围的地域有效地进入了中央政府控制的范围内，也形成了今日所说江南运河浙江段的早期形态。
        越王勾践时期贯通的山阴故水道，西起绍兴城东郭门，东至今上虞县东关镇练塘村，全长约20.7公里，与《越绝书》的记载大致符合。東晋时会稽内史贺循连接、疏浚了山阴故水道和其他旧有河道的一部分，形成西陵运河。后又不断改造，这条由钱塘江而达会稽的运河，与上虞以东运河以及姚江、甬江的自然水道一起最后汇入东海，形成了通江达海的浙东运河。
        这些人工开凿的运河，在不同地域的具体河段可能有特定的名字，不同时期的拓展延伸或改建又会形成新的名字，今天的人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理清它们的关系。
        钱塘江两岸的运河，和其他区域的人工运河一起，到战国末期已经形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也拉开先秦各国水利建设的序幕，不仅沟通几大水系，畅通了区域交通网络，
改善了沿岸农业条件，促进了工商业的兴盛，加强了各地区思想文化的交流，也加速了各民族间的沟通、交往与融合，为进入统一大帝国的时代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条关系国家的通道
        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人工运河的主要功能从军事、政治转向漕运。
        漕运是封建王朝通过水路（或附以陆路）向都城或其他指定地点大规模输送粮草的一种经济活动。这种国家财政物资的拨付转运，一般有三大类别：供都城消费的“京师之运”，供军队之需的“兵营之运”，供赈灾济荒的“赈济之运”。其中以保证皇室、百官及中央行政运转所需的“京师之运”最为根本。因漕运而生的一整套制度、设施以及活动于其间的人，随着漕粮主要产地的转移和经济重心区的变化，共同构成古代封建王朝的动力供应系统。
        漕粮从哪里来，决定了漕运网络的形状和布局。中国古代漕粮来源地的变化，使漕运体系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秦汉时期，漕粮供应地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关东、山东粟运往关中政治中心所在，这个阶段漕运以长安为中心，称为“关东之漕”。东汉至隋唐，随着江南的开发，东南地区日
渐成为朝廷的主要赋税来源，漕粮供应地由关东逐渐转向江淮，“关东之漕”转为“江淮之漕”。
        把漕粮供应地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是隋朝建国以后修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巨大推动力。随着大运河北通涿郡，南达钱塘江，它终于可以被称为京杭大运河了，其中，长江以南的这一段，北起镇江，南至杭州，又称江南运河，河面开阔，舟楫往来最为便利，成为中原地区通往江南的主要运输通道。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东南地区较少经受战乱破坏，长江下游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全国的经济中心逐步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朝廷用度随之开始仰仗东南一带。史书上说，“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中央政府的粮食和衣料主要依赖东南漕运。两浙的漕粮由运河转输，漕运阻滞时，唐政府的官员和军队的衣食都成问题。
        北宋以后，经济重心完全南移，江南地区成为经济与赋税重心。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把江南经济重心与北方政治中心联接在一起，改变了延续千年之久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漕运体系，原来的“江淮之漕”转变为“江南之漕”。
        北宋都城汴京（又称大梁、今开封），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分处运河南北的水陆
交通中心和漕运枢纽位置，以汴京或临安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漕运体系，形成一个严密而有效的供给系统，源源不断地将各地粮食物资输送到都城所在地，也将中国古代漕运发展推向巅峰时期。
        运河南端的杭州城
        从东西向的“关东之漕”到南北向的“江南之漕”，财政经济大动脉的根本转向就发生在两宋。这种转向甚至带动了政治轴心的改变，我们对首都的称呼，从东都、西都变成了南京、北京。
        位于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杭州，也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命运。春秋至隋以前的两浙一带，钱塘江以北（即浙西）以吴郡（即苏州）为重镇，钱塘江以南（即浙东）以会稽为中心。杭州所在的钱唐，不过区区一县，地位大不如吴郡、会稽。
        隋文帝时期杨素主持营建杭州城，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建造州城。紧接着江南运河疏浚贯通，杭州成为贯穿中国南北大运河的南端终点，由此开始了从原来的山中小县，逐步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介两浙之间的要地，走向了大都市的发展历程。
        南宋建都临安（即杭州），运河是沟通中原的主要渠道，从镇江至杭州这一段的运河有专门名字——浙西运河。
        到了元朝，大运河疏浚取直，不再绕道洛阳，以最短的距离，纵贯当时最富庶的东部沿海区域，实现了国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大融合。
        南宋以后，杭州虽然丧失了政治中心的优势，但唐宋以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明朝，杭州商业繁荣，街道上商店林立，货物充盈，一派繁荣景象。
        从宋代到明清，由杭州府之武林驿，向北经过湖州府德清县，嘉兴府崇德县、桐乡县，最后到达苏州府吴江县，始终是经由杭州城北上的主要通道。
        北宋熙宁年间日本僧人成寻，坐船从杭州出发北上汴梁，其《参天台五台山记》记录了行船路线及所用时日，走的就是这条线路。
        南宋时陆游《入蜀记》记录了他从绍兴出发到蜀地的经由线路，在钱塘江以南，经过柯桥、钱清、萧山、西兴，走的正是浙东运河。渡江以后，走浙西运河，线路与成寻所记载的相同。
        明代弘治年间，朝鲜文臣崔溥从济州出发前往罗州，途中不幸遭遇海难，在海上漂流13天后，意外地漂到了中国。在浙江台州府临海牛头外洋（今属浙江三门县）登陆后，经宁波、绍兴至杭州，继而沿运河路北上，抵达北京，再经陆路返回朝鲜，历时135天，成为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崔溥回国后，将这段神奇的经历撰写成书，名为《漂海录》。
>世界三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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