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歌―玩之天性
儿歌―玩之天性
一直断断续续地琢磨着儿歌，完全是因为留存在心底的几支儿歌，以它们的特有的荒诞美学，令我流连、好奇、沉思、无语。很多前辈，中国社会学奠基人孙本文、文学研究者朱自清都涉足过儿歌，看来被儿歌打动的学者不是三两异类，我为自己回归“正常”感到欣慰。
不看材料没法说理，我们且吟且理。以下儿歌，少数源于个人记忆或互联网，多数来自下述作品。《谚语录》（齐如山，1935），《四川儿歌》（拓林整理1956），《中国儿歌》（朱介凡，1977），《儿歌三百首》（阮可章编，1990），《中国童谣》（郁宁远主编，1996）。引用时不再一一注明。
“数数”为框架的儿歌数量极大，覆盖极广。今日的成年人大多依稀记得其中的片段。互联网上“你拍一，我拍一……你拍二，我拍二……”的版本要有几十个之多。以下这首比较古朴，相信其流行的年份较早。其中不乏儿歌共有的出人意表之处。
你一我一，虫虫伙计。你两我两，豆角打掌。你三我三，金豆银砖。你四我四，牌牌写字。你五我五，咚咚擂鼓。你六我六，六把扇子遮日头。你七我七，七鹁鸽八野鸡。你八我八，八朵莲花。你九我九，红鞋绿口。你十我十，十字路上插红旗。你十一我十一，贼娃子半夜来偷鸡。偷吃一个不得够，偷吃两个烧死了。等我起来看，把他烧成炭。（陕西石泉）
我认为，“数数”的儿歌，应该是儿童最早接触的歌谣。它们貌似稚气，其实大人创作的彩很重。大人要以数序为框架，可能是看中了“秩序”。秩序当然是儿童来到这个世界要迅速领悟和投入的。也可能是教者觉得好记，但是说唱这类儿歌的频次，发生在儿童之间远不如母亲带着孩子。
按照我猜想的发生学的顺序，以身体器官或生理特征为基础的歌谣，应该紧随着数序。且看如下儿歌：
大拇哥，二姆弟，钟鼓楼，护国寺，小妞妞，手拱盘，胳臂弯，挎肘篮，挑水提，饭饱儿，闻香儿，亮灯儿，毛毛虫，天灵盖，小蒲扇，单打宝宝后脑瓢儿。（北京）大老哥儿（大拇指），二兄弟儿（食指），中山梁（中指），老先生（无名指），末嘎儿（小指），放牛场儿（掌），铁门坎儿（手颈），转个弯儿（肘），抬轿的（肩），听事儿的（耳），望亮儿的（眼），闻香儿的（鼻），喝汤儿的（口），尝味儿的（舌），咕咚儿（喉），掉坛坛罐罐儿里去哒。（湖北远安）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过来开当铺。四斗买煤哩。五斗做贼哩。六斗七斗编筐编篓，八斗九斗举官就走。（河南安阳）
老胖，骨碌骨碌上炕。上不去炕，挨擀杖；过不去河，毛驴驮；过不去海，毛篮挎。过不去井，竹竿顶。（河南安阳）
大秃子有病二秃子慌，三秃子骑马跑药房，四秃子去买板，五秃子去凿眼，六秃子去钉钉，七秃子去挖坑，八秃子去抬，九秃子去埋，十秃子送山哭下来，人问他哭嘛？他说家里死了一个秃蜡台。（辽宁）
奔儿头奔儿头，下雨不发愁，人家有雨伞，你有大奔儿头。
丫头丫，会看家，偷老米，换芝麻，芝麻腻，枣儿糕，撑得丫头叫姥姥，姥姥放个屁，崩出丫头二里地，二里地下雹子，打了丫头后脑勺子。（辽宁）
这类儿歌一定特别打动适龄儿童，因为他们自己身体的一个个部件被指称，并且是以如此特异的方式来冠名。如果说数序的儿歌只须模仿，身体器官的儿歌开发了想象和比喻。多数很切近，直指功能；也有些只是凭借一个音完成了远连接：钟（中指）鼓楼；一个“相”
完成了夸张的比拟：放牛场（掌）。自身和他物，切近和遥远，导致了适度的跳跃。儿童在由此及彼的跳跃中获得刺激和快感。
“老胖”、“秃子”和“奔儿头”三款儿歌，绝对是上个时代儿童间的游戏特征，它们标志出文化上的代沟。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儿童，喜欢以身体特征来起外号，开玩笑。今天的人们会觉得这样直指对方身体特征，特别是一种当事者不以为荣的特征，是对当事者的不尊重。不这样说了，绝不意味着人们对彼此的身体特征不再敏感。孩子应该没有那样世故，应该是放肆的，童言无忌的，所以慎言身体特征，应该是成人文化的变迁。孩子们的谨言慎行，应该是成人文化向儿童领地的扩张所致。多面向、多层次，应该是性格成熟、丰满、优秀的特征。要能走向多面体，就要经历几个时段，各时段都同一了就麻烦了。所以我觉得儿童间开身体的玩笑没什么不好。有时候恶作剧的亲近，说不定要比道学家造就的距离好一
些。
“丫头”的儿歌里面的关键词是“屁”。孩子们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每听到“屁”声就会笑，这是什么？某种天性：形而下与形而上不期而遇，严肃事物遭逢无意识却突发的失敬。在朱介凡的《中国儿歌》中涉屁的儿歌共8首，可信它是流行儿歌中的一个品种。还有更难登大雅之堂的。我记忆深刻的一首儿歌，从未在任何一本儿歌集中看到，且录于此：“八月十五庙门开，各种摆出了，驴黑，马白，骆驼上灯台，大人戴草帽，小孩儿螺丝转……” 我读书的小学是北京实验二小，一所精英学校，我是在小学三或四年级听到并跟着唱诵这首儿歌的，我相信班里全部男生都听到过这儿歌，其中半数唱诵过。雅驯是中产阶级文化，它自有其社会功能。恐怕社会需要做的是打隔断。男根不可以挂在嘴上，但全面蔑视和抵制它是没有道理的，它是身体的一个部件，而人总是少不了拿身体说事的。不错，它和脏话结合很深，但脏话既有其社会功能，又是一个流行深广的社会事实，离开了它有些情绪的表达和发泄是欠缺的。让一个孩子从小隔绝于脏话，如同让他隔绝于沙子、泥土，乃至粪便一样，不是卫生，而是洁癖，不利于他的身心健康和抵抗力的增长。一所精英小学的半班的男生唱诵过这首儿歌，唱得很开心，意味颇深。我觉得推广的儿歌集中不必选这类，研究性质的儿歌集中则应该保留，它们是野生的子文化，应该存活在某个社会角落中。
“反歌”也叫“颠倒歌”、“扯白”、“数大嘴儿”等，是儿歌中颇流行的品种。各地的反语歌不计其数，下录两首。
吃汽水，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下车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又怕砖头咬了手。
小槐树，结樱桃，杨柳树上结辣椒，吹着鼓，打着号，抬着大车拉着轿。蚊子踢死驴，蚂蚁踩塌桥，木头沉了底，石头水上漂……（河南）
小孩子没唱过反语歌的大概不多。当然是被它极致的荒诞吸引。也正因为极端和浅白，其魅力是有限和短促的，孩子不会总唱，我们不必深说。
即便是儿童生活中，也少不了博弈，博弈中少不了斗嘴。文化的作用在于让我们摆脱孤立无援，站在前人的肩上。一张嘴就一套一套的，不仅吵架时不落下风，也共同托举出语言的乐子和生活的味道。
臭美，臭美，一个鼻子俩嘴。
没羞没臊没脸皮，偷人家的西瓜皮。人家给你两块糖，你给人家掏茅房。
跟人学（xiáo），一嘴毛，跟人走，变花狗。
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一打一蹦高儿。
挖坑怎么玩金钩钩，银钩钩，你买东西分我吃，我买东西分你吃，一千年，一万年，不准要，要就赔你个小石头。
这些话多漂亮啊。“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一打一蹦高儿。”任凭生老病死，媳妇熬成婆，这句儿歌几乎永远不会消亡，因为永远有童稚充沛的一年级新生来了，也永远不乏曾被高年级叫骂过终于有了资格的高班生。这一切都依赖这句妙不可言的儿歌：一年级的一个个新生，像极了一个个小豆包，他们的个头，他们的羞涩，他们的碎步。这句儿歌以笑骂包装，其实饱含欣赏：可爱的小豆包们来了。当然上述其他儿歌都不差，因为斗嘴是要跟得上趟的，能长期被孩子在斗嘴中使用的话，必是久经考验，百里挑一。
我最被打动，认为儿歌中最流行，也最富于魅力的手法是朱介凡称作的“连锁”，朱自清称为的“接麻”。“朱自清《中国歌谣》指出，江浙有种游戏叫‘接麻’，如甲说‘灯’，乙说‘灯亮’，甲说‘亮光’，乙接‘光面’……酒令也有这样做的……‘接麻’实从搓麻线的情态取喻，把麻劈开，合股搓接之，麻线可以搓接到无限的长度。”（朱介凡，1977）接麻儿歌的精妙处在于，付诸实践时，人们不拘泥于同一个字，常常只要同音就行，甚至故意不取同音只取谐音，并且接的不一定是上句的最后一个字，接上句第一、第二字都可。这样就导致了屡有出其不意，每每荒诞不经，结语堪称豹尾。且看：
小蒜臼，捣三捣，里边坐个张阁老。张什么张？五杆；五什么五？牛皮鼓；牛什么牛？撅腚猴；蹶什么蹶？燕子窝；燕什么燕？扯长线；扯什么扯？孙行者；孙什么孙？吕洞宾；吕什么吕？韩湘子；韩什么韩？挎花篮；挎什么挎？一挎挎了二十四个小娃娃。（新疆）月娃娃，八丈高，骑白马，带快刀；快刀快，切辣菜；辣菜辣，切黄瓜；黄瓜黄，切香肠；香肠香，切老姜；老姜老，切蜜枣；蜜枣蜜，切公鸡，公鸡凶，切大葱；大葱大，切蛤蟆；蛤蟆一瞪眼，七个碟子八个碗。（河南开封）
亲家母，坐坐来，女儿家吃了什么菜？青菜。什么青？竹叶青。什么竹？黄竹。什么黄？蛋黄。什么蛋？鸭蛋。什么鸭？虎鸭。什么虎？老虎。什么老？根根老。什么根？吹打根（方言：唢呐）。什么吹？皮皮吹。什么皮？杉皮。什么杉？天杉。什么天？落雨天。什么落？快乐。什么快？木子柴。什么木？磨快刀子割你的肉。（江西宁都）
下雪下雪，冻死老爹；老爹告状，告给和尚；和尚念经，念给先生；先生打卦，打给蛤蟆；蛤蟆凫水，凫着老鬼；老鬼打门，打着大人；大人射箭，射着老万；老万看家，看着三巴。三巴卖酒，买着黑狗；黑狗拉车儿，拉着官爷儿，官爷儿打板，单打黑狗屁股眼。（新疆）
谁跟我玩，打火镰儿。火镰花儿，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摊鸡蛋。鸡蛋黄，卖老王，老王不在家，卖给你们亲哥儿仨。（北平）
南南有个篮篮，篮篮装着盘盘，盘盘放着碗碗，碗碗盛着盐盐，南南翻了篮篮，篮篮扣了盘盘，盘盘打了碗碗，碗碗撒了盐盐。
去去去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着着着大火，火火火车头，头头大奔儿头。
结巴磕子赶大车，一直赶到墨西哥，墨西哥是你哥，你哥是我大拇哥。
上述这些儿歌哪个最好，若有读者问我，便使我不由得想到上世纪60年代末叶，在北大荒知青的宿舍（对面大炕，每边睡5条大汉，一屋10人）中，大家听罢老阚唱的外国名歌，问他哪个最好？他略一迟疑说：10个美人你问我哪个最美，这不可能回答？满屋哗然。要知道那个革命时代，“美人”已经从大家的话语中消失，歌曲是老阚的最爱，捅到软肋，他这个刚刚解放的反革命大学毕业生才失语，而我等年少10岁的初中生们哪曾听到“美人”
的说辞。书归正传，我真说不上那首儿歌更好，真的都好，太好了。
中国自身就是一个世界，儿歌是土产，很多儿歌要用地方话唱才够味。看蒋雯丽拍的那部电影中的结尾，主人公和她领养的女儿唱起了“南南有个篮篮”，母女之情的交流，孩子操地方话呢喃，接麻儿歌精品的丝丝入扣，生在奢华的21世纪，见此景只一句话作答：礼失求诸野。
上面的最后两首儿歌同它们上面的几首相比，明显少了点传统的韵味。我钟情它们，是因为特殊时空下的遭遇。70年代初叶，我作知青探家时，在胡同中几次听到孩子们唱诵这两首儿歌。他们唱得投入，我听得发傻。歌词中的一句句衔接的绝对离谱，惟其离谱，一种荒诞才沛然而生，它们像烙印留在我心里。以后改革开放了，我们遭遇到朦胧诗。我觉得这两首儿歌不就是朦胧诗的前身吗？它们在形式美上胜出了多数朦胧诗，因为其中包含了想搞明白却始终不能得逞的神秘。也可能那是情人和西施的关系。那是一个刚刚告别了儿童时代的少年，远走他乡识尽愁滋味后回到母亲身边，听到不识愁滋味的儿童吟唱时触发的情怀。或许那感觉只能一次，偏偏是这两首儿歌，是它们点化了我，才有这篇文章。
还要回到枯燥的说理，因为我有认知的欲望。
儿歌是儿童创作的吗？我想不是，至少绝大多数儿歌不是，他们不可能有这份能力。既然和其他作品一样，都是成人的制作，为什么儿歌的特征卓尔不？我想，儿童们还是参与了。不是说他们唱诵过，那是当然的。这参与是指儿童虽未创作，却有选择权。曾经有过的儿歌一定比留下来的多得多。儿童们用他们的唱诵投了票，喜欢的他们一唱再唱，不喜欢的不会自愿张嘴。于是亿万儿童以他们不捧臭脚的真诚情趣完成了选择，引导了儿歌创造者的风格取向。
儿童喜欢什么样的儿歌呢？这问题最好回答。因为它是不要才智的马后炮。第一标准就是有趣，第二标准还是有趣。什么最有趣呢？突兀，荒诞，远连接，出人意表。
他们为什么痴迷于趣味呢？物质上的收获是情趣的死敌。他们尚未进入工作领地呢，未及接受金钱的诱惑。特别是那个时代的成年人还没有觉醒到：为了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就要强迫他们背唐诗，学外语，识字，算数。于是他们率真地跟着天性走。儿童的天性是什么？玩。玩是不需要设计，不需要引领教导的，道具更是可有可无，孩子们随时随地可以玩。你想，沙子都可以玩上一天。学会了走路的孩子凑到一起，就有了捉迷藏、跳房子；能跑步的孩子凑到一起，就有了“官兵捉贼”、“木头人”。说话，岂能外在于他们的好玩的天性，岂能逃避乐趣驱使下的选择。他们不是厨子，是天生的美食家，是他们天生的美感成就了梦幻般的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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