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基础
摘要:新课程提出“创新取向”的培养目标,并不是不要基础。实际上,新课程十分强调学生基础素质的培养,关键是什么才是新课程创新精神与能力的基础。我们要重新设定和培育新的基础。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二是知识与技能层面,三是 学习 习惯和方式 方法 层面。
关键词:新课程;创新;新基础
创新不足历来是我国 教育 教学的通病之一,指向于应试教育的繁琐的 分析 、讲解、训练充斥于各科教学中,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受到严重损害。针对这一弊端,新课程提出了“要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科学 和人文素养”[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各科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喜人局面正在形成。不过,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人们对这一要求的理解有偏差,“忽视基础为创新而创新”的现象已经出现;尽管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课程改革中大力提倡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应成为重要的主题,但是,全面理解“基础与创新”是有效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前提,因此有必要加以明确。
华裔是什么
一、一个亟待纠正的长期存在的误解
在关于“基础与创新” 问题 的认识上一直存在一种误解: 中国 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创新精神及能力不足;美国学生基础不牢,但创新精神和能力很强。如果我们泛泛而谈倒也无所谓,但如果作为指导教育实践的某种“ 理论 ”的出发点则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没有严格的“专业训练”,可持续的、规模性创新是不可能的(偶尔的“创新”倒有可能)。没有基础的创新只能是空中楼阁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才可能有高度的创新。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科学上的重大创新、发现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诺贝尔奖获得者,无论文理,都是“创新”的楷模(创新是根本,无创新就不能获此殊荣),但他们几乎都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和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记述1997年诺贝尔物 理学 奖获得者、华裔科学家朱棣文事迹的书《厚积薄发──朱棣文的科学风采》[2],其中的“厚积薄发”恰恰说明了“基础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以所谓“基础知识扎实”著称的中国学生却鲜有创新的表现,而“基础不牢”的美国学生却多有创新?问题出在哪里呢?对这一现象,我们的认识有两点:第一,从心理学角度看,扎实的基础只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只提供了创新的潜在性与可能性,并不必然导致创新的产生。没有扎实的基础,不可能有创新;但
有了扎实的基础,不一定就必然有创新。因为,制约人们创新的因素十分复杂,如从 社会 学角度看,外在的社会环境及特定的社会场域是创新能否得以实现的主要因素。同一品种,环境不同,结果也迥异,正所谓“橘生淮南为桔,生淮北为枳”。因此,鲜有创新的中国学生必然缺失了某些“基础”和特定的社会条件,而多有创新的美国学生必有我们所缺乏的“基础”乃至社会条件。
第二,不是所有基础都能导向于创新,有些基础虽然很扎实,但与创新无关,只有那些“创新取向(导向于创新)”的基础才有可能孕育出创新。美国学生的所谓“基础不牢”的“基础”恰是我们过去引以自豪的由死记硬背、机械训练而得到的“死的知识”,这些基础与创新毫无关系;而他们赖以创新的重要“基础”,诸如反思和怀疑批判、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及搜寻信息、动手操作等实践能力则是从小得以培养,并且贯穿于学校教育始终。而这些导向于创新的基础,又恰恰是我们所缺少的。可见,那种关于美国学生基础不牢却多有创新的想法,那种以为不要基础也能有创新(特别是某些“少年作家”的“成长经历”给人的“误解”)的观点是极其有害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基础的问题,而是:什么才是新课程倡导的创新精神与能力的基础,即基础的构成问题。
当前,指导中小学各科教学实践的课程标准中,都十分强调学生基础的培养,也都注意到了基础的构成问题。例如,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就十分强调“学生基础素质”的培养,而且强化了它的“构成因素”──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的能力;良好的语感、丰富的语言积累和文化底蕴;良好的语文学习态度、习惯和方法;等等。
二、创新取向的基础的构成
我们认为,当前各科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必须坚决摒弃过去那种由死记硬背、机械训练而得到的僵硬的毫无价值的基础,重新设定和培育新的基础。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二是知识与技能层面,三是学习习惯和方式方法层面。
一是精神层面:培养学生具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培养学生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精心呵护、培养学生的自由及自主、独立思考、反思和怀疑批判的精神,以及热爱探索、热爱学习的情感。
毫无疑问,科学精神,特别是与人文相融相通、不相对立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是
创新的首要基础。关于科学精神的实质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观点:科学精神是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伟大理性精神,是崇尚怀疑和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不以任何权威为标准,是反思的、批判的、变革的、怀疑的精神。①简而言之,就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实质是一种理性精神。而人文精神则是一种建立在对人之所以为人的 哲学 反思基础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即一种自由精神。在古希腊,科学本身作为一种人文,是自由的学问;而自由历来是古希腊(包括西方)的人文理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而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这样的自由,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因此,对自由的追求就是希腊(包括 现代 西方)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3]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与人文是内在统一的,我们要培养学生具有的科学精神,实质上是具有“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即自由精神,具体而言,就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自由、自主、独立思考、反思和怀疑批判的精神以及不计功利、热爱学习的情感。
自古以来,具有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就是激励人们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不竭动力;而那些勇于探索、追求真理,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仁人志士身上最为突出的就是科学精神。正是科学精神在18世纪对人类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产生的革命性作用,促进了科学思维的
发展 ,促进了科学方法论的普及和运用,从而既推动了科学本身的发展,又最终带动了 工业  时代 的到来,成为近现代西方 经济 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主要价值取向,才使得人类摆脱了宗教的束缚,极大地推动了 历史 与社会的发展,使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人类的进步正是凭借着科学精神挑战神学权威、求真、创新的结果。否则,故步自封,人云亦云,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人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也不可能发生质的飞跃。可以说,科学精神实现了文明的根本转换。
科学精神对于创新尤为重要。科学精神内在地包含着创新的冲动和特质,因此创新的前提就是对真理不断追求的冲动,是自由的思索、自主与独立思考以及对定论的怀疑和对权威的挑战。没有这样的精神和表现,就不会有丝毫的创新。当然,这种对真理进行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应当是“非功利”的,即不能把科学变成牟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而应作为造福民族与人类的崇高准则。否则,创新极易可能产生重大的负面 影响 ,也不利于可持续的创新的发展。作为创新典范的爱因斯坦一生具备了这样的科学精神,科学事业是他的生命,造福人类是他毕生的追求。1931年,爱因斯坦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说:“你们只懂得 应用 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
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4](73)而牛顿晚年由于追逐名利,鲜有创新的悲剧也警示后人,②“功利本位”的创新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
行笔至此,笔者不禁心情沉痛起来,因为中国传统中的伦理型文化,是用来求善,用来处理“关系”的,其主流层面鲜有求真的因子,更是难以理解“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实质。这种文化强调稳定,封闭保守,贬抑变化,忽视反思、批判与创新。其学习方式中的教师权威化、专制化,学生被动接受、死记硬背经典等取向与这种文化如出一辙。更为遗憾的是,在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一批大师,后来因各种原因而逐渐丧失了科学精神,特别是其中的自由、自主、独立思考、反思和怀疑批判的精神而在创作上几无创新和新的突破,成为今人 研究 的独特的“人文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创新而言,科学精神比知识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因为这些大师们无一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文化巨匠,从来不缺“知识”,缺的仅仅是实事求是、不计利害得失的科学精神。
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功利影响很大的时代,我们亟待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更应当是非功利的科学精神,它“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
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3]它还包含着培养学生非功利的、从心底里生出的热爱学习、热爱探究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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