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学2018高考喜报
鲁迅中学2018高考喜报
    赴厦之因中有恋爱之情      1926年9月1日夜，天下着雨，鲁迅在三弟的送别下，登上了“新宁”号客轮，第二天早晨7时，“新宁”轮拉响汽笛，缓缓离开上海码头，向厦门驶去。与此同时，许广平也从上海启程，乘“广大”号回广州。这对师生约定两年后在广州会面。
    船平稳地行驶在蔚蓝的东海上，一路无风，鲁迅不时走到甲板上，他看见后面也有一条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他想像那就是许广平乘坐的“广大”号，心里在问许广平：你是否就在船中，你可看见前面的船？鲁迅恋爱了，面对着浩瀚的海天，他心里在说：“我也可以爱！”
    在认识许广平以前，鲁迅的生活中可以说没有女性的温馨没有青年女性给过的特别感情。在他东渡日本留学（1902年3月）后不久，鲁迅就接到母亲来信，告诉他家里已经给他说了一门亲，女方名叫朱安，缠脚，不识字，母亲见了喜欢，就托人做媒定了这份亲事。对如此的包办婚姻鲁迅自然是反对的，他要求母亲退婚，但母亲坚持不退，鲁迅只好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脚，二要她进学堂读书。既然拗不过母亲，就去改造将与自己一起生活的女人。但母亲又来信传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堂读
书。鲁迅明白了，朱安是个完完全全的旧式女人。这次鲁迅没有立即给母亲回信，他不能与母亲冲突，他想让时间的拖延来摆脱自己的婚姻困境。但母亲又来信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回。这是1906年的夏天，鲁迅从日本匆匆赶回浙江，跨进家门才知道这就是那个年代父母逼迫孩子结婚惯用的手段，母亲没病，她是在诳鲁迅回家完婚。孝敬母亲的鲁迅无奈地接受了，他按照他后来猛烈抨击的礼俗迎娶了朱安，第二天又依着习俗随朱安去了娘家，甚至还在自己已经剪了辫子的头上装了一根假辫子，为了母亲高兴，鲁迅似乎是在努力向礼教靠拢。然而他并不愿意接受“母亲的礼物”，婚后第三天，他搬到了母亲的房里睡，又过一天，他干脆远走高飞，回日本去了。但从一而终的朱安，却从此跟定了鲁迅，过了一辈子连婚姻都是虚假的生活。而鲁迅也一直压抑着自己，处于新文化浪头的中心人物，他除了“拳来拳对，刀来刀挡”的战斗外，似乎就是一幅“横眉冷对”世态的冷峻姿态，他不能在论敌面前有半点闪失，人们没有发现他与哪个青年女性有过密切的来往。但这位信奉“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中国现代文化先驱，岂能没有自己追求的爱情与自己个人的幸福。
    1924年，鲁迅开始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之后，他的客厅里便出现了一活跃的女大学生，这人中有许广平。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比鲁迅年轻20岁，她是这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对社会运动充满热情，鲁迅亲昵地称她“小鬼”。1925年端午节那天，鲁迅请她们在
家中吃饭，竟喝得有了醉意，他“以拳击‘某籍’小两名之拳骨”，又“案小鬼（指许广平）之头”，手舞足蹈起来，年轻新女性的鲜活生命激活了这位冷峻的先生的热情，他那压抑的生命活力勃然显现。许广平敬仰鲁迅，作为“五四”后的一个新女性，她大胆地追求起自己的导师。鲁迅也想爱，但他非常的谨慎，他心中是一团的疑虑：自己已经是这样的年纪，内心有着许多的伤痛，他不想让这伤痛影响给青年；何况，他已有的婚姻在拘囿着自己，他的学界、官场的怨敌正在蜿蜒伸展，一旦他背弃自己的婚姻，他便会授人以柄、授人以口实。后来，北京女师学潮发生了，再后来，“三・一八”惨案发生了，鲁迅上了北洋政府的黑名单，几次离家避难。北京的空气已经日愈的压抑，这对师生的感情已经越来越密切，无论是政治的原因还是爱情的原因，鲁迅都需要“换一个地方生活”，寻一处比北京更安全更自由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时候，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筹备国学研究院，他推荐鲁迅的好友沈兼士任厦大国学院主任，邀请鲁迅到厦大任教。那里远离北京，远离朱安，邻近正在燃起南方革命烈火的广州，政治空气和自然气候都比北京暖和，又有比北京多得多的每月400元的薪俸，鲁迅欣然应允。此时，恰逢许广平要离京回广州，于是两人一起动身，同车到了上海，再各自从上海乘船分别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他们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了积一点钱，然后再作见面的打算。
    一生中最为频繁的通信
    9月4日下午1时，“新宁”号轮抵达厦门，鲁迅因为不懂闽南话，无法问路，便先住进中和旅馆，打电话告诉林语堂抵达的消息。下午，林语堂、沈兼士和孙伏园便来到旅社，雇船将鲁迅送到厦大。
    鲁迅住进了厦大生物馆的三楼。当天晚上，他便给许广平写信，告诉她“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白天虽暖夜里却凉，自己“暂住在一间很大的三层楼上，上下虽不便，眺望却佳”，“要静养倒好的”。从这一天开始，一向自称懒于写信的鲁迅，与许广平有了一生中最为频繁的通信，厦门的130多天时间，这对恋人的来往书信有83封，在周海婴整理出版的父母一生书信的《两地书・原信》164封中，厦门通信占了一半以上。在这两天不止一封的书信中，他们不厌其烦地询问对方是否收到自己的信件，推算着邮件行走日程，猜测邮件迟到的原因；相互担心操心着饭菜合不合口，居住适不适应，工作累不累，身体是胖了还是瘦了。在鲁迅这里，他担心许广平“食少事烦的生活，怎么持久”；在许广平心里，她害怕鲁迅有闷气会闷在心里，让鲁迅有闷气向她发。正是在如此细微的体贴和浓浓的爱的情意中，鲁迅深深体验到了“有充实我的心者在”的温暖与幸福。乃至连生活习惯都有了改变。不再喝酒，打
消到海中游泳的兴致，不在半夜出去寄信，不发牢骚，因为喝酒、游泳、半夜寄信和发牢骚都会让许广平不安。在远离北京的海滨学府，鲁迅可以大胆地思念与表白了。
    现在就只有我一人。但我却可以静观默念HM（指许广平――编者注），所以精神上并不感到寂寞。
    至于有一个人，我自然是足以自慰的，且因此增加我许多勇气，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而牺牲。并且也不能“推及一二以至无穷”，有这样多的么？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
    这默念之度常有加增的倾向，不知其故何也，似乎终于也还是那个人胜利了。
    “有一个就好”，鲁迅有了一个给了他温馨的女性了，他开始“默念”起一位女性了。这样的一种种“默念”让鲁迅“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盼着“年月过得快到民国十七年” （民国十七年是鲁迅与许广平约定重新见面的时间）。
    11月，厦门的冬天来了，许广平很细心，她从广州给鲁迅寄来自己一针一线织成的羊毛背心，鲁迅温暖极了，他很有意味地将毛背心穿在紧贴内衬衣的身上，他特别告知许广平：“背心我现穿在小衫外，较之穿在夹袄之外暖得多，或者也许还有别种原因。”
    此时鲁迅45岁，作为一位45岁的恋人，鲁迅的爱情是理智的，“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却是充满了欣喜和温情，他的心情好极了，他的生命似乎回到了与闰土一起在月下瓜田耍玩嬉戏的童年。1926年10月的一天，鲁迅在厦大集美楼的一道铁丝网上跳起舞来了。那时，他已离开了那要爬一百多级台阶的生物馆，搬到了集美楼楼上住，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花圃里经常有蛇出入，为了安全，校方用有刺的铁丝将花圃围将起来，但穿着长衫的鲁迅偏在那有刺的铁丝网上做跨栏动作，居然还跨过去了。他得意地告诉许广平：“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爱情激起的生命火花将一个45岁的冷峻的生命拉回到了青春年少的阶段，虽然“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却跳跃起来了。许广平读到鲁迅的这封信时也禁不住自己的兴奋，她回信道：“在有刺的铁丝栏跳过，我默然在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幅图画，有一个小孩子跳来跳去……活泼泼的。”许广平的这段话在鲁迅1932年编《两地书》时被删掉了。我们不知道鲁迅在1932年上海那个环境里删掉这些话的原因，但却能感受到45岁的鲁迅在厦门时的一种“跳跃”心境，一种童心未泯的天真之气，一种生命的活泼状态，有了这样的心境，鲁迅才会在厦大写出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经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才有了像“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在这里弹琴”、“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样轻松愉悦文字的自然流露。
    恋人的话语是很有趣的，它会在平凡的日常中制造出男女间有意思的话题。在9月30日的信中，鲁迅向许广平叙述自己上课的情景，他说听课学生多起来了，其中有五个女生，在说到女生时鲁迅特别写道：“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这是恋爱中的鲁迅的幽默。对于这样幽默许广平是高兴的，她在10月14日的回信中写道：“这封信特别的‘孩子气’十足，幸而我收到。‘邪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邪视’，我想许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罢！”显然，这是一对恋人间的玩笑话、调皮话，流露出与爱偕行的鲁迅活泼的生命状态和禁不住的欣悦心情，这也便是鲁迅在厦门经常提到的自己“精神上倒并不是寂寞”，和生活上“无须喝酒”的重要原因。鲁迅在北京经常喝酒，“太高兴或太愤懑时就喝酒”，来厦门之前，则是寂寞孤独与悲哀笼罩了他的生命。但来到厦门，正如鲁迅后来自己所说的，“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我沉静下去了”，正是这种从新文化战场上和“女师大风潮”中“沉静”下来的鲁迅，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他那深沉世界里温暖的情怀。
    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
    恋爱中的鲁迅，又是从充满激烈斗争与论争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来到了位于东南海隅的厦门大学，他的内心显然少了许多外在的制约因素，他要考虑考虑自己的生活了，他写下了
这样的文字：“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而此时“只能听我自便”，他的心情确实比较自由比较轻松。在厦门大学，除了国学院的研究任务，鲁迅每周只有五六节的课要上，他在写给许广平和友人的信中，多次写到“教科不算忙”，“时常闲着玩”，“茶水饶足”，“能吃能睡”，人“肥胖一点”，“心情也自然安泰”，“比先前较安贴”，于是有了一种“想从此整理为较有条理的生活”的想法，甚至为自己的“懒惰”深感“内愧”。恋爱成了鲁迅厦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恋爱中的鲁迅向我们呈现了他生命中最柔软的那部分。
2018广东高考    这位因“从小康坠入困境”而“感受到世态炎凉”的“精神界之战士”，历来以“横眉冷对”那如磐的社会黑暗与芸芸众生嘴脸，但到厦大后，他却有了一段难得的正面表现其温暖情怀的岁月，“与爱偕行”的他，虽然周围的世界让他深感无聊，但迟到的爱情在心灵扎根后，他不仅“足以自慰”，而且也“埋葬”了他一向孤独悲观的情绪，增加了生活的许多勇气。由此，他在厦门写下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五篇回忆性散文。他在1926年10月12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连做了四篇《旧事重提》。这东西还有两篇便完，拟下月再做。”鲁迅向来不相信和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坚信“好的文艺作品”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出来的东西”，这五篇“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由于“思乡的蛊惑”而作出的散文，“自然而然”地“流露”了鲁迅在厦门时的特别心境。无论
是《父亲的病》对于“人间至爱者”亲情的叙述，还是《范爱农》关于“旧朋”间寂寞中相濡以沫的友情的回忆，或是《藤野先生》对异邦教授“不倦的教诲”爱心的抒写，都弥漫着温暖的慈爱与闲适的情调，而不像他以后写的《忆素园君》、《忆刘半农君》那般有着更多的世间感慨与悲哀。尤其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弃尽了先前《野草》的隐晦与沉重，显得特别的率真与明亮，让童年的“乐园”洋溢着童年生命的天真之气，即使是描画三味书屋里的那位私塾老师，他朗读文章时的沉醉乃至他的“瞪眼”与“怒”，也都隐藏着鲁迅其他文字少有的温情。这批与“鲁迅风”不同风格的文字，表现了鲁迅对人更细微更日常的体贴和关爱，情感世界的温暖和生命状态的活泼常常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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