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赌博骗术
规范意义上的赌博，必须是在参与者共同认同的规则之下，或作技巧 ，或有力量，或是机运的公平竞争，孰胜孰负，决无常规必然可言，只有受制于偶然因素的或然率在冥冥中起作用。因此，无常胜之师，输赢全决于运气。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之谓也。
但是，理论概念化的赌博和实际动作过程中的赌博完全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由于赌博以“掩取人钱财”为依归的本质特征和赌徒们“唯胜是图”的逐利意识等主客观因素，赌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可以说就没有严格规范化和公正平等化过，相反，倒是弄巧、作伪、行骗等不正当手段在中外赌博史中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如果我们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拘泥于某些概念，就不难发现，当赌博完全摒除游戏娱乐成分而一味追求输赢效果的时候，它的公平性原则就必然会被欺诈机巧所吞噬，进而蜕化成毫无公正可言、专门谋取他人钱财的江湖骗术。
武汉娱乐 赌博过程中的弄巧作伪，在我国出现甚早。如春秋战国时期斗鸡赌博中就有作弊行为发生，《庄子》记载：“羊沟之鸡，三岁为株，视之为良鸡也，然而数胜。以狸膏涂其头。”其方法是用狐狸油涂抹在鸡头上，使对手闻其味不致接近而获胜。
在类博戏中，棋类博戏胜负之争主要是智力和技艺高下的较量，而投掷类牌戏则因为概率的因素使然，胜负全凭机运，没有什么技艺和必然性可言。那些在投掷类博戏中的“常胜将军”，常常吹嘘自己技艺
高超，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由此看来，魏晋名士袁彦道在樗蒲博戏中十掷九赢，决非人们吹捧的“素有艺名”的博戏高人，可以推断他是一位善于作弊的“老千”。
古代赌博骗术最常见的是扎局行骗。骗子们结成一伙或欲擒故纵，先输后赢，或以相诱，请君入瓮。这在宋明野史稗乘、笔记小说中随处可见。南宋临安城，到处都有所谓“柜坊局，以博戏关扑，骗赚钱财” (《西湖游览志余》)。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谈到唐宋赌博时，所引宋人《夷坚志补》中《王朝议》一节，讲的就是这种以相诱，欲擒故纵的骗人把戏。明代著名作家凌蒙初据此演衍成一篇拟话本小说《沈将士三千买笑钱，王朝议一夜迷魂阵》，对其骗赌经过作了更详细的艺术处理。凌氏对宋明时期的种种赌博骗术颇为了解，他列出数种骗术，告诫世人切莫贪心，以免上当受骗：“钱财有分限，靠着赌博得来，便赢了也不是好事。况且有此等近利之事，便有一番谋利之术。有一伙赌中光棍，惯一结了一班党羽，局骗少年子弟，俗名谓之‘相识'。用铅沙灌成药骰，有乾
有重。将手指捻将转来，捻得得法，抛下去多是赢；若任意抛下，十掷九输。又有惯使手法，拳红坐六的；又有阴阳出法，推班出的。那不识事的小二哥，一团高兴，好歹要赌，俗名唤作‘酒头'。落在套中，出身不得，谁有得与你赢了去？奉劝人家子弟，莫要痴心想别人！”
凌蒙初演衍宋人骗赌故事，是有明代社会生活基础的，明代赌博较之宋代更多，更老道。当时有人曾编撰过《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其中即有引赌骗。该书曾讲述一位福建徐姓富商，在赴京做买
卖途中被同姓纸商张鄂设赌骗去银钱的故事。张鄂所玩弄的也是那种欲擒故纵的老套路。他与徐下棋时，先输些小赌注，使徐认为自己棋艺很高明，最后当张提出下大赌注时，徐不知是圈套，欣然应允，“华胜益热，再对银十两而赌”。最后的结局当然可想而知，“不数局，共输数十两”。
清朝，尤其是晚清时期，商业发展，近代城市文明勃兴。津、沪、穗、汉大城市中遍地，靠设赌行骗的“专业人士”颇多。“游闲惰民，纵酒博赛”，“沿街设局，名曰宝场，乡民负担入市，百计诱骗，一经入局，宝具藏机，照珠揭面，移红变黑，公然肆夺” (《外冈志》)。那些所谓“麻将郎中”、“牌九司务”、“番摊老千”等成团结伙，骗术高超。关于“牌九司务”的行骗手法，沪上文人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中有一段描述：
“牌九司务者何？无赖少年，习成五木诀，呼卢得卢，呼雉得雉。日装作富商大贾，往来于歌楼妓院中。翩翩裘马，照耀途人。一遇少年子弟之可欺者，多与引诱，献媚殷勤，或邀入青楼，或诱来酒馆。往还既稔，渐不知鸟之离林，鱼之上饵，然后胁其赌博，通宵达旦，负至数千金或数百金，则逼勒吓诈，反颜若不相识。”
民国赌窟黑幕
尽管赌博行骗作伪之事历代都有，尤其是宋明以后多如牛毛，见怪不怪，但是，赌博中的伪骗风气之盛行，赌徒们行骗手段之奇特，花样之繁杂、道术之高超当以民国为盛。时有所谓“十赌九骗”之说即是
明证。
民国赌窟黑幕重重，险象环生。地下及街头赌摊的赌博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许多公开的、正规化在许多时候也要作弊行骗，撕下公平合理的假面具以榨取赌客更多的血汗。如民初上海虹口赌窟就配有专门的作伪高手“老千”，在关键时候出来露一手，使永远只赢不输。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赌徒们施展骗术的最好舞台，民国时期的大多数赌徒骗术几乎都渊源于斯。一些号称“翻戏党”的骗子不仅赌术精湛，而且伪装巧妙，无论男女，
都极讲修饰，衣着考究，不知内情者必以为他们或是贵家公子或是闺阁名媛。与之相赌，十有九输。还有的以相诱，张网结庐，诱人上当。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竹枝词中，就有不少反映赌博骗术的篇章，如“世道凌夷诡计多，红男绿女密张罗。都将财为钓饵，尽有明人落臼窠。” (陈金浩《松江衢歌》)
民国赌博骗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无论麻将、牌九、骰戏、扑克，还是花会、、赛马，赌徒们都根据各种赌博形式的特点而创制发明出相应的作伪技巧。他们或在赌具上大做手脚，或在操作过程中巧施手段。较典型者如麻将中之“抬轿”、“脱靴”，牌九中之“掉牌”与“掼杀使骰”，掷骰中之使用“吸铁石”、“捉牛头”，扑克牌中之“十全大补汤”、“倒棺材”等等。
麻将骗术中的所谓“抬轿”，是一种常见的作伪手段。主要是两人串通一气，以各种手势暗号欺骗另外两人。所谓暗号就是以口令一字代表一种牌名，需要什么牌就说什么口令，对方听到暗号后就打出其所需
之牌。如要东风，就念“打”，西风念“抚”，南风念“拍”，北风念“摸”，中、发、白念“顺”、“湿”、“稳”等。其他牌都有相应的字作代表。所谓手势就是需要什么牌时就作出事先约定好的相应动作，一般都是以香烟、火柴盒摆放在不同的位置而向对方作出某种暗示。赌徒们用这种方法作弊，只要不被行家识破，一般都能行骗成功，十赌九赢。另一种“脱靴”，是一人骗三家的高明骗术。开赌之前，骗子分别同另外三人假意串通，使三人都认为其是自己作弊伙伴而与之配合。赌博过程中，骗子按事先与三人各自约定的暗号主动向三方奉送所需之牌，并故意大输特输。待牌局终了之后，再分头到三人收取赌金，如果输了的还得另掏腰包补足其所输部分，而赢家则除要将所赢之钱交给其填补输亏部分，有时甚至全部交出还不够，需另外给钱。如此一来，最大的输家反而成了最大的赢家。三个都被一人骗了还蒙在鼓里。如此高超奇特的骗术，不能不令人折服，叹为观止。
除了上述两种骗术外，麻将作伪还有“码卡子”、“独把车”、“埋地雷”等等。“埋地雷”即用脚在桌子底下发暗号，使对方发牌。“独把车”是一个人，不要对手也能码卡子，做庄时使用最多，掷出这两粒骰子多半为七对、十一对，六出和十出，或五首等类，以便于做庄，取暗码的好牌而操胜券 (胡是依《解放前的武汉黑幕》，《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3期)。
麻将的“码卡子”作伪骗钱，牌九赌博“南生”（即赌博骗子）以此法行骗。牌九中之假很大，
许多“南生”都有弄假之技术，如“码卡子”，平日把牌九认熟，看清纹路，牌九扑着能看得一清二楚，他自
己做庄先打骰子。他们赌对一个对象，为“红帽头”，其他是捧场的“迷子”。打骰子要有技术，要是“红帽头”压在那一门，骰子可以打原点。仰牌总是庄家的牌比“红帽头”的大。真是十赢九不输。旧上海的“牌九郎中”，其在牌九赌博过程中以“认牌”、“掉牌”、“使骰”等一整套作弊技巧，每每得手，骗人钱财。所谓“认牌”，即在 32张牌上做手脚，或在牌的背面上作只有自己能看得清、弄得懂的暗记，或者在制作牌时便以“对筋”（每一对牌用一段竹子做成）、“准头”（认准每张牌口边所镶之准头）等办法使之好认易记。这样在斗牌过程中不翻看牌就能认出所有牌，整个牌局对他人是未知，而对牌九郎中来说则是明白如镜。再加上在赌博过程中采用一系列作弊手段，如掷骰子时，使用灌有水银、象牙粉的骰子，需要几点便能掷出几点。取牌出牌时，或将所需之牌事先藏于衣袖之中（称之为“袖箭”），需要时取出调换；或者在码牌时放置适当的牌，在玩牌过程中随时调用（“攉跳”）；或者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魔术般手段当众换牌、挖牌（“拍准”、“挖角”）。牌九郎中采取上述手段作弊，大多能呼风唤雨，输赢自定。
扑克牌的赌博骗术也很多。当时上海的“拆白党”发明了一种“倒棺材”的手技。用一只活动的小板桌，一条毛巾，一个镂空的小木匣，两块“梅花”和“人牌”，显出一黑一红的颜。此辈以娴熟的手技，在桌面上翻覆作弄。一般开始时，都由同伙伪充赌客下注，且大都是伪赌客赢钱，这样便招引不少看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见只有“梅花”、“人牌”两门，很容易的，又见伪赌客总是赢，于是经不住同伙们的撺掇，加入下注。下注时明明看清摆进去的是一只“人牌”，可是开出来的却是“梅花”。就此一直赌下去，越输越多，直到掏光腰包走路。与之类同的还有“押双羊”：取三张牌，两张 A，一张K，押中K，庄家赔钱。
玩此骗术时，庄家右手拿一张，左手拿两张，右手一张是K，先给赌客看明白，然后时快时慢地不停调换，赌客明明看见其将K放在右边，便下注，但结果却是在左边或中间。当时参加这种赌博的多是小贩、苦力，输光破产者数不胜数，不少人还因此走上了绝路(马健行《老上海五十年见闻》)。武汉在抗战胜利后，打“梭哈”为最时髦之赌法。其时有一种称之为“”的骗术。“有一个叫小游的青年人，胜利后回汉，挂的空军少校军衔。他打‘梭哈'用‘原
子弹'骗钱，武汉许多‘通家'被他所骗。他的打法是有一个下手，将牌做好，以台面上之钱多少为对象，将牌由下手做成让对象拿到‘顺字或同花'，他自己是‘富而好施'，又名‘富老'。下手将码好之牌发他，使台面上对家的牌比他大，而且他的底牌只一张，引起对家自动将台面上的钱梭光，于是仰牌一看，结果比对方大，一下子对象输光。这就叫作‘'。”(胡是侬：《解放前的武汉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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