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试述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摘要】1956年，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始成为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寻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许多探索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借鉴
绪论
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面临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而苏联模式在新中国成立时经过实践证明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和无数为中国革命道路历经千辛万苦、奉献牺牲的英烈一样，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反复实践，并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才逐步走上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
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1]。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1956—1966年间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开创性探索。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6年至1957年，是探索的第一阶段。同志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8年至1960年，是探索的第二阶段，进行了“”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过失误。然后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对探索中的失误进行了初步的纠正，并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第三阶段，从1961年至1966年，在纠正“”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了1958年来的一些重要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此后，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下，中断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一
当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时，积累了一系列的成果与经验。这些成果与经验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和发展中国特社
会主义，促进世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政治建设的经验
1、正确估计了国内的阶级斗争状况，提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思想。同志提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1]。这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分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十大矛盾，并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了区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提出，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了坚实正确的理论基础。
3、恢复和健全党的明主集中制，提出了明主政治建设的一些探索。在阶级斗争基础结束，国内基本矛盾发生改变后，八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1]。同时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问题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同志在1962年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2]。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我国民主建设初期就积极探索，为我国民主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关于经济建设的经验
1、提出了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不建设起很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3]”。后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断完善下形成了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
2、提出了分两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1958年前后，党中央确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第一步，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的时间，打下现代工业化的基础；第二步，用用十个五年计划至二十个五年计划，即50年至100年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4]。该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为“三步走”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重要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重要思想，后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最后发展成为“农业为主，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
4、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1956年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该方针的提出及时纠正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的倾向，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
（三）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经验
1、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1956年1月4日，周恩来首先提出知识分
子中间的绝大多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周恩来还在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中宣告：“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3]。
2、提出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作用。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3]。我们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关键在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3、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25日，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说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1]。“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事业。
二
从1956年至1966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然而也出现了一定的失误。这些失误出现的原因：一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二是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三是“更由于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及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四是由于在工作方法上“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4]。
（一）1957年对右派进攻的形式作了过分的估计，导致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不幸的后果。1957年整风过程中，由于极少数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大鸣大放”后，把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分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我们应该意识到对于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激化，都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估计，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众阶级斗争的不正确方法处理本来用在个别地按照法律程序就可以解决的阶级斗争问题[4]。
（二）急于改变国家面貌，快速建设社会主义而轻率地发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
高指标、瞎指挥”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的泛滥开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从实际出发，克服错误倾向。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发展。
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新的起点。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深刻总结历史和现实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4]。
从1956年同志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至今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经过了59个年头的艰难探索。历史就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前进，共产党人在探索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高度，以沉静的历史眼光来审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确实能收获到历史的启迪，对我们继续
推进中国特的社会主义建设，富有借鉴意义，它必将把我国引向“富强、明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2] 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 周恩来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4] 马齐彬，陈文斌等.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M]. 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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