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张璐贸大讲座文字实录
 璐见那译生的美丽(这次主题,并非我文艺哈)
        我坐在后面,张璐进来的时候看的不是很清,但是听在前面的人说,很精致,有种惊艳的感觉,比电视里要好看多了。
        她先拿出一个本子,解释说这就是她翻译记笔记的本子,总是随身携带。(我觉得其实那是一种对职业的热爱)
        她还就自己上次有事推迟讲座道了歉,给大家鞠了一个躬。很真诚。
        张璐,2000年毕业于外交学院,通过考试进入外交部,2001年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行了一年的硕士学习。之后也有一次以访问学者到美国一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做访问学者的经历,共一个学期。她说,每段经历都让自己从中受益很多。其实她本科在外交学院学的是国际法专业,后来转行做了翻译,但那些法律基础对自己现在的工作帮助很大,比如最近与菲律宾的黄岩岛之争,法律背景出身就帮了自己很大忙。
        外交部翻译室主要是英文处和法文处,因为这两种语言运用范围较广,其他语言的翻译则在各个地方司。英文处不到30个人,负责口译,笔译和同传。张璐笑谈,网上那种所谓“魔鬼
训练”有夸张之处,如果每天都两点睡,六点起,时间长了肯定受不了,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模式。
        但是话说回来,外交部翻译室各方面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学术氛围浓,很激烈的良性竞争。像张璐,早上8点必须到办公室,下午五点下班。像其他人一样,她有一个固定的Routine,早上去就开始听BBC或CNN的新闻,用本子记下主要信息,之后自己进行非正式的口译训练,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比如陪领导人接待外宾,参加部级的磋商会议,等等。下午一点到一点半也是如此,听BBC等的新闻。除此之外,在一天中的其他空闲时间会阅读大量新闻,了解国际动态。这么多年来,这些事情已经成为自己的习惯,每天都会强迫自己进行大量的练习。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外交部翻译室参观时会发现,大家的门基本都开着,里边的人不是在听新闻,就是在做翻译练习。所以翻译室的人一般都是书生气较重的。
        英语在外交中应用范围极广,特别是好多国家参加的会议,即使是事先商量好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也可能临时换成英语。张璐说,这种情况下,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各个地方的大事都要去关心,无时无刻不在学习。
        除此之外,部里还会带着业务骨干做各种各样的练习,张璐多次提及“痛苦”两个词。有
时候处长带着,有时候司长带着,他们手里有中英文的对照,而张璐他们听完一段材料后要开始翻译。领导们就对着“答案”一个字一个字严格评判。张璐坦言,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从有经验的和年轻的同事身上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这些领导当年也都是翻译界的佼佼者,所以不难理解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平常和下面的人在走廊里碰面的时候顺便考一下某个单词。比如,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名字英语怎么说之类的,半岛电台(当时的新词)怎么说……
        翻译室培养人才的“杀手锏”是:每年两次考试,被久经沙场的张璐“誉为”最怵的一件事。年中一次,年末一次。张璐开玩笑说,毕业这么多年还是逃不过考试。屋子里坐一圈黑压压的都是领导,被包围的只有考试的那个人,P3里放中文或是英文,不知道是谁说的,不知道上下文是什么,考生要在众目睽睽下要进行翻译。张璐说,因为觉得翻译是个交流的过程,所以像这样对着一个机器没有交流的翻译,让她觉得压力很大。但这些考试好的效果就是极好的锻炼了心理素质,经历了这些考试之后其他包括给领导人做翻译都不是难题了。
最有素质的骂人语言        外交部的竞争很激烈,但是都是良性竞争。比如同事们之间最喜欢某个外事活动之后谈论一下今天觉得哪个词很有挑战,哪个词自己翻得很好,哪个不太好。大家在这些交流中学
习到了很多东西。除此之外,同事们之间还有旁听,看看别人是怎么翻译,如何应对的。
        外交部的翻译工作分很多层次,一个人在哪个层次工作取决于很多因素,如积累的经验,翻译场合的敏感程度等。张璐说,外交部的人才建设是很科学连续的,不同的层次总有发展空间,可以挖掘到人很多的潜力。
        作为一个译员,特别是外交部译员,需要具备多种素质,如政治素质,语言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素质。因为当语言掌握到一个很纯熟的程度,决定层次高低的就是这方面了。有的同事语言基础特别好,但翻译出来的东西火候总是差点,就是因为政治政策不够熟悉,一些细微的差别体会不到。因为外交本身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有时候明明讲了一段话,可是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个词,政治不敏感的可能就泛泛的放那个词过去了。所以,刚开始张璐没体会到这点的时候一场翻译下来感觉收获挺小的,因为感觉只是一场纯语言的训练。到后来领悟到了这一点,即使是一些规模很小级别很小的翻译场合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译员在外交活动中地位十分重要,有时候一个词,一个时态不对,就是一个政策错误。
      比如有一次一个部长讲话,说关于台湾问题,台湾和大陆的谈判是很灵活的,必要的时候可以到第  三国去。幸亏当时的翻译听得比较仔细,翻译的时候改为“第三方”,避免了一场政治危机。
      关于外交的说话技巧有个词叫“斗而不破”,是说虽然说出的话很有分量,却也不撕破脸皮。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员也应该把握好火候,这就是政治觉悟。
      比如安南在任的有一次,中方对其处理某件事的态度不是很满意,在和联合国有关人员会晤的时候有个部长说,联合国秘书长怎么怎么的,但他并没有点名字(因为那样批评的话就带有骂人的感觉),翻译当时可能没有很在意,说英语的时候直接就在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后面带出来了安南的名字,让当时对方的人有些尴尬。事后,那个部长知道后还专门委婉地批评了翻译,说我知道外交部的人知识面特别渊博,还知道联合国秘书长的名字……这件事对大家是个教训。
      还有一次,是2010年两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外国记者问到为什么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有一次中国拒绝出席一场重要的会议,指责中国傲慢),当时温总理解释说,哥本哈根会议前一晚丹麦女王举行宴会宴请各国领导人,温总理在那次宴会上从一个欧洲领导人那儿
得知晚上有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议,他还给温看了一个单子,上面有中国的名字,但中国却没有受到任何邀请。
      中文说他,其实是不知道性别的。但是翻译成英语,就很明确了。张璐说,当时哥本哈根她也是在场的,所以知道内情(我们猜应该是默克尔)但如果用she的话,大家马上就知道是谁了,因为欧洲女领导人很有限。这可能就违背了温的本意,所以这时候她用了被动,“I was shown a list…”
      有时候一个用词可能代表了外交立场。比如,六方会谈的时候,美韩要求朝鲜无核化。但是双方对核的理解是不同的,用词轻重也不同。很显然,美韩一方,中朝一方。美韩用dismantle,朝方用了give up,张璐解释说,这两个差别是很大的,dismantle是彻底的摧毁,之后便再也没有可能重新利用;give up则比较轻,我可以事后再捡回来。有个翻译中途开始工作,在和美国谈判过程中用了desmantle,结果马上被对方打断,被询问这个结果是不是已经和朝方商量好了,结果被告知其实是翻译犯错了,让当时双方都有些尴尬。
      在做政治翻译的过程中,要意识到哪儿有陷阱,这很重要。当语言到了很高的层次,事实陈述是最好翻的,而观点,语气,思想则很难翻。要细细把握思想,宁可欠一点,不能过。
也就是说,那个语气如果自己没有把握的特别好,宁可翻90%,也别翻105%。翻译到了高的水准,差别就在这儿显现。
      张璐说,领导有时去旁听她的翻译,其实一场下来也就是听她某几个词怎么翻。
 
      第二个方面是语言素质,中外文并行,外文翻译出来要让别人易懂。
      张璐说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也会特别想用那段时间刚学到的新词。比如有一次,给领导人翻译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她当时刚学了一个新短语觉得特别恰当就用上了,但其实翻译过来是中国现在正往外辐射巨大电波,事后她后悔了很久,因为翻得太过了,和领导人本来的意思出入很大。
      印度方面的翻译有一次将印度英语翻译成中文,原句是说,中国的农业以水稻,小麦为主时,说中国农业以大米饭和小麦为主,就闹了笑话,因为弄不清rice什么时候译成小麦,什么时候译成水稻。
 
      第三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了。
        有一次在美国和前二十名企业家共进晚餐,U型的餐桌,当时把那些企业家安排在旁边,中方人员坐在后面。一般大家都应该是即兴发言的,这样语速也不会很快。但轮到美国一个前财长说话的时候,他就从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洋洋洒洒地就开始念,特别快,中间也没有间隔,张璐的大本上已经记了三四页,他还没有停的意思,最后还是一个好心的同事悄悄绕到那个人旁边,提醒了他一下,那个人才停下来,还辩解说以为今天是同传呢。不过最后张璐还是很出地完成了翻译任务。
       张璐说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靠平时基本功。只有平时练得更难,才不会自乱阵脚。这样即使自己慌乱了,别人也不会看出来。
 
        身体素质也是很重要的。最忙的一次,是总理一天20场活动,张璐负责翻译其中的14场,翻译到最后,只有信念支撑着自己。最后一场是会见阿尔巴尼亚,张璐说因为提这个名字太多了,到最后自己舌头都打弯了,说中文的阿尔巴尼亚,说成了英语发音,还说不顺。温总理事后笑着说,张璐也有这么累的时候呀。
      好多时候顶着时差翻译,还真的不容易。比如有一次到冰岛,忙完了一天的事情,外面天还亮着,其实已经是北京时间凌晨四点多了,相当于熬了一个晚上,特别辛苦。
      虽然如此,张璐一直在强调着的一句话是,她一直为自己的这份工作感到光荣和自豪。
 
      之后就到了观众提问环节。
      有人问她,有没有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
      张璐想了想,说还没遇到很紧急的情况。首先当一个翻译需要自己尽可能多地去了解一些东西,第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翻译的任务就是要让双方之间没有障碍地沟通。所以特别忌讳自己在完全不理解的情况下乱翻。比如有一次温总理在和联合国的官员聊天,说到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脉,张璐当时就没有听懂,只好问了一下总理,总理解释说文像是文化现象,文脉是文化脉络……张璐说我的水平肯定没有总理高,所以他的话我没有理解并都不丢人。翻译要摆正自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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