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为什么对商人恨之入骨
秦国为什么对商人恨之入骨
作者：王晓武
来源：《文天地》2011年第23期
        秦国一方面通过中央集权扩充国有经济的规模，另一方面则是下大力气打击私人工商。秦国是要将国家的全部资源集中起来一致对外的。而私人工商业则是国家集中资源的最大祸害。在商鞅看来，私人工商业不仅让国家失去了从军杀敌、务农种田的劳动力，而且还会让财富在民间聚集，消弱国家的实力。所以，私人工商不除，国有产业不兴，势必除之而后快。
        私人手工业者是靠手工技艺为生的劳动者。他们把制造出来的农具、陶瓷等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农民手中的粮食。结果，粮食流入了个人手中，而不是国家的仓库；国家工业作坊里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了垄断地位，自然也就不能成为胁迫百姓乖乖地为国家卖力的资本。这样一来，私人手工业者岂不是砸了国有制的招牌，挖了国家的墙脚?何况，这些人不用风吹日晒，摆弄摆弄手艺就可以丰衣足食了，这种风气如果散播开来，谁还愿意去种地?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总之一句话，这些人有手艺，有本事，但却没有为国家效劳，而是在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在人人为公、个个报国的秦国，岂能允许这样的人存在?于是乎，商鞅将私人手工业者视为“事末利者”统统收为奴隶，押解到国家的工业作坊里去干活。
        还有那些商人，更是国有化经济最大的危害。国家搞计划经济，按需分配，商人则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扰乱国家经济秩序，威胁国有工农业的垄断地位。更何况，商人贱买贵卖，只是在流通领域做文章，对国家的整体财富并没有做出贡献，更没有让国家的腰包鼓起来。相反，大量的财富通过商业交易向民间聚集，无形中也是挖了国家的墙脚，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对这些商人本身而言，他们不愿意靠劳动吃饭，更不想为国家创造财富，骨子里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企图不劳而获的念头和想法。相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他们的日子实在也太舒服了。商人，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去占便宜，如何去空手套白狼，可谓无奸不商、为富不仁。如果让这些人成了气候，就无异于怂恿了调皮捣蛋的，而压抑了自力更生的。所以，对商人的打击，秦国是毫不留情的，要么收为国家的奴隶，在国家的土地上劳动，要么押赴边疆野外去戍边，去修长城。总之，他们的日子是最惨的，甚至还不如那些手工业者。人家毕竟还有些手艺，即使被收为奴隶，也不会透支体力。而商人，估计只能在监军的督促和皮鞭的抽打下干着搬砖和泥的重体力活。
        秦国不仅通过严刑酷法和权力的高压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肉体摧残(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而且还通过各项经济措施挤压私人工商业的生存空间。本来，秦国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就比其他诸侯国缓慢许多，于公元前378年才开始“初行为市”。可是，才十几年的
光景，商鞅变法就开始设置重法，竭力压抑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重关市之税”，对私人工商业收取重税，盘剥其利润，遏制其发展，让那些谋财的私人工商业者无利可图，最后只能乖乖地转行。这也正是商鞅本人颇为得意的“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的抑商措施。
        再者，商鞅实行“壹山泽”政策，国家独占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秦国在各地都设置盐铁官，严格控制其生产与流通领域。《秦律杂抄》中记载秦负责采矿、冶铁的官府有“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其官吏有“啬夫、佐、曹长”等,可见规模不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就提到其祖司马昌就担任过秦的“主铁官”。也就是说，盐，只有公家才有资格出售，任何个人都不得私下买卖。冶铁，只能在官方的工业作坊里进行，任何人都不能在自己的小作坊里随便冶铁。如此一来，贩卖私盐的商人也就失去了市场，即使他们有办法搞到盐，也不敢卖，当然也没有人敢买。而那些靠冶铁生存的手工业者也是一样，没有办法搞到铁矿，也就冶不出铁，自然断了生存的命脉。
        盐铁如此，粮食也是如此。商鞅主张国家严格管制粮食贸易，禁止粮食私下买卖，“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即商人不得进行粮食买卖。其实，在秦国，粮食也无法私下自由买卖，
因为秦国是国有制经济，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奴隶种地，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国家的；平民种地，要把很大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上缴国家，剩下的已经寥寥无几，还哪里有富裕的粮食去卖给商人?况且，秦国在政策上也不允许老百姓有余粮。商鞅就说：“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的锅里没有米是最好的，因为米都流进官仓了，岂不是“上藏”?那么，如果老百姓手里有余粮怎么办呢?秦国也有办法，既不强硬地没收充公，也不花钱去购买，而是靠爵位去交换。秦国为什么会灭亡“民有余粮，令民以粟出官爵。”这项政策既解决了“民不积粟”的问题，又削弱了民间的财富，还摧垮了私下进行粮食交易的基础，真是一石三鸟。
        如此一来，那些私人工商业者就真的没有饭吃了。没有官方的“授田”，不参加农业劳动，自然也就无法种粮食自给自足。而国家又不允许私下卖粮，而且也没有粮可卖。如此一往，只能眼巴巴地饿死。最后走投无路，只能回过头来向政府摇尾乞怜，恳求去种地。而这也正是商鞅的目的。在《商君书·垦令》里，商鞅连续说了五个“无所于食”，也就是让某些人没有饭吃。哪些人呢?“僻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庸民无所于食”，“逆旅之民无所于食”，“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总之，懒惰的，不好好种地的，投机倒把的，厌恶农业的，统统不能有饭吃。
        禁止了民间的粮食交易之后，商鞅又进一步堵塞了军粮的漏洞，严禁投机倒把者把黑手伸向军粮。商鞅之法曰：“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又说：“盗粮者无所售。”军市上禁止私人运军粮，就算有人盗得粮食也卖不出去。没有市场，也无人敢买。但是，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人们也顾不了那么多的禁令律法了，民间无粮就向军粮下手，冒领者有之，盗卖套购军粮者亦有之。于是《秦律》便出现了关于冒领、盗卖、套购军粮的处治条文：官吏冒领军粮一律二甲并废除官职；非官吏冒领者则要罚戍边二年；军人盗卖军粮或从他县领粮要罚戍边的款(罚戍是针对普通人的，军人一般不再罚戍，而是。《秦律》是允许用钱来“赎罪”、“赎迁”和“赎戍”的，一日八钱)；百姓套购过县的军粮则要二甲，并将所购粮食没收充公。
        透过《秦律》中的这些条款，我们不难发现，在秦国的民间，是没有人私下进行粮食买卖的。不仅没有人卖粮食，也没有敢买粮食。否则，老百姓怎么会去买过县的军粮呢?同时，这也反映出秦国老百姓的口粮是不足的。若非饿得发慌，谁愿意甘冒和没收的危险花高价去套购军粮呢?当然，军人极高的私卖军粮，也是万般无奈，逼不得已。因为盗卖军粮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一旦被发现，就要罚“赀戍二岁”。按一天八钱计算，一年365天，两年就是5840钱。而在正常年景下秦的平价粮一石才三十钱，还不够罚戍四天的。所以，对盗卖
军粮的军官来说，既然做了，必然就是铤而走险。被抓住了，就自认倒霉；侥幸逃脱，就会赚个钵满盆满。
        除了盐铁和粮食以外，秦国国内也不允许买卖奢侈的消费品。而很多私人工商业，恰恰与这些所谓的奢侈品有关。比如，以酒肉买卖为代表的私营饮食业和酿酒业，就是商鞅极力打击的对象。人吃饱肚子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吃肉喝酒?所以，在商鞅看来，酒肉这些奢侈品是坚决不能有市场的。“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一方面，商鞅把酒肉的价格抬得高高的，让老百姓买不起酒肉；另一方面，对于从事饮食业和酿酒业的商人重重地收税，让他们无利可图。如此一来，就没有人喝酒吃肉，也没有人卖酒卖肉了。而且《田律》还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自己家，还是在田地里，老百姓都是不能喝酒的。如果偷喝，一旦被田啬夫、部佐等官员发现，就要受到处罚。可想而知，秦国的老百姓一年估计都吃不上一顿肉，喝不上一次酒。到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普天大庆三天，才破例允许老百姓在这三天时间内喝酒吃肉。
        就这样，秦国通过款款条文和重重措施极力地挤压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从此，抑商不仅
成了秦的传统政策之一，而且也成了大秦帝国之后两千多年“以农为本”的中国社会的的传统政策。自此，商人一直是受社会歧视的，连“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都被看作是一种不幸和悲哀。具体到战国时代的秦国，严刑酷法下的私人工商业者更是举步维艰，他们或者在商鞅“上农”路线下被迫转向务农，或者被收为奴隶或者罚为刑徒，在皮鞭下终日劳作。当然，他们还有第三条选择，那就是放弃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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