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的英语教育制度耗费了学生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束缚了太多聪明的年轻人的发展。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面对西方先进文明，开始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不会讲英语的日本物理学家益川敏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事实，标志着日本长期坚持不懈地将世界各领域的顶尖文献译成日文的做法极大地丰富了日语，客观上实现了日语的现代化，进而促成了日本国的现代化，提升了日本国民的创新能力。这是值得中国人重视和借鉴的事实。我国应该通过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促使汉语实现现代化。
［关键词］学英语；日语；汉语；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08（2011）07-0017-05热点问题研究中国教育学刊2011.07
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近3亿人的英语消费体，英语培训机构总数量超过5万家。另据某民办机构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每年花费300亿元用于英语培训，有超过10万的英语外籍教师。中国多数学生从6岁开始学习英语，连幼儿园的英语课程也很普及。[1]而这些情况的发生主要缘于高考（占高考总分的20%）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英语是大学各专业的基础课程，英语课程学分至少占总学分的10%）以及考研（英语成绩不过线，甭想读研）或出国留学的应试需要。笔者所在的学院，多年来，学生均把大量精力投入在“英语通过”上，以致连专业课都成了学生背诵英文备考的机会。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基本用不上英语。如此大的国家和国民投入，效果却是这样的。一届又一届聪
慧的学生把智力、精力投入到各种英语考试上，大好时光尽失，少学了不少知识；一些极有专业前途的学生被英语考试挡住，失去进一步的专业发展机会。而所有这一切均缘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和世界接轨”“向欧美学习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以及相应出台的规定和做法。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所必须的。但客观上，这类规定捆住了现在的受教育者，并衍生出了利益团体和规模巨大的盈利行业。以盈利为目的、以应试为目的、以移民为目的的英语全民教育已成洪流，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完全用不着这样做。我们的近邻日本的做法可为借鉴。
一、日语现代化成就了益川敏英
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和化学这两个奖项的获得者中，有四位是日本人。自1949年至此，日本产生了12位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日本人追求现代化的百年积淀所致。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C.Perry）在江户港（今东京）停靠，向日本转交了美国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日本给予经商特权。此人声称若不应允，他还会再来。果然1854年2月，他再次来到日本明确表示，要么签定条约，要么交战。日本德川幕府已从发生在中国的“战争”中领略了西方列强的力量，他们随即于3月31日与马修·佩里签定了《神奈川条约》，开放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1856年日本又与美国签定了《通商条约》。[2]这是历史的分界线。日本和中国一样，在当时都遭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野蛮入侵，但是日本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清政府。日本自此开始了具有
本国特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在积极地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实际上并不对西方文明本身感兴趣，而仅仅对其中增强了日本民族力量的那些组成部分感兴趣。[3]日本人把欧洲、美国、中国在数学、自然科学、经济学、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切先进成果都及时转化为日文的表达，从而为用日文表达最新的概念或成果奠定了基础，持续以日语承载巨量增加的现代化信息，大大提高了日语对新信息、新知识的包容、表
日语现代化成就日本现代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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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我国全民学英语现象
◆方运加
方运加/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48）。
达以及再创造能力。这样，不到一百年，日本开始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数学菲尔兹奖获得者，直至2008年产生了益川敏英这样的用日语进行前沿科学研究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益川敏英出生于1940年，1958年考入名古屋大学，1972年9月1日与小林诚共同发表了用六夸克模型解释CP对称性破缺的论文，也就是基本粒子的六夸克模型。1978年这篇论文真正被国际物理学界认可；1994年六夸克之一顶夸克被发现；2002年实验物理学家用实验验证了六夸克模型；2002年益川敏英开始领取退休金，并于次年开始正式过退休生活。2008年益川敏英和小林诚因他们于36年前发表的那篇论文所阐述的理论已得到实验验证而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益川敏英和小林诚是因为他们所创造的“六夸克模型”而熠熠生辉于世界，但人们往往忽视“六夸克模型”而习惯于用获诺贝尔奖这一荣誉来标示他们。人们应该将目光投向诺贝尔奖获得者本人及其成果上，而不是紧盯着他胸前的奖牌。人们应该制定的是追求科学原理或科学发现的目标，而不是获奖、获利目标。关注益川敏英获诺贝尔奖的前因后果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但由此引发的思考还应该更深入一些。
益川敏英是一个不懂英语的物理学家，而一名科学家不懂英语在中国的今天会被认为是匪夷所思的。益川敏英在斯得哥尔摩颁奖典礼上，因不会讲英语而成为第一个使用日语进行演讲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本人早在高中阶段就放弃了英语学习。在大学期间，他每遇英语考试就会烦躁不安。为了转移这个状态，他拼命阅读数学手册或物理学方面的书。益川敏英认为并非没有英文就不行，至少他本人不懂英文同样可以进行正常的科学研究工作。
物理学界尤其是益川敏英涉及的物理学领域是个英语世界，用英语表达物理学的学术成果是不成文的行
规，这可以从该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权威期刊的用稿规定看出，英语通常被认为是绕不过去的学术话语表达途径。但益川敏英恰恰不懂英文，他只用自己的母语日语进行学术交流、用日语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成果、用日语进行学术思考并获取了诺贝尔物理奖。我们应该深入思考，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
益川敏英身上折射出的是日本民族的成功、是日本文化的成功、是日本语言的成功。作为日本人，他以日本文化为背景，用日本的语言、文字进行思考并从事前沿科学研究工作，获得为人类所公认的创新性成果，这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因为他是用自己擅长的语言进行思考，所以他同时也就避免了用不擅长的语言进行思考的可能，这也意味着他充分发挥了用日本民族语言进行思考的优势，并据此获得成功。而现在，我们显然还做不到充分运用并且只用汉语来表达前沿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原因很简单，我国科学家一般均能够用英语从事专业工作，因此很少有人去用心把前沿科学的顶尖论文翻译成中文。
如果认真对待这件事，仔细分析其发生的条件，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启示或借鉴。对益川敏英来说，值得一提的事实是他并未因英语成绩低劣而被大学或研究生院拒之门外，也未因英语不行而给他的科学研究带来任何不便，在他研究的领域永远有最新的日文文献可查阅。与此对比，在中国，若大学英语四级不能通过，或中考、高考、考研英语成绩不达标，对于一个人来说，用“前途尽失”来形容亦不为过。这么多年，我国有太多聪明的年轻人被“英语”绑住了，有太多英才被“英语考试”绑成了“废材”。
若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面世作为近现代科学的发端，欧美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自此长期位列世界前列。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中叶，因俄罗斯产生了门捷列夫（D.L.M endeleev）这样的科学家而有了改变。自彼得大帝实施向西方（英、法、德）学习先进科技的国策开始，俄罗斯用了近150年使自己成为具有现代科学创新能力的国家。日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首获菲尔兹奖和诺贝尔奖为标志，在20世纪上半叶即已迈入世界前列，自1853年开始，用时不到一百年。而此前，日本科学技术水平比中国要落后许多。其原因有很多，相关研究或著述也很多，但有一个关键因素被人们长期忽略了，这就是日语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将顶尖文献译成日文成就了日语现代化
日语现代化远不是靠日语研究者所能为，而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日本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以异乎寻常的精神，将世界东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著作或文献及时翻译成为日文。承担这些工作的人大多是
被日本德川幕府容忍、闲养并在社会上闲荡了数百年的武士。这些以传承“武士道”精神为己任的武士适时转换自己的历史角，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第一批狂热学习外国先进科学、先进技术、先进教育、先进思想、先进社会管理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是把西方乃至中国的经典或现代文献翻译成日文的主力。
1603年（庆长八年），德川家康就任日本“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建立了德川幕府。这本是一个实施锁国
政策的政府，却独对中国数学、天文典籍采取了全面、及时引进的政策，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世所罕见。17-19世纪，进口中国典籍是日中两国贸易中的大宗货物，这是货真价不实的“知识贸易”。仅就数学一科，日本当时几乎是以“零成本”从中国引进了大批先进的数学书。查阅当时相关贸易记录，在从长崎港输入的汉籍进口账目中可以看到从中国进口的典籍的书名、部数、套数、价格等，甚至还有这些典籍的内容提要，像《河洛理数》《测圆海镜》《算法统宗》《九章算法》《数理精蕴》等中国数学经典应有尽有。更值得注意的是，由徐光启和利玛窦于1607年译成中文的《几何原本》也在其中。[4]“几何”一词是徐光启译定的中文数学词汇，中文《几何原本》被日本进口后，在译成日文时，也将“几何”这个汉语词原样原意地用于日文数学典籍中。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从中国引进的经典也包括刚刚从英文、拉丁文译成中文的书籍。这个“贸易行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1890年），之后发生了逆转。查英语四级成绩
19世纪中叶，以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华世芳为代表的、以传播西方先进科学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惊人的能量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新的科学理论与技术，他们将能够到的最急需的西方科技书和数学书翻译成中文（基本是教科书，当时的中国数学工作者还没有能力吸收最新的数学研究成果）。例如，1859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17卷《代微积拾级》是由李善兰和1847年来华的英国耶稣会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根据1851年在美国出版的由美国数学家罗密士（Elias Loomis）撰写的原作翻译成中文的。这是西方微积分著作的第一部中文译本，它不仅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标准微积分教材，也是日本人最早使用的微积分读本，对微积分知识在日本的传播有重要影响。这个中译本最初由高杉晋作和中牟田仓之助等人访问上海时购
得并带回日本。中牟田仓之助后来成为日本海军中将。
在德川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有众多日本学者学习过由李善兰中译本译成日文的《代微积拾级》。在日本，译自中译本的日文版《代微积拾级》有许多种。应该指出，李善兰中译本的译法是纯中文的，延续了中国古算学传统，使用中文字表达数学关系式，十分繁琐，难读难学，这相当程度滞碍了微积分在当时中国的普及和推广。而日本最早的数学团体东京数学会社第一任社长神田孝平在将中译本译成日文时，既采用了纯中文译法又采用了在世界上已经极为普及的字母代数方法。不仅如此，他还对中文译词进行了再加工。例如，英文“Limit”一词，李善兰译为“限”，神田则改译为“极限”。现在的中、日文数学书均使用的汉字“极限”就来源于神田的日文译词。
在日本，由日本人自己编写的或直接翻译自西方微积分著作的出版始于19世纪80年代，是晚于中国的。例如，“微分”“积分”“微分方程式”“函数”“极大”“极小”“级数”“曲率”“切线”“全微分”“横轴”“纵轴”这些人们熟悉的标准数学专业名词皆出自中译本《代微积拾级》，是由李善兰译定的数学名词，后被日本学者直接采纳而成为日语数学专业名词。
三、日语现代化成就了日本的现代化
自1896年起，在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制度上中国开始全盘学习日本。数百年来，中国本是向日本输出数学知识典籍的大国，转瞬间却成了输入日本数学书籍及数学教育的大国。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全盘引进
西方科学技术，在将西方各种学术著作、学术论文译成日文的速度或及时性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虽然也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美欧诸国留学，但在其教育政策中并未要求日本国民必须人人从小学习外语、人人从小掌握外语。现在看，这虽非有意设计，但仍可算是民族智慧使然，是在实施“先进事物”本土化的同时，以在全民学外语这个事上不积极作为而衍生出的一个本能的安全措施。这与我们今天的做法是明显不同的。他们的日本化、本土化最主要的策略就是将最先进的文献译成日文，让日本人都有机会看得懂、学得明白。这一招效果显著。不到50年，日本就从自中国输入数学知识的国家变身为在现代数学领域有突出表现的国家。1920年，日本数学家高木贞治解决了希尔伯
特（David Hilbert）于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数学家大会上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之第9问题，建立了“类域论”，被称为数学史上永放光辉的功绩。这之后，日本数学家分别于1954年（小平邦彦）、1970年（广中平佑）、1990年（森重文）获菲尔兹奖。这是日本本土文化与时俱进的标志性成果。同时这也标示现代科学已经在这个岛国生根、开花、繁衍，他们进入了现代科学成果产出的良性循环。他们中的许多人用日语宣读论文，表达世界一流的科学思想或科学成果。于是，中国人开始跑到日本去学习现代数学，因为在那儿能看到最新的文献，学到最新的知识。当时的清政府认为到日本留学比去欧美留学路近成本低，日本文字与汉字相近，且日本同欧美一样拥有先进学术和教育，因此提倡到日本留学。例如，日本首次授予博士学位的外国人是中国的陈建功，他于1913年至1929年间三次赴日本学习；1921年，他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关于无穷积的一些定理》；之后，他又先后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研究
成果并发表在日本的几种数学杂志上；1930年，他出版了用日语撰写的《三角级数论》，在这部书中他创造了许多日文数学术语，至今日本数学界仍在沿用。[5]1929年他获得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他当选为学部委员。
日本的现代数学是从引进中国的《代微积拾级》开始的。之后，他们很快就开始直接从欧美引入现代数学，不仅引入数学教科书，还注意引进最新的数学研究成果。而中国在近现代数学领域，在19世纪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没有数学研究队伍，顶尖人才的数学水平仅相当于美欧的中学生水平，且拥有这个水平的人也极其稀少。日本通过外派留学生、发展大学教育、普及义务教育以及将最新的科学文献翻译成日文，大大提高了掌握现代科学理论的水平，同时亦将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现代数学日本化。在国际科学界有影响力的学派也开始在日本产生。这使得日本的青年人不必耗费大好的青春时光去学外文，而是直接进入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没有语言门槛，更没有语言行政关卡，只要愿意、只要能力允许，青年人可以畅行现代科学、先进技术的各个领域，因为这些领域的前沿知识已经迅速完成了日本化。这是日本人英语水平普遍不高的重要原因，而这被许多人简单地认为是劣势。实际上，在我国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形。四、从制度上促进汉语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外派曾被耽搁的、已年届中年的科技骨干前往欧美国家访问学习。这些人大多英语水平不高，许多人是临时抱佛脚，仅仅读了个把月英语速成班。他们中少有从小就学习英语的，也没有考过四级、六级。但事实表明他们大多不负国家重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进入了相关学科的前沿。
30年来，他们为培养年轻人、推动新进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难道他们在国外进修专业一、二年就把英语学通了吗？不是！但为什么他们能有所得，回国即可担纲重任？因为就科学技术各领域看，阅读文献、学术交流并不需要具备什么四级、六级英语水平，只须在相关国家的专业环境下，用不太长的时间就可以进入自己熟悉的、已具备了一定专业基础的研究前沿。就科学技术的大多数分支来说，并不必要从小学英语，待进入相关领域后，一旦需要，研究者容易在短期内弥补专业外语不足的缺陷。他们不必用大量青春时光去学习用英语思考或生活，只须用自己熟悉的汉语来思考即可完成对前沿科学的理解。笔者的一些同学和同事，他们20多岁才开始就读大学数学专业，之后开始学习英语，30出头赴美国攻读学位，若干年后即在美国一些著名大学任终身教授，因在所从事的数学领域作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而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历史上，徐光启、李善兰、华蘅芳、华世芳、徐寿这些将近现代科学引入中国的翻译家根本不懂英语，但他们运用中国人的思考方式照样深刻理解了西方现代科学。如果一名中国人不是为移民，只从专业角度来讲，根本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一直学到攻读博士，这是显然的智力浪费。20年前的那些中年科技人员，他们的青春曾经被真正耽搁过，但即使这样，英语也未成为阻碍他们进入科学前沿的障碍。这个现象虽非典型，但起码说明只要策略得当、条件许可、目的需要，专业英语能力可以适时、适情解决，而不必花费从小到大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应试。靠应试学习英语，能够学好的人凤毛麟角。
在日本的各个科学领域，日文表达是受到高度尊重的，从长远看，这强化了民族优势。但有许多中国人
却讥讽日本的这个优势，说日本人的英语不行。他们没意识到，在现代科学的环境下，日文达到了现代化水平，日文随时能够接纳新词，其承载
的信息量，足以在国际科学界表达最精准的概念或成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语言，而中文在这方面似乎落伍了。今天，中文的新词来自网络或与流行时尚相关的多，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有关的较少。因为中国的高端知识分子、拔尖人才大都能直接阅读外文，所以少有人在翻译各领域最新的顶尖文献上下工夫。以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公地”（commons）一词为例，这个词是格雷特·哈丁（Grret Hardin）选择的一个名词，他描述了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有关动机的结构。这个词首先正式出现于1968年的《科学》期刊上，之后逐渐成为日常使用的词汇。[6]但在我国，这个词被译成“公地”并出现在被公众关注的出版物上是2006年，此时，这个词在世界上已是旧词、旧知识。该词内涵丰富，译成“公地”是否符合原意且便于中国人领会，值得推敲。我们可敬的中文研究者仍在守护着历史、守护着古文、守护着经典，无奈地抗拒着网络上如潮涌般的新垃圾词汇。目前，中文在表达顶尖科学概念上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明显落后于日语。像数学教育中的“数感”“合情推理”“问题解决”这些意义含混、容易引发误解的中文译词居然进入了“数学课标”，这极有可能对中国的数学教育发展造成长期损害。
常识告诉我们，用自己的母语来思考和表达更能充分发挥个人的脑智慧，日本人懂得利用这一点。若强令国民使用英语学着欧美人的思考方式来思考，19世纪末才开始走现代化道路的日本不可能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取得今天的成果。日本的这个情况并非孤案，在我们的邻居印
度，学习英语是公民个人的事，国家并不对此作“人人必学、人人必考”的规定。这个国家成为世界软件大国，掌握了大量软件核心技术，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英语好，他们英语再好也好不过英国人、美国人。而在于他们争先开发面向本民族语言的应用软件，由此发挥了民族智慧，也提高了软件设计能力。现在他们是世界软件开发的主力，承担了世界上相当份额的软件外包业务。
日文有吸收先进文化、先进科学的传统。历史上，他们就积极吸收中国的汉语文化，他们本能地把一切先进的事物用自己的语言来包容、表达、阐释，最终熔铸为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科学。这使得
许许多多的日本知识精英毫无障碍地为日本甚至世界作出一流的贡献。而我们则在这场现代化角逐中没能持续运用中国语言的优势、没能充分运用中国式思考的优势，使全民被英语拖累。若把学习英语的精力成本量化一下，一个在读学生起码有30%的精力消耗在英语学习上了，且实际效果普遍不佳。更主要的是，绝大多数人终身都没有机会使用所学。
自19世纪中叶，日本武士阶层迅速嬗变为知识分子、学者，以他们为主坚持不懈地将当时世界一流的成果、经典文献翻译成日文，在初始阶段甚至以将西方汉译文献译成日文为主。仅仅经过不到50年的时间，日本国内就开始产生出大量的用日文表述的原创性的教科书、科学巨著、学术论文等学术成果。仅从1901-1911年间的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印刷发行的日本数学教科书至少有161种，涵盖了从小学算术直至大学微积分的所有内容。例如，王国维就曾翻译了日本藤泽利喜太郎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4]这时，我国已经成为数学知识的纯进口国。
中国和日本在19世纪末，面对世界现代科学技术变革发展所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当引为今日的教训。2010年，我国在GDP等国民经济指标上超越了日本，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包袱。因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方面，我们与日本有较大差距。出差距的原因，赶上去，这才是中国人应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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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林托马斯．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谢静，邓子梁，李天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2-97．
（责任编辑崔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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