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王雄的精神分析
作者：邱代东
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21期
邱代东
内容摘要：白先勇的“台北人”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去。回忆之重负让他们大多沉溺在今昔之比的思维循环中。《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王雄的畸形单恋跨越了年龄与身份，驱使主人公自我毁灭的同时也将前因后果指向了他远在湖南的家乡。王雄不仅是白先勇尝试采用精神分析理论创作人物的样本，也是他书写“时间乡愁”的一个典型代表。
关键词：《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王雄 台北人 恋童 精神分析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的主人公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去。回忆之重负让他们大多沉溺在今昔之比的思维循环中。《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是一个出身大陆、葬身台湾的老兵。这个老兵像是未醒世的孩子，对主人女儿丽儿的爱简单得与身体需求毫无联系。当他发现无法与逐渐长大的丽儿维持亲密关系时，一厢情愿的他似乎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任由“力比多”支配自己的行为。
一.没有未来：一直活在过去的王雄
在《台北人》众多的主人公中，四十岁的老兵王雄显得特殊。他既没有显赫的过去，也没有值得唏嘘的经历。老实得“整天一声不响，就会闷着头做事”[1]的他在小说中仅有两次倾吐心声的对白。这两次对白都绕不开同一个话题：还乡。在第一次对白中，王雄询问表少爷（“我”）能否在金门岛上看见大陆；第二次他则与“我”分享家乡的情况。当他谈到家乡有一个长大后会成为他媳妇的小妹仔时，他很难得地咧开嘴笑了。可以看出，家乡和妹仔在王雄的精神世界里占有特殊的地位。正因如此，王雄把一腔热情都倾注在了主人家的女儿丽儿——另一个出现在他生活中的小妹仔身上。
王雄努力拉近与丽儿之间的距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年男佣的身份。他忘却了自己现实的生理状态，扮演了玩伴的角。王雄为丽儿种杜鹃花、穿珠子、铰纸凤凰。甚至和丽儿牵手奔跑，他也用粗壮笨拙的身躯模仿儿童的跑姿。他将自己看作是十八岁、护着小妹仔的少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健康发育且智力正常的女孩，丽儿必定会随着时间从儿童过渡至少年，也势必会从家庭走向学校，甚至社会。王雄的陪伴俨然满足不了她对自身和外在环境的好奇。丽儿的疏远让王雄不知所措，也让王雄的行为变得古怪。寡言少语的他每天都要为丽儿喜欢的杜鹃花浇上好几遍水。弗洛伊德认为：“症候本身各有其意义，而且与病人的生活经验有相当的关系。”[2]王雄这个不正常的举动正是为挽回丽儿而做出的最后努力。当喜妹对他这个努力进行破坏（拿开正在接水的水桶，妨碍浇花）时，王雄感到无望的恐惧，继而与喜妹发生了冲突。
一怒为红颜什么意思 与其说王雄是因为未能挽回丽儿而失常，不如说他是因为营造家乡氛围的失败而失常。守在童年丽儿的身旁，王雄仿佛回到了自己在湖南湘阴的家里。他让自己沉浸在有小妹仔的家乡这个氛围里。为了能留住这个感觉，王雄不愿意承认现实的改变，对丽儿已经长大这一事实既害怕，又难过。不愿放弃的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缩短与丽儿之间的距离。当长大的丽儿对他的努力表示果断的拒绝时，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过去埋藏在他潜意识里的各种想法被这一打击激活进而进入意识层面，使他在失去精神寄托、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出现了精神混乱与意识模糊的症状。
二.柏拉图式的恋童：王雄受压抑的“性本能”
与《洛莉塔》中男主人公亨伯特不同的是，王雄对女童丽儿的爱不包含生理成分。他喜欢儿童期的丽儿，对丽儿的发育成长视而不见。当丽儿以中学生大姑娘的身份展现在王雄面前时，王雄“好像猛吃了一惊似的，呆望着丽儿，半晌都说不出话来”。[1]丽儿的成长让王雄苦恼。不管是从形体上，还是精神上，长大的丽儿与他回忆中的妹仔都相距甚远。王雄拒绝现实与变化，将自己困在与女童丽儿假象的关系中，让自己享受假想的家乡氛围。他不自觉地设置障碍，阻止任何妨碍他享受家乡氛围的因素出现。对于一个四十岁发育正常的男性而言，身体有正常的性需要。性需要是对他认识现实、承认现实强烈的提醒。“性”无疑是对他所沉浸在的那个怀旧氛围的威胁。为了消除这个威胁，王雄深深地压抑了自己的性本能。
王雄排斥生活中出现的性暗示，对身边具有明显性征的女性采取了躲避的态度。在王雄的主人家里，有一位叫做喜妹的女佣。她的出场饱含着强烈的性暗示：紧身衣、颤动着的肉、极肥壮的躯体、湿湿的长发。在她的挑逗下，王雄致力于压抑性本能的“自我”受到了挑战。喜妹调情似的挑逗，撩拨的是他的“本我”，是他的饱受自我压抑的性本能。挑逗中，王雄的“灵”与“肉”发生着冲突。王雄的克制与压抑使肉体的本能处于劣势。在此情况下，喜妹的挑逗徒劳无效。
当王雄确定无法与丽儿维持亲密关系时，克制性需要的努力便失去了意义，“本我”驱动肉体的作用获得了发挥。此时的他精神恍惚，“自我”的作用减弱，“本我”的力量凸显。性本能像决提的洪水，到出口时便会喷涌而出。喜妹的再次撩拨成为了王雄“性”爆发的。当喜妹用“大猩猩”的绰号取笑王雄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不仅提醒了王雄此“丽儿”非彼“丽儿”的事实，更强调了他被丽儿抛弃的缘由。处于崩溃边缘的王雄被喜妹的举动激醒，“自我”控制不住“本我”，潜伏在肉体的欲望便爆发在了喜妹的身上。他对喜妹的强暴是多年来被压抑的性的释放。随后，王雄的性需要得到了宣泄、“自我”的作用获得了恢复。同时，他也受到了“超我”的惩罚。在道德和习俗准则面前，王雄感到了恐惧。他选择了以逃避的方式来对付内心的恐惧。
三.还乡：王雄生与死共同的目地
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死亡本能受到了生命本能的压制与驱赶，从而获得减
弱或转向。当生命本能减弱的时候，“死亡本能可能借着‘自杀’的方式表现出来”[3]。当王雄的兽行受到了自己道德准则的谴责时，他意识到不仅还乡的希望遭遇破灭，自己更已是走投无路。此时，他的生命本能——一切活着的动力受到了极大的减弱，死亡便构成了诱惑。
在王雄的意识里，回家可以通过死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实现。在第一次与表少爷“我”的交谈中，王雄郑重其事地表示：那些从海峡那一边漂过来的尸首是为了回家亲人。对于王雄而言，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方式。具体而言，对于现实与理想遭遇毁灭的王雄来说，死是完成他回家心愿的唯一可行的方式。于是，他选择用死来实现活着不能实现的愿望。
王雄生是为了回家，死也是为了回家。这么绝对的生死目的来自于他深刻的思乡情结。王雄十八岁的时候，被抽出来做壮丁，还来不及跟家人道别便被截走了。以为过几天就能回家的他却一直等到了四十多岁。回家的愿望伴随他孤身一人度过了二十多年。王雄“潜抑”离家之苦带来的伤害，将它埋进了潜意识。思乡的伤痛不被王雄意识到，却仍然残留在心里。他恋童，却没有任何与性相关的征兆。王雄对丽儿的爱只是他对家乡的怀恋。丽儿和小妹仔形象的相似，这让王雄部分满足了他对家乡的“饥渴”。
王雄的命运被自己的思乡情结所主宰。在没有清醒的自我认知的情况下，同处于“本我”的两个想法（性本能和思乡）发生着摩擦。在思乡情结的影响下，王雄深深地压抑了自己的性本能；当思乡失去依托时，王雄的性本能和潜伏的死亡本能便相继释放。这时候的王雄走向了自我毁灭。
这场由王雄主演的爱情独角戏背后藏着“台北人”共有的痼疾：对昔日的怀念。王晋民在《白先勇传》中提到了《台北人》的灵肉之争。他认为灵肉之争就是今昔之争。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灵”与“昔”、“肉”与“今”互相印证，驱动着王雄的生命轨迹，使他的思乡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小说中的王雄虽然情感厚重，情绪线条却显得相对粗糙。此外，他的感情变化也显略简陋。这不能简单的归因于“第三人称”叙述所带来的文本特征，也不能单纯从人物文化层次及背景归纳缘由。王雄个体浓郁的精神分析彩昭示着白先勇彼时创作的转型。王雄作为作者尝试采用精神分析理论创作人物的样本，不仅践行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成为了作者“时间乡愁”[4]的一个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1]白先勇．台北人．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第一版.
[3]J·斯洛奈．精神分析入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
[4]赵顺宏，刘俊峰．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综述．华文文学．2001年第1期.
邱代东，广东省河源市广播电视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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