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师范学院学报(综合)
Journal of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Comprehensive )
2020年12月第41卷第6期
Dec. 2020Vol. 41 No. 6
包容•内倾・自省
论徐则臣小说《耶路撒冷》之江南文化三性
熊玫
（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西南昌330032）
摘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讲述了江南文化影响下的“花街”三代人的聚合离变的故事。小说以秦淮河边花
街作为地域形态的叙述主轴，又以整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历史情境中的变动为因辐射到更具有参照意义的远方
世界，其广阔的时空把握能力显示了 70后作家对于中国文化形态之江南文化的眷恋和思考。就小说的故事本身 而言，江南文化三性突出地表现为：江南文化之包容性、江南文化之内倾性及江南文化之自省性。
关键词：《耶路撒冷》；江南文化；包容性；内倾性；自省性中图分类号：1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8102（2020）06 -0117 -05
Inclusiveness , Introversion , Iniospection
------On tha Three (341x 0—510- of Jiangnan Culture in Xu Zechen] Novd Jerusalem
XIUNG M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2, China )
许魏洲 放Abstrad : The novel Jerusalem by the post-70s writer Xu Zechen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his growth narrative. The work
telle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in Flower Street under the iihluence of Jiangnan culture. The novel uses the
Flower Street along the Qinhuai River as the main narrative geoeraphicai axis,and radiates to the dmtant world with more
eefeeeniiaesignificancedueioihechangesofihewhoeeChinesesocieiyin ihehisioeicaeconietiofmodeenieaiion.Hisabieiiy
to grasp time and space in a broad perspective displays the post-70s writeiW attachment to and deep wlection about Jiang nan cueiuee.Asfaeasihesioeyiiseefisconceened , iheiheeechaeacieeisiicsofJiangnan cueiueeaeepeominenieymanifesied asiheinceusieeness , inieoeeesion and inieospeciion ofJiangnan cueiuee.
Key Word&： Jeeusaeem ； Jiangnan cueiuee ； inceusieene s ； inieoeeesion ； inieospeciion
—部文学作品对应的是一片土地及其在土地之 中生成的文化性格。文化总是以看不见但又极具力
度的方式从思想内部引渡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及文 本深层内涵的指向。“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
合性的影响，绝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 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口&
小说《耶路撒冷》以秦淮河边的花街为故事的
生长地，讲述了古老江南文化滋养下的三代人在中 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其精神视野的多维特性。 在中国诗性文化这个大框架下，至少存在着两种重
要的经验形态：“一个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
'北国诗性文化’，另一个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 的’江南诗性文化’'……”$2&从主人公精神视域的 多维视角来看，江南作为文化的集大成者一直在自 持和开放的格局中发生流转，稳定性和变动性是其 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变动性以稳定性为前提，整
体江南文化以本体的流动为主题，流动性本身又推
动了江南文化的包容性和自省性。包容、内倾、自省
作为相对明朗的线条塑造了江南文化的三维立体影 像。
收稿日期：2020 -09 -22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70后作家成长主题小说研究”，编号：ZGW17206%
作者简介：熊玫（1982—），女，江西南昌人，硕士，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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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文化之包容性
江南多水，水能随物赋形，因而江南文化之包容性随之生长。“纵观江南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一个颇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异常灵活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这固然与江南文化求真务实的价值取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其海洋性格的体现。”⑶花街毗邻运河，其地理位置可谓江南文化之正宗代表。江南文化的包容性在文本中表现为主人公在面向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开放性的人性化思维。人性化的开放格局又可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演变为拯救力量本身，并在此过程中激发更具活力的文化衍生品。
小说中的秦环曾经身为。叙述者在讲述其史的过程中，规避了猥亵者的道德优势，而是从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进行言说，因而，这一充满负能量的职业获得了正常话语交际的可能性。文化是江南文化中的一个部分。江南女性多柔婉清丽，加上水土的滋养，自然又增添了一份不同于北方女性的柔顺，因而江南文化中的书写一度成为中国文化中颇具意象的一笔。江南的文化通常和江南女子的才情联系在一起，在评价尺度上基本延续了褒多于贬的理路。小说在解读花街史的过程中采用了个案和像并举的方式。无论是个案还是像，叙述者都尽量淡化了简单的道德质问，而是从“
”作为一种职业出发分析其在特殊社会文化历史中的成因进而在更为阔大的空间中寻求其身份：变的可能性。对于秦环，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进行了话语的深度转换，主人公进行自我救赎的过程实际上正是江南文化包容性的表征。
两种异质文化在秦环身上进行了奇妙的融合，其一为古老中国文化的门第子嗣观念，为此她可以招上门女婿，可以毫无原则地宠爱家庭中的男性子嗣。其二则为对外来文化的虔诚和膜拜。二者融合的机理即为对原生性生命的抛弃及对于新的生命状态的追求。秦环对男性子嗣的推崇实际上是获取文化自信的原初手段，对外来文化的追逐则体现了在所处文化状态中自我精神超越的需要°自我获得确证之后，便是升华。秦环对外来文化的追慕实际上是跨越国际的精神对话。当外来文化能够传递给这个并不了解西方文化的江南女性以心灵的信息时，人的内在自我省察的机制便已生成。其背后真正的推动力则为江南文化之包容性。
外和中正之不之处在于其对感性生命的理解和体认。外来文化融汇进秦环的生命形态的重要因素在于超越时空的关于人的生命的对话°不懂得以列文却一样可以深入它的文化的深层的秦环正是全方位地打开了江南文化的包容性。作为一重隐喻，主人公精神抵达了包容之至高点。真正的包容不仅在于自我生命力的张扬，更在于自我精神的吸纳力。
与之相对照的是顾念章的老师老姜。作为苏联翻译，老姜独具一身才华无处施展，文化的开放性流落为
文化的封闭性。面对命运的不济，老姜表现了江南文化中的曲折求索精神。知识的传递展现了江南品格在独特状态下的延伸性。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不仅在于自我的呈现，更重要的则是其在流转过程中所体现的吸附性，而磨难中的向外转显现了文化的高位省觉姿态。老姜作为江南典型的才子形象，文本凸显的不是其才华的出众，而是其承传的多难思变的江南文化品格。生活于水边的蛰居生活对老姜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被世界所疏远，而是文化无法进行有效传递。老姜和秦环的共同之处则是通过异质文化获取内在的支撑。江南文化不仅极具包容性，还具有强大的内力，正是这种内力本身推动着江南文化的不断前进。作为江南文化符号化表征的秦环和老姜，不论其学养之高低，其骨子里都浸染着江南文化的沉重的责任意识。
正因为江南文化品格中人性化包容意识的存在，其文化磁场也相应表现出来。所谓文化磁场也就是对外来者的包容，并在充分包容的基础上激发其内在的创造性和活力。“作为一种由华夏文明体系之外的海隅蛮夷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其内在意识更多地注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而不是严格的尊卑贵贱之分，文化交流既不是一方以强势压制和同化另一方，也不是构建上下有别的等级秩序，而是彼此主动地开展双向互动&来自于以列的犹太人缪塞尔夫妇，曾经在上海度过了一段逃亡生涯。江南文化的包容不仅仅表现为接纳，亦表现为对生命本身的热爱。江南文化的包容性激发了缪塞尔夫人的创造力，其设计的改良版旗袍曾经成为上海时装界的宠儿。逃亡者的文化自信在此被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亦得到了一次向外拓展的可能性。江南文化实际上以某种潜在的重组性不经意地进行着自我改写，因为包容，其可开拓的疆域才能得到最大程度地外延。
除了西方文化中的外来者，本土的外来者亦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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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融合进江南文化的包容性之中。花街中秦I子和李老师两个外来者的形象见证了江南文化的强大包容力。秦I子始终将传统极端个人化为唯一的生命要义，其自身的狭隘和保守性却在江南文化中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李老师身上北方文化的血性和南方女性形成了一种对照关系。其骨子里的刚硬正是北方传统人伦的照见。江南文化以宽广的胸怀承纳和吸收，重组了内部的人物谱系，扩大了江南文化的视界版图。
江南文化中的包容性在受传统文化辖制时，不断表现出它的有限性。同样曾身为的长安妈选择身份转换的方式则为寄情于动物的饲养。男性作为性别表现的原在性价值优势限制了江南文化之包容性的容量。长安妈在无法获得主体性地位的过程中以退席的方式获取另一种生命姿态的安放。
江南文化中的包容性在受现代经济辖制时，亦不断表现出它的有限性。晚年易裴卿的《芳谱》和市委组织的“翠宝宝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中国侠妓文化研讨会”则从男性化及官方化的视角展示了文化被现实价值利益收容的新的生存图景。显然，江南文化的包容性在此被异化，对他者的包容取巧地转换为对自身的纵容，江南文化的包容性糅合了文化自身的缺失与不足。
二、江南文化之内倾性
江南自古为温柔富贵之乡。“正如梁启超曾指出—
—（南地）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顾常达观于世界之外。”$5〕富贵温柔就决定其天生的文化向心力和内倾性。
江南文化的内倾性指示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选择和偏向更为彰显和接受传统文化的迷人光环。某种程度上，现代和传统具备着文化的冲突性，而作为文化前进过程中的个体则会通过现实性的综合因素进行价值的选择。花街传统文化代表性的人物对江南文化更多的采取了内倾的态度。“文学历史上对江南的赞许与向往、憧憬与记忆、肯定性的描述与评价，以及这些评论与赞许在文学中形成的经典话题与知识传统，以及这些话题和传统所指向的艺术审美意义，都是通过母语写作表达出来的，它所关涉的是对母语文学的价值同构和认同。”⑷内倾性和包容性之间并无绝对冲突。包容意指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而内倾则主要意指对本土文化的拥抱。而过度的包容容易走向主体的迷失，过度的内倾则导向固步自封，两者的和谐并进对于江南文化自身的正向：变无疑具有组合式推动作用。
易裴卿是花街上的文化人。其一生可谓在南方
氤S的气息中辗转迷失。他的迷失和女人关系密切：未婚之前穿梭于妓院，娶回为妻后由于内在的不甘又在不同女人之间周旋，直至老年居然生成书写文化史的狂热想法。易裴卿作为江南的旧式文化人，骨子里对女性既是依赖又是鄙夷。其男权意识可见一斑，文化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照见自我存
在感的外围包装。易裴卿作为江南男性的代表其内倾性表现为物质及欲望的内倾，而文化的自诩又为其实现物质及欲望的内倾而服务。因此，其内倾是个人主义的，尚处在文化的表层而无法深入到文化的内核之中。
初医生夫妇则代表的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符码。初医生乃花街德艺双馨之代表。作品塑造该人物的过程采用了互文的处理方式。初医生作为个体代表的是江南文化的沉稳和笃厚。江南文化秉承了中华文化的传统，讲究的是仁义与体贴，而且，在韵致上，又胜北方一筹。即便其年轻时亦有过精神的出轨，但江南文化的内倾与积淀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出激进的行为。他的迅速转身即是对正统江南文化的内倾性做出的有力回应’
初夫人的医疗理路贴近的是江南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元素。所谓江南文化的神秘主义元素体现的是民间文化中暧昧不明的因子，不可用科学的理论进行表达，但又自成一局。神秘主义自有接近地气的一面，因此在民间形态中受到较多的认同。从江南文化的特性来说，其中必然是亦实亦虚，不可为理论之物了江年淀的不
把握的内在传统性特征。因而，从另一层面来看，江南文化之一维很有可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而面对消隐的命运'内倾是祖辈感性生活的代代相承，在传承的过程中其保留的是江南文化血脉中闪光的觉悟部分。
老字号“大和堂”出售的遭际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作为事实上的悲剧性存在其回应了江南文化内倾性所无力把握的局面。初医生夫妇代表的江南传统文化的双重维度都面临着被现代化改造的命运。个体甚至是体的文化情结在力量对比上显然要弱势于时代重心本身。初医生夫妇表现出来的大气一方面压抑了苍凉的表达，一方面又表现了大时代进程中的力不从心。在现代化潮流的推动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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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格局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了江南文化自身的软弱。内倾和包容的矛盾在此则表现为对抗性关系。大和堂在短暂出售后即将面临拆迁的命运，初医生夫妇所承载的文化重量并无阻止事实发生的任何可能。作为江南文化底层的何伯亦终究消融于文化本体之中。河伯害怕现代化的到来，但又不愿以虚假的方式回复到古典式的做作情境之中。怀旧和 仁义成为其精神大厦中最有活力的元素。初医生夫妇的仁义和何伯的仁义都接续了江南文化内在的温和尺度，但相对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他们自身的力量又极为微弱。
江南文化的内倾性还表现为沉重外力挤压下的自我压抑。小说明显表现出自我压抑属性的主人公分别为舒袖和吕冬。舒袖是江南官宦之家出身的现代女性，一方面，在现代文化的洗礼之下，有着求取个人爱情和幸福的高度自觉。然而，勇气背后的支撑力量毕竟有限，鲁迅先生早年在1伤逝》中触及的爱情转而化为悲剧的情境再次展现。所不同的是，二人相处过程中的经济问题的起因并不是经济问题本身，而
是男女两性沟通和表达的方式。舒袖逃离家庭又接受家庭的资助实际上造成了其沉重的心里负担，而初平阳的才子身份决定了其生活智商的低下。从现代化开放的视角来看，二者之间有效地沟通即可解决横亘在二人之间的问题。而江南文化的隐性元素造成了舒袖的失语，这也就是传统文化负面性的呈现。舒袖可以对初平阳交付一切，却无法交付责任和压力。爱情本身并不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水土文化决定人的交往方式及话语表达模式。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度压抑下，舒袖放逐了爱情。从某种意义来看，文化的缠绕性决定了人的生活的质地。真正决定主人公走出困境的方式则是和几千年的文化基因进行分离，而舒袖显然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因而，回到南方，结婚生子成为其转化焦虑的有效形式。在基本问题无法解决之前，未来的结局必是主人公重又陷进江南文化迂回的格局之中，文化内倾性的循环格局已然生成，其负面性力量更为凸显。
吕冬天生的被压抑养成了其性格中内指的一面，因而在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中越来越遭到排挤直至最后住进了精神病院。吕冬的生命弹性极为有限，在面临大是大非的过程中，其采取的方式往往为逃避。逃避爱情使其背负了沉重的枷锁，逃避不幸的婚姻却使其获得了释放，内倾性亦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吕冬缺乏起码的变革意识和其骨子里对江南温柔富贵之乡的深度认同有关，长期的物质优越剥离了其求取精神解放的愿望和能力，逃避往往成为了最为切近的方式。吕冬和舒袖的共同特性均为无法真正剔除附着于生命之上的文化负累，这也是同为官宦之家出身的年轻人的共同命运使然。
传统文化自身包含着复杂和多义性，其经过组合与聚合的关系催生了江南文化的沉稳特质。然而，江南
文化的内倾性实际上受到多重情境的干扰，并不独自生成对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必定在冷静的洞察中方能生出有效的路径和方式，否则，内倾性的正面力量将迅速瓦解，而负面力量反而得以不断滋生和蔓延。
三、江南文化之自省性
小说《耶路撒冷》讲述了江南运河边三代人寻求精神皈依之所的故事。其中，以初平阳、易长安、秦福小、杨杰为主体的70后体的故事都与“天赐之死”深度交合。从小说的总体框架来看，主人公辗转之旅都难脱赎罪自省的深刻烙印。江南文化自省性表达的是一种人性的自律。在面向世界求取合乎道德准则的过程中，主人公更多的是推己及人，伸向自我灵魂的深处进行不遗余力的反省。当反省进入到更为深刻的境地便走向自救的方式。正是因为具备反省的力量，江南文化才通达了纵横k阖的气度，才能够在新的时代里朝着更为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作为江南才子的初平阳无疑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此处的正面虽然无关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评价，但他的存在却明确的标志了江南水土所孕育出的文化学者的精神内涵。初平阳在寻梦之旅中频频处于自省的状态。自省使得忧思深重成为了其精神存在的重要方式。初平阳的自省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为对爱情的自省。对于爱情，初平阳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了果决的选择。对于他来说，求学之路多艰，前途莫测，对自我的省察人为地切断了对舒袖的挽留。当然，这样的自省意识未必带给了他想要的
东西。但文化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将在根性上影响人的方向性的选择。其二为对天赐之死的自省。初平阳见证了天赐之死的全过程。从丿卜理学的视点来看，其迟到的汇报和天赐之死关系密切，但又在极端时期表现得合情合理，不必为此负疚的初平阳依然主动背负起了十字架，长期处于自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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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的状态。其只身奔赴耶路撒冷之路的原初动力一方面源于秦环奶奶的影响，一方面源于天赐之死的深刻触动。出生于传统文化世家的才子在心灵上需要超度，因而耶路撒冷成为了忏悔者的圣地。尽管初平阳的离去是必然的，但离去的本质却是回归，是重回故乡的必然。江南文化的底性决定了这一批年轻人内心的绵长记忆以及无法跨越的江南文化之思。“阿成曾提到，几乎所有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流露着对本土的深深恋情［7］其三，初平阳的自省意识还表现为对70后一代人的生存现实的思考。作为报刊的特约主笔，初平阳近距离地观察着一代人并从中进行着有力的认同或自省。总体而言，其精神视野的开阔性决定了其生命质地和江南大地的血脉联系。“江南文化最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解决其现代性困境的思想资源。……与其继续引进西方那些并不适合中国的现代性理论，反倒不如从江南文化中寻文化生态治理和重建的理念和资源。”⑷
江南文化既滋养了初平阳似的文化洞察者，亦造就了易长安之流的文化反叛者。易长安的反叛主要建立在对父性文化的反叛上。可以说，易长安的自省意识是从审父开始的。父亲的劣质性激发了易长安骨子
里的叛逆精神，而且这种叛逆精神持续的时间和方式都显现了难以攻破的坚硬性。易长安天生的才气和对父亲的背叛组合成了其性格中最富有对话性的双重人格。离开花街之前易长安基本上生活在对父性憎恶与背叛的阴影之中，因而也滋生了诸多乖张的人生选择。从易长安个人的选择和举动来看，江南文化夹缠着较多的犹豫因子，他的表现形式总是暧昧不明，虽然在精神世界中已经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但弑父精神又随着时间的流动表现出振荡性。于此形成对应性的现象便是出走之后的易长安在很多习性上复制了父亲的做派。这是易长安想不到也无法挣脱的血缘连续性。因为制造在被捕之前易长安首先挂念的还是最为憎恨的父亲，错位的自省再一次展现了江南文化性格中的暧昧本质，即自省本身的不彻底性。当然，易长安自省的意义在于其最终超越了父性“个人性欲望”的表达，从动辄施暴的父亲形象转化为有责任感的男性形象都与自省意识本身密切相关。其次，易长安的自省意识表现为对“天赐之死”前因的担当。江南文化似有迂回之特性，在其迂回的过程中便容易产生回省的可能性。易长安始终认为他应该为天赐的“病因”负责，但显然这是一种潜在性补偿心理的驱使。从深层角度来看，易长安和天赐的“疾病”之间纯粹属于偶然性的联系，而正是在偶然性联系中派生的自省意识更加显见了一个精神逃亡者的高贵之处。
相对于文本中所有的远行者，秦福力、的漂泊显然事出有因。其他从花街出走的年轻人多数出于寻梦的目的，而秦福小的出走颇有逃难的嫌疑。表面来看，秦福/J、的出走是为寻求爱情的乌托邦。仔细辨析便可发现，爱情只是道具，福小漂泊十六年的行程为的是躲过心灵的浩劫。作为一次具有象征意味的告
别事件，最终决定福小出走的不是爱情而是“天赐之死”。对生命的忏悔最终决定了福小的出走，她必须在远行的过程中求取心灵的释压。辗转十六年后，福小重回故里，带回了天赐的替代品“天送”并且买下了“大和堂”。福小的行动中包含着强烈的指向性。如果说福小是一个心灵的作家，那么,“我的象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与事”⑼于其是十分贴切的。长期生活在“天赐之生”与“天赐之死”的矛盾挤压中的秦福小无疑是悲剧性的存在。无论是出走还是回归，其悲剧性中都内聚着壮美的彩。自省所带来的结局在福小的世界里以极端化的方式呈现，也就意味着在自省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丧失自我的过程。隐在的身份认同危机已经侵蚀了主人公的本我生命，自省在某种程度上走向自我压抑，个体的存在价值被无限下放。从文化的外向发展而言，过度的自省对生命个体的提升并不能起到推动作用，向内的探求封杀了外扩的可能性,，省便与江的包性之间了两极走向，与江南文化的内倾性亦标识了不同的格局。
在“天赐之死”的负罪同盟中，杨杰一再在儒道两家徘徊。就事业发展而言，杨杰行的是敢闯敢为的家路，在个人层，杨选择的又是道家的生存哲学。水晶商人从江南的石头里提炼了现世代存的进之道，也了的人。而水晶的光芒却无法改变杨杰植根于“天赐之死”事件中的自省。当年因为面子为每个小伙伴要了一个刀片的杨杰无形之中成为了天赐自杀的始作俑者。不论是吃素，还是重回花街，这个忏悔者都在用和生命血缘地联系的方式减轻内心的负荷。
小说围绕“天赐之死”讲述了外围相关人士的忏悔和自省。而自省的意义就在于对生命自身的敬畏。就自
省本身而言，江南文化之自律性尤为显见，但过度的自省则可能走向封闭的场（下转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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