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 良好的开局
二、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三、 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只得照抄苏联。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
与此同时，和中共中央又指出，苏联革命和建设中的教训必须认真汲取，但对那些具有
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则必须坚持。对这方面的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概括为五条：（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和众路线。（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3）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文章指出，我们必须“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这“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中共
中央将拟定的《社会主义探索阶段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并向全国人民公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在同年10月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的实施，填补了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奠定了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基础。许多尖端科技项目的集体攻关从这时起步，并开始了向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进军。
    社会主义事业是广大人民众的事业。强调，工人、农民是人民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依靠工农众，充分调动工农众的积极性；同时，必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还应当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他并且提出要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出，在把重工业作为国内建设重点的同时，要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并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他还开始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而应当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应当使各个生产单位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
  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分析。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在实际上为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石。
    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
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中共“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和中共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
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为首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
咎于个人。这个期间，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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