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讲稿）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88年的光辉历程，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将近60年，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也已经近31年了。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中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同时，历史和现实也充分证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合格的，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增强。
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使党的领导和执政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挑战。这种考验和挑战非同寻常，是历史性的考验，是时代的挑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问题，维护党的执政安全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讲解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一、苏共等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一批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的现象，其中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当年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在一夜之间国家解体、政权垮台；当年的苏共是一个拥有88年历史、1500万名党员的大党，却在最
高领导人的一声令下被解散。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主要原因：
第一，党的理论、纲领僵化，使党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苏共执政长达74年，开始时生机勃勃，后来长期固步自封，思想理论僵化保守，严重脱离变化了的现实。再后来又从僵化跳到另一个极端，搞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后果，人所共知。一个执政党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纲领和路线不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不可能受到人民的拥护。
第二，重大发展战略失误，执政基础发生动摇。有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曾经紧密结合本国国情制定发展战略，在长达70多年的执政中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发展战略失误，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失望，最终在大选中败北。
第三，党逐步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严重脱离众，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苏东国家在体制上高度集权，执政党的组织参与到政府和社会的具体事务中，不但相互扯皮，效率低下，而且腐败严重，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党的权威急剧下降。
第四，党没有活力和凝聚力。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党，要么党内缺乏民主，要么党内民主蜕变成派系活动，蜕变成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党内形成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互相争斗，普通党员对党的前途和命运不关心，对党没有信心，老百姓对党失去信任。
第五，党不能掌握和正确引导舆论。如前苏东国家的执政党，改革前长期对意识形态和新闻媒体实行僵化的管理，使党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工具在众心目中威信扫地。后来又搞所谓“公开性”和“多元化”，在意识形态上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乱，舆论工具成了自己垮台的催化剂。
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了1945年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那次著名谈话。
1945年7月1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为抗议重庆的黑暗，作为国民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曾经白天在大街上打着灯笼。那里贪污腐败，特务横行，政治专制，以致许多公共场所都贴着“莫谈国事”。当黄炎培先生来到延安的时候，看到的是在共产党领导的这块地方，政治清明，军民团结，上下一致，一派新鲜气象，这让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但他还是向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
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
《决定》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一精辟论断，正是深刻汲取了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的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其意在于促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警醒起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和执政意识，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二、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
从国内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但也必须看到，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十分艰巨。
第一，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状况没有变。
党的十七大重申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
我国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绩，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许多主要工农产品的总产量居于世界前列。
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我国已有十三亿人口，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
中国现有人均占有各种自然资源，除煤碳之外，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严重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我们所达到的小康依然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
我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各个方面仍然不够成熟、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不完备和不成熟。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
展的任务和压力仍然很重。
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是阶段性和周期性的，三至五年后又会出现高增长。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滞后、社会结构迅速转型而引起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恐怕在短期内难以解决，而且当前经济增长下滑还有可能加剧这些矛盾问题。
矛盾之一：“三驾马车”（指投资、出口、消费）严重失衡与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多年来我国消费增长很快，但增长的结构却没有改变，还出现了“两高一低”现象，即“投资高、出口高、消费低”。
矛盾二：收入差距扩大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矛盾
当前，中国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三千美元左右，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上大下小）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是我国的社会稳定受到了影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还是中国的二元经济机构。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
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 一个城市人与农村人收入的差距可以说成是一年的收入等于别人一个月的收入。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国两个世界。
矛盾三：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与转变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
南宋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朱熹从本体论、心性论角度提出了
“天人一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从而确定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基本内涵和原则，形成了他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一思想可视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最早萌芽。这是最近在武夷山召开的“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部分学者提出的一个新观点。1999年10月国际联合教育科学文化机构提出了《21世纪伦理的共同架构》宣言，其内容有4条，第1条就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根据本国生态保护的实际情况，在继承和发扬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先后制定出“水土保持工作条例”（198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11月）等。我国很早就十分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但是目前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工业化大国，在工业化中
期阶段，既要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又要减少污染排放，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比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支付的成本要大得多。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如何才能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模式，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既需要制度、体制改革，也需要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措施推动。
矛盾四：渐进式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减弱
改革开放初期，搞土地承包、车间承包，农民、工人先受益；但随着时间后移，改革从下层向上层延伸，从农村转向城市，精英层受益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和工人受益越来越少，甚至边缘化，特别是到改革后期垄断部门和公共权益部门的改革，使得精英层的受益要比其他阶层大得多。同时，渐进式改革到后期还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有些集团利用公共资源，形成了强势集团，当改革到一定阶段，他们利益达到足够大时便不愿推进改革，甚至还以改革的名义，强化自己的利益。面对这种利益结构变化，在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必须选择新的改革开放方式。
第三、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跨跃。第一次是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的历史性跨跃。第二次是90年代到上世纪
金融危机时间末，我们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即经济总量的提高在为社会的急剧分化创造了物质前提的同时，也为两极分化的缩小创造了条件。 从经济体制来看，中国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到市场经济体制，只是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与此相应的规则和规范还没有建立和健全。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不完备的小康水平，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从不完备的小康社会进入到完备的小康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化、社会结构的畸形发展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因为在经济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也会产生社会的两极分化，但因为整个社会的盘子不大，可供富人们占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这种分化不会很大。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依旧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即使是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甚至更多，也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加剧的局面。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平均化机制会把这种分化拉平。” 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另一方面，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缺乏一套比较规范的、合理的能够弥补市场经济体制下初次分配缺陷的再分配机制。因此，谢立中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凸现矛盾，处理不当，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因为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露出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大量增加。如果应对不当，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就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改革发展的这种态势，要求我们党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以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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