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我思故我在 发布时间： 2011-2-9 9:19:21 被阅览数： 986 次 来源： 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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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 ----工作生活哲学随想 唐双宁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的一句名言。本意是“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我”不能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着的我”的存在。引申来讲，怀疑是一种思想活动，“我”的根本属性就是思想，有“我”存在就有思想，有思想就有“我”存在。但是，今天我讲这个哲学命题和本文并不相干，只是借来作为题目。我到光大三年多了，不能说没有取得一些进步，但更主要的是思考了一些问题。光大旧有的问题比较多，现在虽然各项指标好转了，但还未治本；虽然内部平稳了，但还需巩固。特别是随着光大银行的上市，现在正处在“形势好转期与矛盾暴露期”并存阶段，决定着目前的“平衡”属于一种“脆弱的平衡”。前些天读了一位同志的文章，勾起了我到光大后的长期所思所想。古人讲清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理好企业，首先要靠班子之间、班子与员工之间，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而能做到团结合作，我觉得首先要清心修身，因为我也没能都做到，所以与大家共勉。 一是尽量实事求是。人们天天讲实事求是，实际能做到的不多，能完全做到更难。因为信息不对称，因为有时候看问题角度不同，所以我只能说“尽量实事求是”。而尽量实事求是很重要的一条是换位思考。人有时都觉得自己对，但换位一下就会发现有时别人也有道理。如果凡事都看作自己对，别人不对，那叫主观主义，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没法一起共事。谁都不是完人，谁都有长处，谁也都有短处。连都讲自己“三七开”；连小平同志都讲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连马克思的手稿都是改了又改，哪有完全正确、永远正确的呢？所以我们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正面、反面、侧面；学会长远地考虑问题，昨天、今天、明天。再有，在实事求是问题上最简单的，恐怕就是实话实说了。现在说假话者为数不少，但谁都不傻，谁心里都有杆秤，反不如去弯取直、实话实说更可信，也更有威信。为什么口碑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说实话。他女儿回忆，他当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到国家游泳队训练场，看到训练场上挂的大标语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他就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要突出鼻子……”。 二是懂得矛盾依存。矛盾双方各以对方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一方心中有事、疑心，对方必然也有事、疑心；一方不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对方必然也不当回事儿。你心地光明了，别人心地也光明了。你心地“黑暗”，难免别人也心地“黑暗”。有个春节晚会的小品就讲人的心地要光明一点儿。古时也有个“齐人失斧”的故事，是说齐国有个人斧头不见了，怀疑是邻居偷的，于是怎么看怎么觉得邻居鬼鬼祟祟，形迹可疑；后来，斧子在自家院子里到了，再看邻居的一举一动，就不可疑了。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齐人失斧”的事不算少。心地不光明，天天疑神疑鬼，就没法合作共事。 三是懂得矛盾主次。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但是，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情况的话，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决定着问题的性质；在一对矛盾中，也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抗日战争中，反抗日本侵略是主要矛盾，所以国共要合作；解放战争中，夺取政权是主要矛盾，所以全党高度团结；后，实现现代化是主要矛盾，所以中央提出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就人类来讲，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是主要矛盾。近年来，全世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像印度洋大海啸、美国新奥尔良飓风、汶川、海地、智利大地震等等。所以，人类应该停止内斗，共同对付自然灾害；就中国来讲，建设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应是主要矛盾。所以，要提倡科学发展、公平正义；就光大来讲，当前通过改革重组，实现稳健发展是主要矛盾。所以，大家都要围绕这个大目标团结合作，开展工作。 四是懂得矛盾转化。矛盾是可以转化的，“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今天坐台上，明天坐台下，这是一种转化；今天说上句，明天说下句，这也是一种转化。再比如谁是谁的人的问题，这个也可以转化，只要公正，不是你的人也会转化成你的人；不公正，是你的人也会转化成不是你的人。许世友当年是谁的人？张国焘的人；后来变成谁的人？的人。《潜伏》中的余则成是谁的人？军统的人；后来变成谁的人？共产党的人。还有个姚登山，当年中国驻印尼的代办，1966年印尼时表现得非常英勇，成了英雄。回来后接见，抬得太高了，就把握不住自己了，飘飘然了，结果走向了反面。矛盾转化，难到极处就是易，易到极处也会出现难。黎明前最黑暗，过去就是曙光。物极必反嘛。所以，我们平时说话也不要说满，做事也不要做满，要留有余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水满则溢，八九分满最好。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美国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表面看是创新过度、消费过度、监管不力，本质是二百多年“太顺”，13个州迅速扩大到50个州，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又那么优越，体制也相对合理，所以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受益。二战后，它又主导以资讯业为主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国力大增又成为单边霸主，等等。这些，就决定了它要忘乎所以，所以战后就发动数次局部战争，比如朝战、越战、两次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但是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这种客观规律就决定要进行调整。所以就出现30年代的危机、朝越战的失败、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危机乃至9.11、拉美后院起火等等。9.11就是一种反作用力的调整，人家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这次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实际也是如此。一般人可能还看不到这一步，还只停留在“形而下”的层面。如果站在“形而上”的层面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早晚要来的”。“满招损、谦受益”嘛。 既然矛盾转化，心态也要跟着转化。我来光大三年多了。老实说，当时我是不愿意来的，但中央决定了，我只能服从。这也是转化，是工作性质的转化。大家还记得我刚来时看望王光英先生，给他说的那副对联，“在机关，昂首挺胸当公仆，否则没有权威；到企业，猫腰低头做主人，不然哪来钱赚”。我那时是调侃，也是“知易”，实际并没有完全适应这个“转化”，现在我已经逐渐“行易”了，逐渐适应这个“转化”了。 五是大智若愚。有个“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故事，是说宋太宗病危，宦官、太后等串通一气，企图废太子而另立新君。当李皇后命宦官王继恩传话召宰相吕端入朝时，吕端料知有变，便强行将王继恩锁在自己家中，命人看管，之后急入宫拥立太子即位，就是宋真宗。然后进见皇后，造成既成事实；随即又将这些奸党相继贬谪流放，从而避免了一场动乱。当初宋太宗拟任吕端为宰相时，有人非议说“端为人糊涂”，太宗却答道“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大事清楚，小事“糊涂”，这是真正的政治家。如果天天陷在具体矛盾事物中，什么事都“清楚”，什么事都想一下子解决，就没法生存，就什么也解决不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与人相处也如此，有些事要看得见，有些事就要“看不见”。这样才能搞好团结。 六是心胸豁达。茫茫宇宙，小小寰球如一粒微尘，何况人乎？人要心胸豁达，宰相肚里能撑船，才能共事。比如三国时的曹操，曹操不如袁绍有庞大的家族世系供支撑；不如刘备有绵远悠长的帝王谱系可利用；不如孙权有父兄创下的一片基业供享受。曹操只有依靠其乱世英雄的才能，自打江山，自创伟业。而心胸，是他的一大法宝。陈琳，这位三国时期著名的刀笔吏，当年替袁绍捉刀，一封讨曹檄文，传遍大江南北，不仅把曹操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而且将其祖宗八代一网打尽，极尽冷嘲恶讽之能事。而曹操捉住陈琳，居然轻描淡写责备道，你小子也真是，给袁本初干事，骂我几句就是了，干吗把我祖宗都带上？后来，陈琳仍被曹操用其所长，安排做刀笔吏。还有官渡之战后，袁绍仓皇溃退，曹操兵士从袁绍帐里搜出大量书简，其中不乏曹操手下之人与袁绍暗通消息的信函。当有人建议追查时，曹操却大手一挥，说道：当时，我都自身难保，有人希望日后有个生路，这也是人之常情，免了免了，统统烧掉。这一烧不要紧，你知道转化了多少矛盾，稳定了多少人心，团结了多少干部，又有多少人反过来为他拼死疆场? 在中共召开“七大”之前，进行了延安整风，整风的重点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王明。整风以后召开“七大”进行选举，力主将王明选为中央委员。薄一波同志回忆，选举之后，不放心，就在旁边看计票，直到王明的选票过了半数才出去抽烟去了。当然，后来王明性质变化了，那是另一回事。但当时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反映了在用人问题上的心胸。老一代人经常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这些话我们今天还能倒背如流，三、四十岁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可能都不知道这些话了。不管后来人们做得怎么样，这个思想是至理名言。 七是认识“零平衡定律”。这是我反复思考出来的。我认为世界上最终什么都是平衡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平衡的，质子和电子是平衡的，权力利益同责任困难也是平衡的。总统权力是正十，操心度是负十；退休老头儿权利是零，操心度也是零，都是平衡的。部门也一样。有的部门权力大，办事容易，说上句，能请出来吃顿饭都是面子；但责任也大，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文山会海，忙一辈子退休后可能还一事无成。加上现在社会矛盾这么突出，资讯网络这么发达，稍有差池就挨批挨骂。有的部门清水衙门，无权无势，但也省心省力，虽没人理可也没人骂，还可静下心来思考点问题，没准儿还能给后人留点精神食粮。不是讲幸福指数吗？加权平均汇总下来都差不多。“地球是一个圆形，终点就是起点”。同样站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上，有人往西看，哀叹旧的一天就要过去；有人往东看，欢呼新的一天就要来临。就看你自己怎么看。一切过不去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自己过不去，什么都过不去；自己过得去，什么都过得去。即便有人一时真和你过不去，你也要明白，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八是学会等待（忍耐）。说过，胜利“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记得我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光大现在最需要“韧性”。勾践曾卧薪尝胆，食吴王粪便，为夫差驾车，用“忍”实现了“三千越甲可吞吴”；中“四人帮”捣乱，叶剑英曾说过“投鼠忌器”的话，就是要“忍耐”；彭真受迫害被关押，1975年允许家属探望，他在家属手心上写了一个字，也是“忍”。人说“忍”是心字上面一把刀，能放住这把刀，才能成事。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办成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你能不能忍耐。 九是顺其自然。中国文化的优势是儒道互补。孔子是境界大师，老子是智慧大师。无儒无境界，无道无智慧。老子终其一生就写了一篇《道德经》，但二千多年不朽，其核心就是“道法自然”、“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可以分为“积极顺其自然”和“消极顺其自然”。我把“积极顺其自然”的要义概括为八个字“顺应、度势、量力、主动”。“顺应”是前提。黄河东流去，人类必须顺应这个大前提。黄河东流既给人类以舟楫灌溉之利，也给人类以滔天灭顶之灾。对其为害人类的一面，应该予以治理。这叫“度势”，形势比人强，形势需要治理。如果没有危害人类的一面，也就不需要治理了，这也是“度势”。治理要“量力”，比如鲧与禹的“堵”与“疏”，就是量力与不量力之别。当然还有智慧在里边。量力也是智慧。再比如李冰父子的“淘滩作堰”（当然他们父子治的是都江堰）。否则，一如当年“牛田洋”，硬是用躯体去抗击，其志固然可嘉，其法实不可取。按禹之法，即为“积极顺其自然”；反之，任凭黄泛，无能为力，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则为“消极顺其自然”。 金融危机时间“积极顺其自然”运用到人类社会，人类社会要发展，人类也必须“顺应”发展这个自然。十年浩劫过去后，人心思治，中央在思想理论上倡导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政治上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组织上平反冤假错案，经济上改革开放，这些即为“度势”。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农村先行，后及城市；先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为“量力”。如一开始即提出“市场经济”，则为“不量力”，因为大家不会即刻接受。 “积极顺其自然”，需要“主动”。“主动”有四个层次，一为“胜人”；二为“胜己”；三为“无己”；四为“善人”，不展开多讲了。既然“顺其自然”，就要明白“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乃大勇也”的道理；天天匿名信满天飞，实乃大“怯”也！光大的这种文化实在不好（当年我一上任一天就收到几十封匿名信,这两年好点了）。当然这件事也要讲两点论，一方面写匿名信的人心地要光明一些，即便真实反映问题，可以直接我、上级。我是不主张写匿名信的，尤其坚决反对诬告，对严重者我甚至提出要依法追究。但另一方面，我们各级干部也要扪心自问，是什么原因把人家逼到写匿名信的份上？要学会宽以待人，学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即便真的违规了该处罚，也要好好谈一谈，让人心服口服。 十是知足常乐。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八九。有一幅画，是一个骑驴者，看见坐车者，同人家比，就心情不好；后来看见一个步行者，心情就好了。同社会其他体比，我们是比上“小不足”，比下“大有余”，同下岗工人比，同你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同学比，难道不应“知足”吗？我们已是如意事十八九啦，不“知足”弄得自己心情不好，身体不好，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十一是多点爱好。我有个体会，比如多读点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马上可生调整情绪之功效。人的物质生命总是要结束的，活100岁最后也得结束，但精神生命是可以“万岁”的，如李白，如杜甫，如苏东坡。所以，多点爱好，特别是积累些精神生命，可使物质生命更快活。 十二是司职补台。班子成员要各自定好自己的位，既各司其职，又相互补台。作为一把手，特别要做到“六事”，即“谋事、任事、担事、容事、处事、息事”。谋事就是抓方向，谋大事；任事就是敢断事，包括会用人。电视剧《贞观长歌》有个房玄龄，有个杜如晦，一个能谋，一个善断，房谋杜断，传为佳话；担事就是敢担当，勇于负责；容事就是要有度量，这个前边说了，再说两句。人家有点意见，就让人家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家说，人家可能就会通过别的形式说。有点小震不要紧，正好释放能量。如果小的能量不让释放，积攒到一起，就会大地震；处事就是在复杂环境下，能够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息事就是能够化解各种矛盾，不要把小事搞大，把简单问题搞复杂；要把大事搞小，把复杂问题搞简单。有人爱吃大蒜。一头大蒜，最有用的是蒜瓣，供人食用；最没有用的是蒜柱，不能食用。但没有“蒜柱”，就凝聚不了“蒜瓣”。“蒜柱”又是管方向的，它向上长，“蒜瓣”跟着长。一把手一定意义上就是“蒜柱”。 十三是顾全大局。光大的特点是规模小、企业多、功能全，要扬长避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同舟共济。不同舟共济就会翻船，对谁都不利。我调到光大时就倡导要弘扬“周恩来精神”。与思想相辅相成还有一个“周恩来精神”。这是我的一个党史观点。“周恩来精神”博大精深，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这是党史党建领域需要研究的课题，不在此赘述，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光大目前特别需要这种精神。 十四是和而不同。由于角度不同，工作中产生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什么都一致反而不正常。工作意见不一致并不等于不团结、不和睦。有些人喜欢投领导所好，喜欢传闲话，但领导自己要神闲气定，心中有数，不为传言所惑。有个“曾参杀人”的故事，是说孔子的学生曾参曾子从前住在山东费县，当时费县有个和他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便告诉曾子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曾子的母亲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若无其事地继续织布。过了不久，又有人说：“曾参杀了人”，曾子的母亲还是若无其事地织布。不久，又一个人告诉她说：“曾参杀了人。”这回曾子的母亲就害怕了。流言能够动摇一位母亲对自己贤德儿子的信任，足见其可怕之处；反过来，吸取教训，领导干部也就最需要在流言面前“神闲气定”；而传闲话的人也要明白，“会当媳妇两头瞒，不会当媳妇两头传”。这是我们东北的俚语。这个“两头”，一头是娘家，一头是婆家。 十五是学会“妥协哲学”。过去常讲“斗争哲学”，讲“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在阶级斗争年代有道理，但也有片面性。当今时代，“妥协哲学”应是主要存在形态，“斗争哲学”应是辅助存在形态。当然“妥协”不是不讲原则，对于“非对抗性矛盾”，各让一点才会把事办成，才能团结和睦。现在国际上奉行的是丛林法则。巴以问题打了几十年了，本来是一个祖先，亚伯拉罕也就是《》中的易卜拉欣，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现在却打得头破血流。那边拉宾好一点，又出沙龙；巴拉克好一点，又出内塔尼亚胡；这边法塔赫好一点，又出哈马斯。冤冤相报何时了？受苦的还是老百姓。我去过安徽桐城，有一条宽六尺、长约百米的小巷，称“六尺巷”。相传康熙年间，一叶姓人家与当朝宰相张英家因宅基地问题发生争执官司打到县衙。张家管家函告张英，希望相爷能关照一下。谁知张英看信后，却批了一首诗寄回，诗曰：“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看信罢，立即吩咐让出三尺。叶家见张家让出三尺，遂也让出三尺。于是留下了今天的“六尺巷”。这里，“让他三尺”就是“妥协”。这一妥协不仅使张英的这首诗传为佳话，还为后人留下一条名街“六尺巷”。所以，我体会有时“让就是得”。1985年我在建行辽宁省分行当办公室主任，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二年多，有的老同志心里就不服，就给出难题，有些难题你还真解决不了，怎么办？比如一次一个年纪大资格老的同志就我，说上班路上把公文包丢了，是因公丢失，要补偿。那时不像现在，丢了就买一个，没法买，没处下账。但上来了不解决也不行。后来，我就把自己的公文包给他，我说你把我的拿走吧。这个老同志一看，就不好意思了。 十六是“德法并重”。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制度再严厉也管不住心，教化可以管住心。这是有道理的。我赞同加强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再加强也有漏洞。我说过治理金融企业关键是五个字，“叶、枝、干、根、土”。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宏观环境是土壤。这五个字中，“土”我们不能完全左右（可以左右一点儿），我们能左右的是叶，是枝，是干，但最根本的还是“根”。所以，我认为治国治企都要德法并重，在依法治企的同时，还要以德治企，根本还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绝大多数人来讲，还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模式好，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好。不知者不怪，非主观故意的，不能不教而诛，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给出路”，要人性化管理，这样大家才能心平气顺，才能团结和睦。一千多年前诸葛亮尚能对孟获七擒七纵，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我昨天看了一篇《特赦女匪首》的文章，讲的是1953年在听取李达的汇报时，指示释放落网的贵州惠水县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一事。本来“罪该万死”的程莲珍怎么也没有想到共产党会放她，发誓要报答的救命之恩。被放了没几天，她就到为匪时经常活动的惠水、长顺交界一带，到那些没有投案的土匪及家属，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还钻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对面劝降。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劝降了22名土匪。“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给出路”的结果。 总之，以上信笔涂来，有感而发，早就想写，特别是过去因工作上的事曾经心情“有点烦”（说明自己也没修炼好），后来看了几本书，静心思考了一下，借题发挥，一发而不可收。以上这“十六条”的核心还是要增强修养。前边说了，我也是“说得好听”，许多也没做到。知易行难，谁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但做的多一些是可能的。如果这样，我想班子就没有不团结不和谐的。以上不吐不快，供同志们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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