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历时性——叙事式科技观和我国科技博物馆的新使命
博物馆里的科技、时间与历时性
———叙事式科技观和我国科技博物馆的新使命
沈辛成①
①
沈辛成：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跨国科技传播，美国技术社会史，博物馆学；通讯地址：上海市东川路800号人文楼4楼；邮编：200030；Email ：xshen40@sjtu.edu 。引用格式：沈辛成．博物馆里的科技、时间与历时性—
——叙事式科技观和我国科技博物馆的新使命［J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0（6）：15－22．［Shen Xincheng．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me and Diachrony ：The Viewpoint of Narrativ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New Miss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in China ［J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Museum Ｒesearch ，2020（6）：15－22．］．DOI ：10．19628/j．cnki．
jnsmr．2020．06．002
【摘要】西方科技博物馆在两次变革中调整了科技与时间的关系，科技的历时性在科学中心的呈现中普遍缺失。科技与时间的脱钩是欧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非因为科技本身所具有的恒定性。我国科技博物馆的使命应当立足于本土条件与现实需要，在吸收科学中心优势的同时，着力将科技与时间统一起来，采用叙事式科技观，展示科技的历时性变化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度。
【关键词】科技博物馆；历时性；叙事式科技观
一、引论
在近代西方，科技博物馆的功能定位经历过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从内部收藏到公共展品的变革，以阿什莫林博物馆和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创建为标志，行业知识开始走向公众；第二次是从历史陈列到科学中心的变革，以巴黎发现宫和旧金山探索馆等为代表，从抽象原理转向互动实践。朱幼文曾经对科技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之“进化”有过归纳，指出科技博物馆是特定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产物，受到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必须满足社会对科技和公众科学素质的需求，其传播方式也必然与当时的科学传播理念和科学教育思想相吻合
［1］
。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博物馆的两次重大变革中，科技与过去、未来的关系经历两次重大调
整，历时性成为了科技博物馆定义科技的焦点问题。在博物馆的空间内，科技与时间从最初的结合到后来脱钩，到今日再度结合的条件成熟，证明了科技博物馆既是社会科技观念的真实反映，也能积极改造科技的内涵。科技的内涵在博物馆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断裂的、革命性的、带有明显范式变迁的。已有学者从西方科技博物馆的发展中提炼规律，提出了强调技术史、开放性、社会性等诸多有益建议
［2］
科学博物馆英语怎么读
；或从认知科学的发展
规律推测我国科技博物馆下一阶段所面临的挑战
［3］
。但这些研究仍未从根本上抓住科技在博物
馆空间中变迁的关键线索，也就是科技与时间的关系。
本文旨在回顾西方科技博物馆实践中科技与时间关系的两度变迁，指出今日科学中心所呈
5
1
现的“不受时间影响的科技”这一状态是或然的。在当代中国，科技必须恢复历时性特征，与新式的科技史齐头并进，方能忠实于科技博物馆的时代使命，真实反映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激发公众参与科技发展的热情。此处的历时性（diachrony）借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概念，强调一个知识体系（如语言、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变化情况。历时性是科技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否定了科学和技术作为先验知识的存在，其之所以能具备今日之形态，是经历了科技工作者和其他社会成员长期的塑造。科技的内容既具备一定真理性，又见证并包含了科技知识生产和实践应用中的多方利益和诉求。历时性是科技在时间轴和社会轴上的投影，是其复杂度的具体体现。
二、科技与时间在博物馆的统一
“科技”的内涵第一次发生变迁是在工业类博物馆进入大众视野之时。此前，科技博物馆更多是以博物学（自然史）收藏陈列的面貌出现，这一知识体系起源较早，所需人力和器材都规模较小，阶级门槛高，所涉人有限。当19世纪晚期机械产业对社会改造的影响日渐巨大时，科技一词的定义也发生了转变，
尤其是技术的部分。科技史学者露丝·奥登齐尔（Ｒuth Oldenziel）指出“技术”的英语词汇“technology”其实是相当晚近的发明，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学者才率先使用该词，用于指涉越来越庞大的机械系统。在那之前，此类技术集合一般用“有用的技艺”（useful art）来指代，“科技”一词内涵的更新与科学技术的日常化和普遍化不无关系［4］。与之呼应，新型的科技博物馆也出现了。伦敦科学博物馆1928年正式以新的建筑面貌示人时，其藏品主要来自于南肯辛顿博物馆和专利办公室博物馆，前者的收藏主要是19世纪中期万国博览会的遗存，后者的收藏则是由工业革命以降在英国申报专利的发明家所递交的机械模型构成。所以在开馆之后，观众所领略的是工业革命时代巨大的蒸汽引擎或是英王乔治三世赠与伦敦国王学院的他年轻时学习自然哲学时所使用的仪器用具［5］。在20世纪初期，当公众第一次面对带有强烈工程技术性质的科技时，它既是未来的，又是历史的。历史是指藏品展品本身恰当的“年龄”，未来则是指英国深厚而丰富的工业遗存照亮了前进的方向，是提升民族荣誉感的一剂猛药。
在这样的博物馆里，科技既是令人骄傲的具有纪念碑性的科技，又是作为历史的科技。该馆研究人员罗伯特·巴德（Ｒobert Bud）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学博物馆曾经非常清楚自己对史学界的职责，他们制作历史顺序的编目，与纽科门技术史学会建立密切联系，也成为了许多新创建的科技史学会的合作伙伴与会议地点，例如科学史国际大会和炼金术与早期化学研究学会。1950年出任馆长的弗兰克·谢伍德·泰勒（Frank Sherwood Taylor）是著名的化学史学家，英国科学史学会在牛津大学创立之时，泰勒正是决策委员会的主席［6］。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的科技博物馆中，科技约等于科技史，过去、科技、未来，三者是统一的。
这种统一性需要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方能促成。首先，20世纪初，欧美大学建制日渐完善，院系分工日趋细化，这令专注面狭窄的新型学会成为可能；其次，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在过去半个世纪借欧美城市改造和医药创新的东风，依靠知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形形的学会成为了他们加强横向串联，进一步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正是在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呼吁下，伦敦科学博物馆才得以获得议会资助；再有，19世纪下半叶工业博览会的频频举办，为工业主题陈列培养了受众，而继承了这些展品的博物馆也不得不重新定位；最后，彰显工程技术成就的科技博物馆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处于英国和
61
西方制度自信的历史高点，两次产业革命促使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现代化进程迅猛，日常生活日益便捷卫生，公众对科技所起的进步性作用具有普遍信心。在20世纪初科技博物馆的空间里，科技与时间达成了统一，成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这种联合看似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却又十分脆弱，它诞生于英国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和特定国际背景，会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三、科技与时间在博物馆的脱钩
20世纪70年代起，科技博物馆的旨趣发生了显著转向，欧美普遍开始出现偏重公众教育的科学中心。这种转向背后是科技与时间的脱钩，原因有三：
首先，科技史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二战前后，科学与技术高度融合，社会效应规模升级，尤以雷达、青霉素和核武器等“大科学”为代表。战后科研模式的转变令科技发展加速，原本以工程机械制造为荣耀的科技史被重新定义，专利模型等博物馆藏品经历天然衰变，面临淘汰风险。原本这一学科内容是用来探索现代科技渊源的，与早期科技博物馆是天然盟友；如今博物馆本身“活”成了历史，科技史便沦为了博物馆轻装前行路上越来越重的学理包袱。剑桥科学史博物馆的吉姆·本内特（Jim Bennett）就指出：“并不是说博物馆的藏品越来越老旧了，科学史就能获得一统江湖的权位，如果要让展陈变得有内容，那获选的藏品一定是因为它特定的价值而胜出，而衡量它们价值的标准必须是根据当下博物馆的方针政策而设立的”［7］。
原因之二，一些新兴科技的应用和失误撼动了公众对科技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必然联系的信心，科技是否能引领美好未来开始承受质疑。首当其冲的就是核能，核武器的战时应用令民众意识到现代科技潜在的毁灭性，二战前后国家主导研发的模式让科技与权力暧昧不清，越来越高的知识壁垒让科技“圈内人”愈发失去公众信任。美苏之后的两起核事故让这项曾被寄予厚望的核能行业陷入寒冬①，原本代表着清洁与高效的新能源如今与污染和死亡常相关联，和核泄露成为民众质疑科技福祉最常用的论据。二十世纪中期的西方学界以萧条和战争为起点，对历史路径发起深刻反思，如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
的阶级性及其对人的控制性的批判，科技与光明未来之间的确定关系蒙上了阴影。著名的科学知识和社会问题专家杰瑞·拉维茨（JerryＲavetz）就曾指出，核武器时代让博物馆人不得不重新定义“科学进步”这一概念［8］。原本具有未来性、童话性的展望不得不在博物馆空间内被压缩成当下的、世俗的、技术性的、包含多元诉求博弈的棘手难题。
原因之三，新型科技博物馆的出现强化了学习的互动性和在场性，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和对未来问题的关怀被间接弱化。以二战赢家美国为例，国家对科技研发投入空前，权力与科技的关系悄然改变，科技博物馆对此做出了正向反向两种反应。反向反应的实践者是“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物理学家弗兰克·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奥本海默因为冷战时期政治压迫失去了明尼苏达大学的教职，后受聘于科罗拉多某高中，在物理课上获得了互动教学的灵感。后来他踏访欧洲时受到新型科技博物馆的感召，决定在旧金山创建自己的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探索馆（The Exploratorium）［9］。该馆宗旨是“每个人都是自成一派的科学家”，展览增加了互动的环节，也解除了固定的陈列动线，让观众随心所欲移动，其所蕴含的不只是对博物馆的重新定位，更有奥本海默本人重置
71
①指1979年3月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第2组反应堆彻底毁坏大量放射性物质溢出的事故和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今乌
克兰境内）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爆炸事故。
科技与权力关系的迫切愿望。同一时期在美国东海岸，波士顿科学博物馆馆长布拉福德·瓦什伯恩（Bradford Washburn）则担心科技进展太快，国家间竞争激烈，美国科研人力恐怕无以为继。他提出了“接触科学是最紧要之事”这一教学理念，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正向应对战后科研模式，频繁举办临时展览，探讨最前沿的科技发展，尤其是像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这样的热门主题，以此吸引大量观众，培养年轻人对科学的喜爱和理解，为国家源源不断输送人才［10］。
科学中心对展品互动性和娱乐性的追求，将科技压缩成当下的、具象的、在场的科技，博物馆空间内科技与时间开始脱钩。科学中心既不需要探讨科技的历史流变，也不需要为沉重的人类命运负责。这样确实能够优化年轻观众的学习体验，但是也使科技博物馆受众构成狭窄化、低龄化。这一时期欧美的科技博物馆试图与建制权力争夺对科技的定义权，但无论是正向回应还是反向回应，其作为科技历程“权威阐释者”的角都日渐衰微。
四、我国科技博物馆中的科技与时间
我国科技博物馆大多创建于科学中心潮流勃兴之后，营建思路对标欧美重实践轻时间的教学观念，加之
中国考古文物类博物馆为数甚巨，科技博物馆天然获得了非历史类的分工，因此“没有时间的科技”长久以来并未成为问题。实际上，科技博物馆使命中的核心矛盾仍然是科技与时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呈现科技历时性的问题。今日中国在科技领域大有作为，这段当代史是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科技与时间的关系成为了我国博物馆内亟待厘清的关键问题。若非如此，则不足以阐明今日中国之成就与昨日中国之脉络应以何种方式相连接。然而，在中国的科技博物馆空间内，科技与时间关系之复杂比西方更甚，原因有五：
其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一度集中于古代，看似悠久绵长，实则难以与当代发展成果对接，无法形成连续的历史表达，星星点点的旧日辉煌反而容易造成过去与现在的割裂。
其二，近现代的科技几乎全部源于西方，提及历史难免置中国于受动，故而很多博物馆选择淡化、弱化、简单化科技的源流问题。实际上，悬空的“科技”更容易被符号化，在观众潜意识中将其与西方画上等号，这恰是中国的科技博物馆应该试图规避的。
其三，中国经济腾飞之前所建的科技博物馆虽较为关注历史，注重利用既有收藏，但受限于财力，难以用符合当下博物馆审美的方式呈现对建筑、环境硬件、安装技艺要求较高的工程技术类内容。21世纪之后建设的科技博物馆则缺乏长期的搜集、收藏和研究，多采购国内外现成的展陈、展具和展品。这些内容因为行销世界各地，多强调具有普适性的科学原理，鲜有提及具体的社会背景和行业实践，导致重科不重技的倾向，科学的抽象性和恒定性被过度彰显。
其四，科学中心式的科技博物馆更受观众欢迎，历史内容则存在“劝退”观众的风险。科学中心热衷于将“知识裹上糖衣”，刻意增加一些不必要的互动，用大众通俗文化的彩包装常规的展品［11］。这就容易使观众在动手参与的操作过程中，将科技与抽象的时间进一步割裂。
我国科技博物馆将主要精力用于开发和采购更先进、更有趣的教具上，对科技与时间这一关键关系的思考却略显不足，尤其缺乏顶层设计。要解决中国博物馆空间里的科技历时性问题，不应该不讲历史，而是应该多讲历史，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讲透。所谓讲透，是不止步于对科技发展时间线索的梳理，是全景展示科技研发与应用的过程，形成一种叙事式的科技观，还原科技发展的历时性变化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度。
81
五、叙事式科技观
学界对“故事”在科技博物馆展陈中的价值早已有所认知［12］，也已经有学者提出科技博物馆应着重体现科学家的生平故事来传达科学文化与思考方法［13］。但是叙事式科技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它不只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还需要从更高的学理视角剖析科学技术的社会进程。美国科
学促进会成员曾在1991年的著作《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指出，科学包含了作为世界观、作为认识论和作为社会事业的三重含义，而作为社会事业的科学牵涉到个人、社和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受到价值观、文化、学科建制以及作为公民的科学家的多重影响。技术更是如此，任何技术系统都会与社会系统密切互动，后者又加诸于前者重重限定，技术决策的社会语境更是复杂［14］。这一观点对扩充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认识极具启发意义。
有鉴于此，叙事式的科技观理应包含科学与技术运行中与社会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并不限于：科技研究的多元主体、科技研究的社会支撑、科技研究的转化落地、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科学技术的伦理挑战等等。科技博物馆在设计展览时，应针对这些内容进行具有实地性、实践性的学术研究，它们是博物馆展览设计的基石，其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展览品质，也能为文物征集指明方向［15］。
（一）叙事式科技观的内容
所谓多元主体，是指不局限于历史上有名的大发明家，而将目光投向微小而重要的科研人员，投向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所谓社会支撑，是指科研圈内的学会、行会、国际会议、跨国机构等对科研的推动或限定作用，也包括科研圈外社会层面的政策、法律、制度、文化氛围等对科研的作用；所谓转化落地，是指科技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过程，强调包括中间商、销售、采购等企业内部专业人员等要素的作用，也包括政府对特定科技发展方向的扶持配套措施；所谓社会治理，是指当科技作用于社会时如何便利秩
序管理和商业使用，如何对社会规范潜移默化；所谓伦理挑战，是指民众与传统和科技所带来的价值观、道德观改变之间的碰撞摩擦，两种观点角力是由何种社会组织执行，又在何种论述层面展开，最终对科技和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如科技传播学者贾鹤鹏所说，公众参与并不是互动式科普，而是强调公众参与真正的科研过程，贡献真实的科学数据、促进科学发现向更广泛的领域发展［16］。
（二）叙事式科技观的优势
叙事式的科技观摈弃欧洲启蒙时代对“理性”的盲目追捧，不再将科学和技术用思维抽象与否或有利益干涉与否为标准强行切割，不再一味追捧科研的纯粹与无私，而是直面科研过程与社会建制深度嵌套的事实，大胆将科学技术与各种社会成员、机构和制度普遍联系，将科技从创生到商用、从试水到成熟的完整周期以历史的方式加以呈现，强调科学与技术所共有的社会属性和效应，展现当下社会格局中公众可以参与科技研发和科技管理的多种战略路径。与之前的博物馆话语相比，叙事式科技观的优势显著。
第一，在叙事式的科技观中，历时性的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法：科技不再需要紧密连接国家命运或古代历史才能连接过去和未来，只需要将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充分发掘，就足以形成有深度的叙事。这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科技的世俗化与中立化，使得科技博物馆不必再背负“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这样的沉重命题，就能获得历时性特征。
第二，在叙事式科技观中，科技的主体多元性、经济相关性、社会嵌入性被突出，观众更有可能在科技
研发应用的流程中，到属于自己的角。例如，在核能专题的陈列当中，观众除了可以自我定位为未来的科学家，也可以是立法者、协商者、社区工作者、环保人士、
91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