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大古文化区
                      长江三大古文化
横贯于中国南部的长江, 其作为“世界河流之王”不仅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优势, 而且还拥有无以伦比的人文资源优势。它仅在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所呈现出的泱泱气度与落落风貌, 在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大体系中就足以令人叹羡。
    一、长江三大文化区的物质遗产
    从历史区域上看, 长江文化可以分为巴蜀文化区、楚文化区及吴越文化区三大区域, 它们分别是长江上游、中游及下游的古代文化。它们之中, 当然还可作细致的划分, 如巴蜀文化区亦可再分为滇文化区、黔文化(夜郎文化) 区等, 它们与四川盆地(包括盆周地区)内的巴蜀文化间的关系在新、旧石器时代或各有起源, 后来即互有影响、互为补充, 共同发展, 至春秋战国间则最终为巴蜀文化所涵盖。虽然, 由于地域的辽阔, 其彼此间的差别不可能完全消融, 但共同的特点则是明显的, 主要的。这犹如春秋战国之际四川盆地内的巴蜀文化尽管又可以按巴文化、蜀文化独立看待, 但由于交融点、共同点太多而终被研究者以巴蜀文化笼而统之的道理一样。这个道理, 已被从云南到贵州中经川西平原直至川东岭谷的考古发掘资料所大体证实。
世界三大运河    同理, 在吴越文化(或称扬越文化)区内, 尽管可以再分为赣文化区、徐淮文化区、闽台文化区、岭南文化区, 甚至于吴文化区、越文化区, 但至春秋战国时期则尽可以以吴越文化区去大体概括。
    至于楚文化(或称荆楚文化)区, 因为两湖文化同出一源, 自古一体, 所以一直被研究者视为一个比较单纯而独放异彩的独立文化区域。
    长江文化代表了南中国文化, 是古代中国南方民族和移居、生活于南方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万里长江沿线亦是中华民族的一条生命线和发展线。长江流域早在几百万年前便分布着若干个人类发源点与生长点, 最早有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其化石出土于重庆巫山县)、距今170 万年的元谋人(出土于云南省元谋县)———两者代表着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早的直立人。此外在长江流域还发现有距今六七十万年的郧县人(出土于湖北省郧县)、郧西人(出土于湖北郧西县) , 距今20 万年的长阳人( 出土于湖北长阳县)、丽江人(出土于云南省丽江县)、和县人(出土于安徽省和县), 距今5～1 万年的资阳人(出土于四川省资阳市)、汉阳人(出土于湖北省武汉市)。至于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的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口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大溪文化遗址、在安徽省含山
县凌家滩村发现的距今五千余年的凌家滩文化遗址、在成都平原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城址(新津龙马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在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 则分别代表了巴蜀文化区(大溪文化遗址—成都平原古城址)、楚文化区(屈家岭文化遗址)、吴越文化区(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先民所创造的古文明。它们主要以发达的稻作文明(以河姆渡文明为代表)与渔耕文明(以大溪文化为代表)为载体。
    迨及商周时, 三个文化区所创造出的青铜文明亦震惊中外, 如巴蜀文化区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以大型青铜立人像为代表)、成都金沙文明(以太阳神鸟金箔饰为代表), 楚文化区的战国青铜文明(以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为代表), 吴越文化区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
    长江自古多水患。几千年来长江先民则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水利文明。这方面堪称优秀典范的是创立于战国末(约在公元前276～前251 年)而至今不衰的四川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1949年灌溉农田228万亩, 到1996 年扩大至1100多万亩)、创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三十三年(公元前221～前214 年)的广西兴安灵渠(史禄兴修, 以沟通湘
、漓二水, 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其斗门为船闸的先导, 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创立于吴王夫差时期的沟通江淮的邗沟(完成于公元前486 年, 为南北大运河的开端)。这三处水利工程的科学意义与首创精神为世所公认至今还光照后人。此外, 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 荆州刺史桓温令陈遵自江陵灵溪沿城修筑江堤, 称“金堤”, 是为荆江大堤的最早堤段。《新唐书·地理志》还记载有唐一代, 在西起成都、东至常州的长江沿线23 州38 县里, 共修建有堤堰33 条、沟渠28 条、河5条、陂湖18 处、水门4 座。
    二、长江三大文化区的精神遗产
    物质文明以外, 长江流域先民创造的精神文明也是彪炳显赫, 如巴蜀文化区西汉文翁首创中国第一所地方公立学校———文翁石室,“学徒鳞萃, 蜀学比于齐鲁”, 此后,“天下郡、国皆立文学。”降至宋代, 巴蜀地区拥有“举天下郡国所无有的”成都府学和藏书量居全国书院之冠的蒲江鹤山书院, 入清以后更有享誉全国的长江上游两大学术中心兼两大图书馆的成都锦江书院与重庆渝州书院……两千多年间诗书琅琅、温柔敦厚的巴蜀水土, 孕育出李冰、落下闳、张思训、秦九韶等大科学家, 孕育出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苏洵、苏辙、杨慎、张船山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 孕育出谯周、陈寿、常璩、范祖禹、
李焘、李心传等大历史学家, 孕育出魏晋南北朝巴蜀地方史与两宋当代史这古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 孕育出东汉张陵的道教, 宋代张行成、张、魏了翁的理学……
    再如楚文化区, 也经历了两个高潮期。先在春秋战国之际。诚如楚文化史专家张正明先生总结的那样, 其时楚地“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 哲学行于前, 文学殿于后, 这是一个从老子经庄子到屈子, 东方的智慧之星一个接一个升起的伟大时代!”第二个高潮期在两宋之际。作为对这一高潮到来的铺垫则是开宝九年(公元976 年)知潭州朱洞在岳麓山抱黄洞(今湖南善化西)所创岳麓山书院。以后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胡安国父子讲学南岳,“率开湖湘之学统”, 奠定了湖湘文化的基础。乾道元年(1165 年), 蜀人张主持岳麓书院, 对湖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绍熙五年(1194 年), 朱熹知潭州, 亲自讲学于岳麓书院, 时学者达千余人。至此所谓“湖湘学统”成为一时之盛而为全国学术界所钦羡。湖湘学者中的周敦颐(今湖南道县人), 后来被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师。他在《太极图·易说》等著作里提出的哲学范畴, 如无极、太极、理、气、心、性、命等以及立诚、主静学说, 均是后来理学家所共同探讨的问题。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 便是周敦颐的学生。
    至于吴越文化区, 在宋明时期则以赣文化为盛。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和陆九渊, 就都是
江西人。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 继承并发展了从周敦颐到二程的唯心主义体系, 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学识渊博, 对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等许多学科都作过研究, 写下《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诗集传》、《通鉴纲目》等大量著作。与朱熹齐名的陆九渊, 主张“心即理”, 其思想体系被称为心学, 后来为明代王守仁(浙江余姚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陆王学派。陆九渊的兄长陆九韶、陆九龄亦学问渊博, 同陆九渊一样颇有著述, 时人并称为“三陆”。陆九渊与朱熹在理学见解上不同(陆九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朱熹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通信论难, 曾于淳熙二年(1175 年)在鹅湖寺(在今江西上饶市)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哲学辩论会, 史称“鹅湖之会”。“一时学士大夫雷动风从, 如在洙泗, 天下并称之曰: 朱陆。”宋明时期, 赣文化区内俊彦辈出,灿若星, 除朱陆以外, 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杨万里、李觏、乐史、刘恕、刘、徐梦莘、洪适、马端临、文天祥、吴澄、虞集、揭斯、宋应星、汤显祖等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戏剧家、科学家, 从而形成赣文化中的“儒雅风格”。
    吴越文化的核心区域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苏南、皖南和浙江省。其精神文明部分也是在元明清时期达至鼎盛, 时有“东南财赋地, 江浙人文薮”之誉。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里还说:“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 无
论何派之学术艺术, 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
    三、长江三大文化区的交融、和合
    千万年以来, 长江孕育了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 而又通过长江为纽带, 把三个文化区连成一气, 形成具有长江流域特的长江文化。从另一方面来看, 三个文化区也正是由于得利于长江的串联、沟通, 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与和合。这特别表现在相邻的两个文化区域内, 如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相互交汇与融合。而这种相互间的交汇与融合则在远古时期便已开始了。仅以考古文化中的大溪文化为例, 其被认为是巴文化的主要源头。而它虽以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 但分布范围却东起今鄂中南, 西至重庆直辖市东部, 北达汉水中游沿岸, 南抵洞庭湖北岸, 但“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而被认为是楚文化主要源头的屈家岭文化, 则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 但其西部范围也延伸至三峡。由于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在部分地区(主要在三峡地区)的互相重合, 且“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 陶器有承袭、演变的因素”, 所以考古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屈家岭文化“是直接继承大溪文化发展来的。”
    徐中舒先生曾就古代黑陶遗物陶、陶豆出土地址分布的情形分析说, 早在“金石并用的时代”,
“至迟在殷商的末期, 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西上的。如忠县的黑陶与湖北宜昌、京山、天门等处出土的黑陶,在地域上就是紧密联系的”。联系到扬雄《蜀王本纪》里关于“荆人鳖令死, 其尸流亡, 随江水上至成都, 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 ……以其国禅之”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里关于“江州以东, 滨江山险, 其人半楚, 精敏轻疾”的记载, 宋玉《对楚王问》里关于“客有歌于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记载, 可以相信, 自远古时陆九渊(选自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 代起, 巴蜀地域就是当时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一个交汇地与中转站。
    至于巴蜀文化与吴越文化交汇、融合的例子,在考古文化上也时有发现。其中著名一例, 就是成都金沙商周遗址所出土的两件大玉琮。其一为琥珀, 其二为翡翠绿。它们的造型风格竟与浙江良渚遗址所出大玉琮完全一致, 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至两三千年前, 古蜀人就与古越人有着相互交流与沟通。
    由西向东奔腾于南中国的万里长江, 早在远古时期就已把流域内的三大文化区域紧密地联系起来, 成为文化和合的一个早期典范。
    “和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既是一个哲学命题, 又是一种道德准则。这是一种讲和平、和谐,
讲融合、合作的哲学与文化。“和合”落实在实践上, 就是讲求包容, 以宽广和平敦厚的胸怀去对待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万物。所谓“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这个意思。“和合”精神无疑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范畴, 它是居住于古代中国广阔大地上的先民所共同创造与发展起来的。这其中, 自然也包括长江流域先民的贡献。而也正是基于“和合”的精神、“和合圆融”的思想, 基于“厚德载物”的原则, 长江流域先民才会在地区往来、文化交流中以虚怀若谷、怀柔远人的姿态去敞开心扉, 海纳百川, 从而不断地吐故纳新, 集思广益, 以此不断地充实自己, 改造自己, 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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