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经济学家不能预测危机
为何经济学家不能预测危机？∗
——12名英国社会科学院会员给女王的信
伊丽莎白二世于2008年11月视察伦敦经济学院，并与一些教授讨论经济形势。“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金融危机？”女王当时就向麾下汇聚一流经济学家的学院院长发问。经过九个多月的斟酌，英国一批顶尖的经济学家致信女王：“抱歉，女王陛下，我们没能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并且各自分析了原因。
信件的联合署名人为英国知名经济社会学者，包括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蒂姆·贝斯利、伦敦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彼得·埃内西等。
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贝斯利与经济学家罕尼诗教授：
结婚纪念日礼物推荐人们都没能将系统性风险视作一个整体
女王陛下，您在去年十一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曾就金融危机提问：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英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6月17日就您提出的问题召开了了一次论坛，一大批来自商界、全市上下、其监管机构、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专家都参与讨论并献智献策。这封信总结了参会者的观点及他们在讨论中阐述的一些因素，我们希望这能够给您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事实上有一些人预见到了危机。但是，却没有人对此次危机具体的发生形式、发生时间及危害程度进行准确预见。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预见到问题本质，更为重要的是预测到什么时候发生，并且能够为政府提供可行的方案来解决问题。
此前，我们就有许多关于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失衡警告。例如，国际结算银行多次表达了他们对金融市场风险未被合理反映的担忧，英格兰银行在双年金融稳定报告中也对此提出了诸多警告。风险管理被视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主要银行中的一家——目前已经基本国有化——据说有4000个风险管理者。但问题在于如何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限于具体的金融工具或贷款来看待风险。我们尽管使用了国内外最优秀的数学头脑，但风险计算还是通常被限制为金融活动的一部分。这也就使得银行业里的数学家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全球经济失衡也使得我们大多数人忧心仲仲。我们已经享受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这也使得许多贫困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这种繁荣导致了现在被称为的“全球储蓄过剩”。这使得更安全的长期投资回报率非常低，反过来又使许多投资者冒着更大的风险寻求高回报。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英美等国家享受到了购买商品的低成本，同时英国的家庭和企业可以很轻易地获得金融系统的资金，这些都导致了英美房价的进一步增长。许多人此前也对这一危险信号提出警告。
但金融业不顾这些警告，他们相信那些所谓的金融奇才到了新的更为聪明的方法去管理风险。这些人宣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新型金融工具分散了风险，甚至几乎完全转移了风险。
∗原载《中国改革》2009年第10期。
这是一种傲慢的态度，自信到自大的地步。这些金融人士声称金融市场得到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他们描述的金融市场的神奇魔力深深吸引了政治家们。人们信任银行，因为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汇集了全球范围的人才，而银行非执行董事都有过镶着金边的社会生活履历。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的判断可能出错或者这些银行家们或者可能无力审核风险。银行家和金融家既在自我欺骗，又在欺骗那些信任他们的人。
社会上普遍洋溢着这种“感觉良好”的氛围，认为是最好的时代。家庭享受着低失业率、廉价消费品和便捷的信贷制度带来的消费潮；企业可以享受较低的借贷成本；银行家们可以得到丰厚的奖金并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展业务；而政府又能够得到高税收……这些看来大家都在享受的多赢局面必将导致人们从心理上拒绝减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错觉而非美德助长的循环。
对那些承担风险管理责任的部门来说，他们发现问题或许已经慢慢超出控制能力。有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应该是“在聚会高潮时撤走酒杯”。前提是他们必须拥有这种撤酒杯的权力。监管部门面临的压力是各方面呼吁的宽松管制，他们只要求提出问题而不能够更深入地干涉。恰恰因为这点，伦敦及其金融
服务管理局才被誉为全球金融监管的典范。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与其试图提前规避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还不如在泡沫发生后再去处理它。以往的经验支持了这种观点，特别是在美国，在千禧年到来之后，一场萧条或多或少地因为“网络”泡沫的破碎而被避免。正是这些事实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再引导经济来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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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当时英国偏低的通货膨胀率并没有造成任何经济过热的警示。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也是恪尽职守，保证了一段时间以来的低通胀率。危机发生后，有人指责英国政策没能有效地契合规避风险，提出一些国家通过提高利息率来“顺应风势”。但从经济学来说，货币政策的作用是防止通货膨胀，而不是调节经济中大范围的不平衡。
每个人看起来都在各司其职，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这次危机产生并且蔓延的原因应该在于没有一个权力机构可以调控金融这个大系统中的各种不平衡。所以，即使每个人，每个部门都在各司其职，就单个而言，他们都做得相当地出，却不能从总体的高度来进行把握。因为总体监控功能的缺失，再加上公众的羊心理，财政及政策专家们的消极预告，加深了危机的程度。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可能会很小，但对整个系统来说，这个风险就变得巨大，不可估量。
女王陛下，作为总结，很多原因导致了没有人预测出危机的发生时间、程度及严重性，没能避免危机
的发生，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从国内外诸多智者身上集思广益，没能从整体上来理解系统的风险。
由于您提出的问题核心是预测失败，英国社会科学院在此提供了一些想法，探讨如何让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商务、创新与技能部及英格兰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管理局发展出一套全新的能够进行大局沟通的机制，让您再也不需要来为这个问题担心询问。科学院还会就“再也无需”这个问题召开另一次更深入的研讨。我们也会将结果呈递给女王殿下。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在全球范围内传递着金融危机的信息，是否能向积极的方向演变，这依赖于我们能够在教训中得到借鉴，并且规避可能的危险。
Sheila C. Dow；eter E. Earl ；John Foster等十名英国社会科学院会员：
过于强调技术而忽视人文教育是经济学家失败的根源
女王陛下，我们写这封信既为了回答您去年11月在伦敦经济学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也为了回应蒂姆·贝斯利教授（Tim Besley）和彼得·罕尼诗教授（Peter Hennessy）在7月22日对您的问题做出的回答。
我们赞同贝斯利和罕尼诗教授的很多观点——主要是下面一段将要归纳的，但是我们认为，其总体论证不够充分，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经济学家本身的培养及文化中存在的缺陷。
他们在信里正确地提到“一些最优秀的数学头脑”参与了风险管理中但“他们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函授专升本许多人相信，风险已经被安全地分散并通过“一系列的新型金融工具”已经“几乎完全转移”了……“几乎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例子证明他们的傲慢思想了……所有的政治家都被市场一时的繁荣深深吸引”。总而言之，他们做出结论,“很多原因导致了没有人预测出危机的发生的时间以及程度和危机的严重性，也没能避免危机的发生，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从国内外诸多智者身上集思广益，从整体上来理解系统的风险”。
主题怎么设置除了他们信中提到的这些因素外，我们认为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前沿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些前沿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及瓦西列·里昂惕夫都抱怨说最近几年经济学几乎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已脱离了真实世界中的机构和活动了。
1988年，美国经济协会就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状况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在1991年经济文献期刊发表的一篇措词激烈的文章，委员会表达了“研究生教育可能会培养出一代太多精通技术工具但却对真实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白痴学者”的担忧。
至今，为纠正这个问题所做的努力仅是杯水车薪。因此，关注狭隘的正规技术在世界特别是英国成为了大部分主流经济学部门的宠儿。
贝斯利和罕尼诗教授的信中并没有谈到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胜过对真实世界物质的偏好是如何使经济学
苹果恢复出厂设置家偏离了对大局的观察。它未能深入思考狭窄领域的专业化探究的驱动力，也未能进一步探讨损害大局观念形成的原因。例如，它没有考虑目前享有盛誉的教育机构在培养经济学家时其经典心理学、哲学、经济史的教育缺失。它没有提到主流经济学家广泛宣传的却普遍受到质疑的“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设”。它同样也没有思考经济学家是如何“被市场深深吸引”的，没有思考很多经济学家是如何广泛而大力推进这种简单而鲁莽的市场解决方式的。
腾讯官方qq我们缺乏的是由一套丰富的知识体系形成的一种专业智慧，该知识体系需要对心理学、体制结构和历史先例熟谙于心。这种缺失在那些给政府、银行、商家和政策机构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身上显露无疑。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不稳定性非量化的警告应当被予以更多
的关注。
我们相信，对经济学家狭隘的培养，即只关注数学技术工具和构建无约束的正式实证模型，成为了我们这个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缺陷在许多前沿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部门的为了寻数学工具而寻数学工具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剧。
有一种判断只能在文学或历史的濡染下才能获得，而正规数学模型是无法将其准确表达出的。这应是正规经济学教育的本质部分，但却被世界上大部分前沿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所遗漏，其中包括英国最前沿的经济部门。
模型和技术是很重要的。但由于全球经济的错综复杂，我们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模型和技术，它应当更注重事实、关注历史、机构、心理学和其他高度相关因素。
总之，贝斯利和罕尼诗教授的信忽视了许多前沿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是如何强化不切实际的假设，从而有助于保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的。
我们恭敬地提交了这份从另外一些因素出发探讨部分问题的报告，正如上文所述，因为一些必要素养的缺失，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学家和英国国民的职业化。不幸的是，目前，我们发现持这种观点的仅是少数。如若女王殿下对这些问题及成因有更进一步的意见，我们将洗耳恭听。
一个更有效的金融体系要想有价值，不仅要让我们能够获得更高的产出和经济增长率，还要让其它经济部门获益。金融体系的运作成本越高，障碍就越大。我们的投资配置体系所提高的效率，能够跨越这一障碍吗？我们真的不知道。
经济决策理应权衡成本与效益。我们是时候展开一些严肃的讨论了，看看我们的金融体系到底给经济带来了什么，以及这样做付出了什么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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