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分析《圣诞欢歌》
作者：周文君 邱天河圣诞节放假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0期
周文君1，邱天河2
（1.河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2.洛阳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从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两方面来看，《圣诞欢歌》揭示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英国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揭露了资本家的残酷贪婪及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并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引发了人们的深层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
关键词：《圣诞欢歌》；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191-03
源于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驱逐了盛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为了文本而放逐历史”的形式主义批评，使文学研究以一种新的姿态再次回归历史层面。新历史主义将文本同历史语境以及文化背景相融合，在文学和历
史之间架起了联网的光缆，将历史的维度从文本背景延伸到读者语境，再将坐标系扩大到社会、文化、政治等许多和文本有关的方面。“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构成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基本立场。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作为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非常关心贫苦人民的命运，他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因果复杂的社会现实。
《圣诞欢歌》亦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狄更斯在写《圣诞欢歌》时曾说他要在此“为穷人进一言”。小说生动具体地表现了英国19世纪中叶的社会历史风貌，描绘了人民的贫困的真实图画，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无情。小说充满了白、冷空气和嫩绿的冬青树叶子等景物，冬青树上深红的果实更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息，但是在欢乐温情的圣诞节的绚丽图景背后，埋藏的是受到资本家压迫剥削的底层人民的贫困与凄苦。本文试图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分别从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两方面，分析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资本家的残酷贪婪，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危害，进一步探讨《圣诞欢歌》这部作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历史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就是一种文本。文学文本是由历史上特殊的政治制度所构成的，并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就是由相互关联的政治制度在一起构成的一个大的文本。
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文本，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真正的、完整的过去，这样文本就成为我们了解过去的一个窗口；二是指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时，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而人的主观性就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文本之中了[1]。
对于新历史主义学家来说，具有文本性的历史可以由不同的人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理解重新书写阐释。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圣诞欢歌》可以被视为查尔斯·狄更斯对于历史的一种个人诠释。
在《圣诞欢歌》中，狄更斯在现实的基础上，以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为背景：故事虽然没有正面写工业,但生动具体地表现了英国19世纪中叶的社会风貌。查尔斯·狄更斯即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并且作为童工，他亲身经历和体验了贫困人民遭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为他积累了很多第一手的素材，他把这些真实的社会历史事件借以文学的形式展示给世人。其中工业革命、《济贫法修正案》的实施、“饥饿的四十年代”构成了主要的历史背景。
英国在19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促使城市毫无计划地迅速发展，造成劳动人民居住区卫生条件恶劣，贫富差距不断增大。此外，由于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手工业者破产了，大量的童工及妇女进入劳动市场。
在《圣诞欢歌》中，狄更斯巧妙地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人物结合，佐以夸张结合幻想的写作手法，
小说字里行间中显露了工业革命给劳动人民、贫苦大众带来的影响。
“一片阴暗荒凉的原野上了，在那儿，奇形怪状的粗石块到处乱丢着，仿佛这地方就是巨人们的葬身之处；水喜欢往哪几流就往哪儿流去；或者本来思挠过去，可是被冻住了，流不动了；那儿长着的全是苔藓和金桂花，以及庞杂丛生的草。”[2]矿工们居住在用“一座泥土和石头所筑的墙”围绕的茅屋中。
在l9世纪的英国，乡村贫困人家的房子一般都是一间茅草搭成的房子，家庭十分贫困的则就只有一个大房间。如果经济状况稍好，如《圣诞欢歌》中鲍勃·克拉吉有一定的收入，处于中产阶级的底层，在伦敦郊区就有一套四间屋子的房子：一间厨房，一间饭厅和两间卧室。斯克掳奇作为中产阶级的中上层人士，显然家境要好得多：房子坐落于伦敦市内，分为上下两层，地下室还有酒窖，壁炉“周围砌着古古香的荷兰瓷砖”，楼梯的宽度足可以“驾一部六匹马的大马车”。住房条件的对比，明显地体现了贫富阶级之间的巨大差距。
此外，小说中不同阶级的圣诞节的明显差距亦体现了贫富差距的悬殊及劳动人民的穷困。在圣诞节前夜，“市长大人在他那高大府邸的壁垒里，命令他的五十名厨子和管家将圣诞节过得像市长府邸应当过的那样。”在鲍勃·克拉吉家，圣诞节前夜则是另一番情景。克拉吉的妻子，“穿着一件翻制过两次的长大衣，样子很寒伧”；鲍勃·克拉吉穿着他那“已经打好补钉”，“旧得露出底板的衣服”；儿子彼得·克拉吉的“衬衫领头”则是“鲍勃的私人财产，为了庆祝节日特地授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可怜的小儿子丁姆，
因为疾病和极差的生活条件，则只能“拿着一根小拐杖，他的四肢都用铁架子撑着”。他们过节的食物仅仅是一只小小的烧鹅、马铃薯泥、苹果沙拉和拌菜、一个不大却坚硬结实的布丁及一些掺了水的劣质酒和饮料而已。这些都将节日来临之时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穷人的种种愁苦衬托得分外突出。
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促使普通的手工业者破产，造成农业歉收、面包昂贵、失业猛增的状况。而出于竞争的存在，贫穷的职员和工人为了生计而变得软弱无力，不得不接受微薄的可怜的薪水。父母们因为工资太低，只得让孩子干活，以增加收入。正因为如此，英国历史上才会出现所谓“饥饿的四十年代”。
小说中鲍勃·克拉吉的家庭同样的遭受着这样的境遇。对于像他这样的穷苦劳动者来说，生活就是斗争，片刻不息。鲍勃自己一个礼拜只挣15个先令，这样的收入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因此，他的大女儿玛莎去做了一家女帽铺的学徒，一个日夜赶工的缝纫女工，甚至只能在像圣诞节这样的节日公休日才能得到休息。除此之外，鲍勃为他的儿子也“物了一个职位”，有“五先令半的收入”，一笔“令人张皇失措的进款”。
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进步是以穷人们的痛苦为代价来实现的。以当时对穷人的救济政策为例。1834年，英国颁布新济贫法，即《济贫法修正案》。新法规定，穷人不再无条件获得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劳动才能获得相应救济，穷人必须通过个人劳动而不是依靠公共救济来摆脱贫困。新法核心意图在于，通过院内强制劳动手段鼓励穷人自力更生，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从而降低救济率，减少
济贫开支。事实上，济贫院纪律严格，生活条件严苛，约束和惩罚措施众多，因此而死亡的儿童不下少数，穷人在里面生活苦不堪言，人们称之为另一个“巴士底狱”。这部根据资产阶级原则制订的济贫法则是取消了带有封建彩的对穷人的施舍,而代之以榨取穷人到最后一息的习艺所。
圣诞前夕，慈善团体向斯克掳奇募捐，其中一个绅士说道，“我们就格外需要替那些穷苦人，稍微提供一点补助物品，因为他们目前受苦受得很厉害。成千上万的人缺乏日用必需品；几十万人缺乏生活福利上所需要的东西，先生。”[3]斯克掳奇拒绝了，他指出，有监狱和贫民习艺所收容穷人，他本人交足了该交的税,帮助维持这些机构。对此，那个绅士的回答是“我们因为认识到，它们对于大众几乎无法提供什么基督教式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愉快”，“我们这几个人才正在努力想筹集一笔钱来给穷人们买一点肉、酒以及御寒的东西。我们选择这个时节，是因为这时节穷人们最感到困苦拮据，而有钱人最兴高采烈”。
“有许多人不能到那里去；还有许多人宁死也不肯去。”[4]
从斯克掳奇和那两个绅士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穷人窘迫的生活条件，甚至在圣诞节都不曾拥有日用的必需品。而所谓的济贫政策和实施只是榨取穷人，将穷人逼上绝路的工具和幌子而已。
二、文本的历史性
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文本历史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任何文本一经产生都是历史的；文本不仅仅是语言表述的载体，也参与了历史的构成。由于艺术是社会性的，从而体现着多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价值和利益形式，即“文本的历史性”。
换而言之，《圣诞颂歌》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更是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被分为文本层面和文化层面。文本层面也就是说，《圣诞颂歌》作为优秀的文本，反映了资本家对底层人民的剥削压迫，揭露和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残酷贪婪及资本主义制度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危害。正如狄更斯所说，他的作品作为“大锤”，抨击了当时资本主义英国的弊端。而从文化层面来考虑，这部小说宣传了人道主义“圣诞精神”，引发读者关于人道主义及人性的思考，并还为圣诞文化奠定了基础，增添了彩。
首先，从文本层面来看，《圣诞欢歌》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以积聚钱财为目的的小资产者斯克掳奇。他既是金钱的主人，又是金钱的奴隶。小说描绘了斯克掳奇如何的贪婪吝啬，如何压榨他的职员，如何冷酷无情的对待穷困人民，真实地描写了广大人民的困苦生活，鞭挞了除了钱柜、帐簿和发票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感情的资产者，揭露了他们唯利是图的冷酷本性。此外，小说“片段性”对于斯克掳奇人性丧失与回归过程的揭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仅在于阶级压迫，更在于摧残人的人性，进一步危害社会。
小说一开头，就塑造了一个冷漠无情的资产者形象。斯克掳奇唯一的生意伙伴兼朋友马利死了，但是“斯克掳奇并不因为这丧事而感到极度悲伤，竟然在老马利落葬那一天仍然是一位出的生意人，做了一笔挺上算的交易来举行这次葬礼”[5]。
关于斯克掳奇的贪婪吝啬、自私冷酷，作者是这样叙述的：“斯克掳奇这人才真是一个死不松手的吝商鬼！一个巧取豪夺、能按善刮、贪得无厌的老黑心！又硬又厉害，像一块打火石，随便哪种钢从它上面都打不出什么火星来；行迹隐秘，沉默寡言，孤单单的，象一只牡蛎。”[6]他总是带着一身的冷气，外界的冷热与他完全没有作用。“风随便刮得怎样凶，也比不上他的心那样狠；雪随便下得怎样猛，也比不上他求财之心那样迫切；淫雨随便下得怎样大，也比不上他那样从来不听人恳求。恶劣的气候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制服他。即使顶猛烈的雨、雪、冰雹和雨夹雪也只有一点可以自夸胜过他。它们常常‘出手’很大方，而斯克掳奇却是从来不会这样的。”他是如此的冷漠无情，以至于“在街上，从来没有人迎上他，用一种高兴的神情对他说：‘亲爱的斯克掳奇，你好吗?你什么时候来看看我?’没有哪一个乞丐会请求他施舍一个小钱，没有哪一个儿童会问他现在是几点钟。在斯克掳奇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向他问过去某个地方的路。连瞎子养的狗似乎都认得他，一看见他走过来，就赶快拖着它们的主人躲到门洞子里，或者跑进院子里去；接着它们还会摇摇尾巴，仿佛在说：‘失明的主人啊，生着一双凶恶的眼睛，还不如没有眼睛的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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