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慰安妇”历史观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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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档案与建设》2020年第06期
摘要：“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主导的一项侵犯女性权益的制度，有组织的国家犯罪行为。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女性是其主要受害者，受害人数多、时间长。中国和韩国在“慰安妇”历史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对中韩“慰安妇”历史观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慰安妇”问题和国家形象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韩国；“慰安妇”；历史观；国家形象
1991年，韩国的金学顺老人主动站出来，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军强征的一名“慰安妇”。同年12月，金学顺等“慰安妇”幸存者代表正式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负责，正式道歉赔偿。韩国、朝鲜、中国大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有“慰安妇”幸存者站出来，诉说自己当年被日军蹂躏的不幸遭遇。“慰安妇”问题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以此为契机，形成全球串联，于2000年12月在日本东京组织“审判日军役女性国际战犯法庭”，[1]第一次对日本“慰安妇”制度进行“审判”。
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有民间志愿者关注并着手调查“慰安妇”问题，到9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已经掌握了大量受害者的资料。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于1995年第一次赴日起诉日本政府，前后共进行了5次起诉。虽然全部败诉，但使日本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日本战时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在中国所造成的伤害。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逐渐从避而不谈转为关注“慰安妇”问题。虽然与韩国的“慰安妇”问题相关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相比，中国显得平静一些，但中国社会对此问题并非漠不关心。中韩关于“慰安妇”问题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
（一）中国“慰安妇”问题
中国的“慰安妇”问题在国内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避而不
谈。“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也大都不愿意诉说那段惨痛的经历。绝大多数人将“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与普通性暴力的受害者混为一谈。因此，在受害者的内心深处和周围人世俗的眼中，谈论这些“不干净的女人”的经历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去触碰这个话题。
1982年10月，时任山西盂县高庄村学校教师的张双兵遇到了侯冬娥这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张双兵经过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弄清楚侯冬娥的受害经历，开始揭开日军“慰安妇”制度在山西实施的一层层面纱。此后30多年，张双兵克服各种困难，坚持调查走访山西境内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据统计，经他调查确认的山西“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多达127位。截至2018年底，这些确认受害的老人只剩下两位。从1995年开始，张双兵与其他人士一起组织山西的“慰安妇”幸存者赴日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山西实施“慰安妇”制度的事实，并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道歉、赔偿。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讼案前后进行了三次，历时十年。日本法院虽然承认加害的事实，但拒不道歉赔偿。诉讼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经过这几次诉讼，中国的“慰安妇”问题在中国和日本乃至世界上都引起了较大的影响。中国社会从对“慰安妇”问题避而不谈到逐渐公开讨论，从不理解到逐渐支持这些受害者走上法庭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以苏智良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学术研究的专业角度将中国“慰安妇”问题的关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一批相关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如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陈丽菲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等。一些外国学者的“慰安妇”问题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如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韩国挺身队研究会编的《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日本学者矢野玲子的《慰安妇研究》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使得“慰安妇”问题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慰安妇”制度的真相也越来越清晰，人们对此问题的态度也逐渐改变。
除了学术研究，近几年来有关“慰安妇”题材的艺术创作也逐渐进入普通大众的视线。2014年11月“慰安妇”题材记录短片《三十二》公映，获得广泛的关注。2017年8月14日，“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在中国国内影院上线，创造了纪录电影的票房神话。
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有何差异 2010年9月，云南龙陵董家沟日军“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开馆，成为中国国内首个“慰安妇”主题的纪念馆。2015年12月，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建成开放，成为国内首个经在世“慰安妇”幸存者指认的遗址型纪念馆。2016年10月，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幕，世界首个中韩“慰安妇”少女像同时揭幕。这些“慰安妇”主题的纪念馆（博物館）
的建成开放，进一步宣传了“慰安妇”的相关史实，为“慰安妇”历史的普及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韩国“慰安妇”问题
韩国“慰安妇”幸存者金学顺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公开自己“慰安妇”经历的受害者。她于1991年首次发声，详细讲述了自己如何被日军骗往慰安所，在慰安所内如何受到日军残酷对待的经历。此后，韩国开始大规模登记“慰安妇”幸存者，一大批曾经的“慰安妇”公开身份，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据统计，韩国政府管理的“慰安妇”受害者有246名左右，正式在政府登记并且接受援助的有239名。[2]截至2018年底，尚健在的韩国“慰安妇”幸存者不足30人。
1992年1月8日星期三，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否认态度，韩国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慰安妇”问题，承认所犯下的罪行，并进行道歉和赔偿。此后，该活动成为一种常态，每逢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韩国民众包括“慰安妇”幸存者积极参与，风雨无阻，被称为“周三集会”。2011年，周三集会第1000次时，一尊“慰安妇”少女像被竖立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对面的人行道上。日本政府多次要求韩方拆除大使馆门前的“慰安妇”少女像，均遭到拒绝。在韩国人看
来，“慰安妇”少女像象征着朝鲜民族女性中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被强征的“慰安妇”，她们是在花季般的年岁遭到日本方面的野蛮蹂躏。如今，日本方面仍不愿正视这段历史，这使得韩国民众非常愤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球范围内共有80座“慰安妇”少女像，这些少女像虽不是完全一样，但都象征着“慰安妇”的悲惨经历。这在韩国人看来是铭记历史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因此韩国方面极力推崇在世界各地建立“慰安妇”少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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