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故】宋代为何“僧道蓄妓尼姑做妾”
【历史典故】宋代为何“僧道蓄妓、尼姑做妾”?
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南宋末年,皇帝常带着一批宫妓到西湖上寻欢作乐,当她们玩得疲乏时,皇帝便令她们退入湖边的丛林中,脱去衣服,裸体投入湖中游泳,而好的皇帝却在一旁观赏,大饱眼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是一个淫欲横流的时代。事实上,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与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是中国古代妓业最繁荣的城市。当年的临安城更有“海”之艳称。
小宋的最低统治者极力宣扬享乐主义。开国皇帝赵匡胤曾大肆向文臣武将提倡:“多内积金钱,薄自娱乐......多复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宋仁宗、宋真宗等帝也屡力劝百官以声吟咏。于是,宋代官僚士大夫捕杀家妓沦为一种时尚,几乎普及化、大众化。时人存有言:“两府两制,家中各存有歌舞,官职稍吉祥,往往分设不已。”南宋王懋《野客丛书》则说道:“今贵公子多白唇姬媵。”“姬媵”即为侍妾,蓄置家妓或侍妾多为酒,或教导之歌舞,或使之侑酒,以为宾客之欢。
史载,当年苏轼“有歌舞妓数人”,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杨震“有十姬”,张渊“买佳妾二十人”,韩?胄有“爱妾十四人”,李允则有“家妓百数十人”......他们置姬妾以娱声,日日置酒相乐。《清波杂志》有载:“士大夫欲求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无所顾避。”
中国古代十大名妓 太医早年、曾任昭庆军承判官的王继先,家中“屋宇台榭皆低甚广玉华宫,都人谓之‘欢乐仙宫’”,生活极度奢华。他与其子王悦道分别捕杀临安府名妓刘荣奴与金盼盼,日夜酒。又专寻下户妇女存有姿者,百般作计,必异药之,以为侍妾。全然不顾别人尚无婚姻。有的士大夫甚至残年时仍嗜酒,混迹失度,每睡觉须婢歌吹齐鼓,方就一梦。在如此世风下,宋代便发生两小咄咄怪事:
一曰僧道蓄妓。宋代的僧人、道士们似乎也不敢寂寞,纷纷蓄养家妓或置侍妾。据《清异录》记载:汴京大相国寺的僧人包养,还美其名曰“梵嫂”。宋徽宗时,汴京各道观的道士也“皆外蓄妻子,置姬媵(妾),以胶青刷鬓,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二曰尼姑做妾。据《宋史》卷三十七所载: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时任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大儒朱熹,共罗列十大罪状,其中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
沈继祖指控朱熹贪不好淫,曾经诱使两个尼姑并作自己的小妾,过来做官时还拎在身边迎面而来。之后,朱熹在上奏无罪时宣称自己“纳其尼女”等等数条,则表示必须悔过自新。朱熹与否“纳尼为妾”,虽有所争议,但宋代士大夫中绝无挑选出尼姑搞妾之事似不难以确定。否则沈继祖不能给朱熹甩上一个显然不可能将出现的“屎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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