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语境中中日女性的个体回归差异——以中日同名小说《厨房》为例
作者：尹凤先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9期
摘 要：一海之隔的中日两国，在几个世纪文化交流的影响下，使两国文化背景同源同宗。尽管两国民众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不同，但文学终极价值目标对两国女性心态的反映方式却殊途同归。本文以中日同名小说《厨房》作为分析切入点，尝试对比当前时代语境下女性个体权利的缺失。
关键词：新时代语境 中日女性 个体回归 差异
1987 年吉本芭娜娜的《厨房》发表在《海燕》杂志上，并获得了海燕新人文学奖。此后其续篇《满月》问世，在日本文坛以及世界文坛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获得了第十六届泉镜花文学奖，并引领了日本女性作家的创作走向。1997 年，徐坤凭借同名小说《厨房》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外小说同名在文学创作领域并不少见。
两部小说《厨房》无论是探究小说意象包含空间文化语境，还是探索中日文化的发源，抑或是分析两部小说对中日女性个体回归差异的分析，都能为中日女性话语内涵及女性意识趋向的差异提供充足的依据。
一、中日女性《厨房》个体回归主体意识的觉醒
首先，创作者本身女性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无法摆脱文本中社会内容、创作者的社会学、作品对社会的影响此三方面的桎梏。正如巴尔加斯·略萨所提到的，文学兼顾两种形象，其一是社会发言，其二才是文学本身。作为时代和社会的艺术表征，中日女性作家在借助《厨房》彰显凝固性在新时代语境下的主体回归意识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20 世纪末特有的文学形态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而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宏大意识形态逐步催生出两位女性作家以女人的身份思考、撰写、表现女性个体回归意识的创作理念。这本身也是中国女性个体意识摆脱社会意识回归本体的一种表现及象征。
其次，女性对抗生活过程中主体意识的变相觉醒。生活作为复杂混沌的整体，也是文学庞大空间叙事元素的集合体，而厨房却是此整体、集合体中不起眼的一个角落。与其他女性作家笔下的对抗父权不同，徐坤笔下的《厨房》中的女性如“枝子”从走出厨房到重新回归厨房，其始终以自身的审美固执地选择和改变着生活形态，以自己对生命的敏感和鲜活度来打量生活，追求诗意人生，排斥甚至拒绝商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及异化，其试图超越繁杂生活中的各种平庸化，对她而言“厨房就是她最后的避难之所” 。
此种以逃避代替对抗，以一种厌倦（厨房烟火生活）代替另一种厌倦（人、社会、应酬）的行为，实际反映的是在女性个体回归主体意识的过程中，面对挫折、矛盾、困难、压力，女性对灵性、生命形
态的一种追求，也属于女性对抗生活过程中主体意识的反向觉醒。正如枝子对松泽的芳心暗许，原因也不过是“她以为四周围到处都是被文明过分文明化了的衰人”，而松泽却是“圆熟、灵动、洒脱”的，是她愿意接受和期待的具有自然美和诗意的男性，枝子希求所谓的“艺术家”可以脱离现实给予的惬意的生活和生存空间。很显然，枝子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依然是以攀附、依赖为前提，如果说她代表着现代女性对生活非功利主义、非工具理性的空间感性追求，那么同时代其他作家笔下女性角的被塑造，则是追求个体的自我扩张、自我发展、自我完成，属于强固的现代化“自我”疆域，此种疆域却是符合现代主流文化语境及商业社会的生存法则的。
同是一间厨房，吉本芭娜娜笔下的女性却敢于直面人生，敢于背向死亡。属于女性对抗生活过程中主体意识的异象化觉醒。比如辩证地看待生与死的“美影”，与徐坤仅仅关注女性的走出和回归心态不同，吉本芭娜娜更看重“厨房”对于女性的作用，其尝试以孤独感、困境、生命悖论作为驱逐女性走出厨房的动力。但是当美影愿意走回厨房，愿意用食物来为自己与他人的生存提供支撑力的时候，生命的意义和重量因此而得到升级，即“我体会到了快乐，且已无法回头”。食物从文化层面而言，在日本民族中是贴近生存的表现，也是生存的另一种极端即“死亡”。所谓的切腹，正是彻底隔断了肉体与灵魂的纠缠，切断五谷杂粮的进食之所。因此，在《厨房》中，吉本芭娜娜让食物成为女性发现、追逐、获取生命价值并温暖他人的介质。其尝试将女性角放在极端生存经验和日常生活空间的夹缝中，明确提出了日本传统文化中“自然本位”观在现代社会的复位，厨房作为客体可帮助女性重新感知日常生活的要义，可帮助
其唤醒未来和回忆过去。基于此，女性在厨房中的操作和创造，就成为诠释生与死的两歧性，并传递生命要义的代表。故而，女性也因为做食物而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
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有何差异 二、中日女性在《厨房》中女性个体回归的差异表现
首先，基于个人回归主体切入视角的差异。徐坤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情境遽变的大前提下，打破以往女性作家假借男性身份并随主流权力发言趋势叙事的固有习惯，以关注女性个体生存经验、中国都市女性在20 世纪90 年代生存的困惑等为基础，重点探讨女性。日本四面环海的空间环境，使日本文化中大量充斥着对无常感和有限感的深层空间心理体验的探索与体悟。
对无常的探索和认知，使日本文化观念和文化语境已然形成挥之不去的“断念达观之美”。体现在吉本芭娜娜的《厨房》中，则是思考“现在= 此处”，体味生命本质永恒与时间本质之间的差异与人之渺小与无力的悲剧性等。在此种文化语境的影响下，与徐坤相比，吉本芭娜娜更侧重于描述自身作为青年女性作家对现实世界的直觉性，在《厨房》的叙事中其打破“集体+ 个体”的写作模式，重点展示个体的“一般的无意识化”状态。
其次，角成长“在路上”和稳步前进的差异。
徐坤的《厨房》是徐坤真正完全地立足女性视角反观当前时代女性生存和情感状态的作品。在《厨房》
中徐坤不再隐藏自身在探索女性生存出路时的悲愤和迷茫。其笔下，女性个体不仅仅是社会角、艺术文化的描述者，还是具有丰富情感需求的复杂生命形态。也正因为如此，徐坤在《厨房》才铺开叙述自己的疑问。即面对男性权力场，女性有可能出现精神理想与个人欲望、社会体与个人本位、公共空间与私人话语之间的矛盾博弈，面对种种生存矛盾和男权社会给予的重压，女性该如何前进或者倒退，该如何进行个人潜力挖掘等。与《厨房》中徐坤的且写且思考相比，吉本芭娜娜的《厨房》却是其无视传统文学教养，以作品为先，尽情打破旧观念所圈定的文学规范的代表作。徐坤与吉本芭娜娜对女性个性觉醒的思考和叙述方式及结果，与其说是女性自我觉醒和主体回归的阶梯性变化，不如说徐坤仍挣扎在现实与女性自强的理想之间，挣扎在男权视角与女人视角之间，而吉本芭娜娜却是集中描述和研究在如何满足、如何不满足女性个人化的心理方面，将“厨房”的要义凸显在物理空间和与自然、生命的关联性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反向思考女性个体回归的价值、原因、意义等。两相对比之下，徐坤意识形态中的女性，更偏重于在自我生存需求与现实客观条件之间徘徊、游离、迷惑，而吉本芭娜娜笔下的女性却是已经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和成长方向。
三、《厨房》中影响中日女性个体回归表达
的原因首先，作者个人叙事思维及视角的影响。徐坤以人文学者的视角作为观察和描述知识分子、社会现实的切入点，性别与社会角的双重烙印，使徐坤以精英文化的残破面貌为描述背景，将学院派理性内核融入在冷静调侃和犀利反讽的男性语调中，在西方性别理论的影响下“忽然就知道了原来女性性别
是‘第二性’”，继而寄身男性话语权力体系中，假借男性的话语及语言风格，按照反串的方式来塑造各个女性角。这实际是女性在进入既定文化符号体系与传统男权叙述独立叙事话语系统对抗的必然规范和伪装，这也说明在当前的新语境中，徐坤并没有到帮助女性集体意识觉醒，彰显女性个体回归的方式与途径。
相比较而言，吉本芭娜娜思考下的女性，更关注的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保持人的自然本能，如何拯救日常生活，如何将个人本体感受和参与感带入到生命的发展过程中等。因此，对于吉本芭娜娜而言，无论是走出厨房还是回归厨房，也仅仅是努力到安居的一种方式，如美影所提到的“我会拥有许多许多厨房，在心中，或是在现实中，又或是在旅途中”。徐坤在现代生活备受时代冲击的大背景下关注的是空间与重复时间之间的矛盾，关注的是理想的诗意厨房对生存的影响，关注的是走出与走入之间能为女性留出多少可以让心灵平稳、安全的机会。然而吉本芭娜娜不同于徐坤选择分析、阐述回归生活本及自我内心能量之间的关联性，吉本芭娜娜关注的却是生存的基底、自身之外日常时空及感知力。因此在《厨房》中，其将女性塑造成掌管生死峡口的负责者，无论历史和时间、外在社会和家庭空间如何变化，也需要努力让生命的光泽始终贯穿于日常生活。视角高低、宏大或者微小的不同，也导致中日同名作《厨房》中，女性关注焦点的差异。
其次，生命哲学观念与主题的差异。虽然日常生活与厨房息息相关，但是以厨房为阵地，徐坤拟表现和诠释的是庸俗的现代生活与理想的诗意之间的抗争。吉本芭娜娜拟表现的是死亡与生存之间的博弈。
虽然两者的主题不同，但是双方拟表现和阐述的生存哲学及时空观念却都是以当下、新时代的发展特质以及新时代语境、主流文化为前提的。从徐坤的小说内容中可见，徐坤已经放弃在市场化都市日常生活里寻求生存的空间和意义，其尝试转到中国式传统生存理念中，阐述与其费尽心思地活着，不如回归到生活朴素本质上。但是可惜的是在女性角塑造上，其并没有贯彻此种朴质性，反而使生活的生存要义与“野草根”般活着相脱离，故而徐坤的“厨房”里充斥着传统男权话语的因袭。吉本芭娜娜尝试颠覆厨房空间作为家庭权力体系对核心家庭固有结构的影响，在女性权利秩序的塑造上，其大胆的以生命哲学观念为辅助，将女性回归厨房的姿势转变成带有隐喻性的女性甚至人类对生命主动性的进攻、尊重自然、顺从无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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