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的经典散文-描写北京的散文6篇
关于北京的经典散文-描写北京的散文6篇
首都北京在大家的心中是充满魅力的地方，只要有条件就会去观光看看。不过去过北京或者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整理的关于描写北京的经典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北京的经典散文1：北京的早春
来到北京一个多月了，除二月底下了一场小雪外，到现在一直没有下过一场春雨。但是春姑娘没有停下妩媚的脚步，悄悄地把春天的讯息撒播在北京的大地。春日下，大地冰消雪融，树上喜鹊嬉闹，到处显露出春天的气息。进入三月份以来，除了四五天的雾霾天气以外，其它天数都是艳阳高照、风和日丽，气温回升很快，到了三月十六号，北京停止了输送暖气。没有了暖气，走出室外，一轮朝阳早早地悬挂在北京的上空，天空变得蔚蓝宽广，几片白云在蓝天上悠闲的飘动着，使原来灰蒙蒙的天空变得生动亮丽、充满着朝气。在朝阳的照耀下，北京的大地显得非常的明亮，目光无挡，视觉宽广，人的心情也感到特别的舒畅。阳光照在身上，使人真正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你看马路上的行人，大都脱去了厚厚的冬装，穿着清爽的春装，高高兴兴的去上班。小区里，那些怕冷的老人们，也都来到小区花台的空场上，去晒那暖融触的太
阳。
其实，真正知晓北京春来了的还是道路两旁的树木和小区里花草。你看，道路两旁的树木都显露出了春的萌动：魁伟的梧桐，那高高枝条上挂着的圆果，在春风里摇摆，摇醒了树枝上的叶芽;高耸的白杨，在春风的轻拂下，拂醒了僵硬的树枝，使它们布满了饱满的芽;秀气的槐杨，在人工修剪的枝条上，又长出了崭新的芽，让它们在来日的春光中展示自己更加的美丽;婀娜的柳树，在和熙的春风里，摇摆着发芽的枝条，把春天的讯息向人们传播。小区的花圃里，扁叶的兰草，在枯死的黄叶下又长出了新的叶片，而且一天一个样，慢慢盖满了枯黄的地面; 庭院中的木棉树，在高大的枝干上已经长出了花的骨朵，只等春暖花开时一齐怒放;花台边的带刺月季，在修剪后的枝梗上，又长出了一截紫红的嫩叶，你去细看，嫩叶中还有一个个的花蕾，它们在等待一场春雨后，就会开出鹅黄、粉红、紫的美丽花朵。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树木花草，都在发芽着蕾，把妩媚的春展示在人们面前.....
北京的早春，以她特有的柔韧，了却了冬日的裸露与萧杀，涤荡了往日的失落与尘埃，洒下了充满希望的绿。其实，北京的春天比哪里的春天来的都早，那就是每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会上确定的全年发展蓝图，通过的各种惠民政策，就象一阵阵和熙的春风，
早就吹遍了祖国的神州大地，温暖了亿万人民的心窝。愿我们的祖国象春天一样，万紫千红，花开遍地，春意常存，春永驻!
关于北京的经典散文2：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
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略，见本书“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北京出京最新规定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