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耦其耘百尺竿头_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31日/第006版
专刊
千耦其耘百尺竿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庆典专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跨界论衡不同反响
8月29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周年学术论坛在晋祠宾馆会议中，黄河厅举办。论坛分为“跨界论衡——山西六十年考古的全局意义”、“跨界论衡——多维视野下的公众考古”两场，论坛设计，主题突出、特鲜明，邀请到的嘉宾包括知名考古领域专家、媒体记者、考古志愿者及热心公众，现场阵容强大、讨论热烈，大家共聚一堂，一同盘点收获，共话山西考古未来发展、公众考古新思路及文化遗产保护途径。
庆典大会隆重热烈
规模宏大高朋满座
8月28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庆典大会在太原市晋祠宾馆隆重召开。来自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全国各省市考古科研院所、全国各高校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内各级文物系统，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嘉宾学者300多人出席了庆典大会。
嘉宾致辞期望殷切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平、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山西省文物局局长王建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应邀出席并先后致辞。大会由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刘正辉主持，王建武局长致欢迎辞。
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致辞中首先向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华诞表示祝贺，对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年考古发掘与研究、制度管理建设、文物保护、公众考古传播等各项工作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立足过去，在新的发展时期，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童明康副局长特别提出几点希望：一、希望立足于学术研究，提升科研水平和工作能力，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推进科研合作，根据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发展课题，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二、希望立足于开拓创新，夺得事业的全面发展。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参与大遗址保护和古建修复的前期考古工作；积极推进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确保各项工作开展；快速提升工作理念，关注和利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掌握相关学科行业的发展动向和内部需求。三、希望立足于服务社会，凸显考古工作的公益属性和社会价值。注重数字化手段在
考古信息记录中的应用；大力推进考古的普及工作，扩大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和众基础；协调好考古和文物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四、希望立足于文物保护，建设一处适应新形势、新发展、新要求的科研保护基地，以便彻底地改善文物整理、研究的保护条件，为发掘现场、出土文物的科学保护及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最后希望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以六十年为新起点继续团结拼搏、奋发进取，为山西省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创造新的辉煌，并预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庆典活动圆满成功!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致辞提出山西是较早开展考古工作的省份之一，通过建所初期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与省外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奠定了山西考古事业发展的基础，并在学术研究、文物保护、公众考古等领域不断深入，壮大成为引领山西考古前进的主要力量。他希望山西
省考古研究所不忘重任，继续努力，争取更加阳光灿烂的明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院长都在致辞中表示对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六十年的祝贺，充分表达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上的长久情谊，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以包容合作的精神，加强彼此的联系交流，共同致力于未来中国考古事业的更高发展。
山西省人民政府张平副省长在最后讲话中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作为全国重要的考古大所、山西省考古事业的重要基地和中坚力量，在建设文化强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历史重
任。希望以建所60周年为新的起点，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考古工作方针，为繁荣我省文物事业，提升山西文化软实力，推动山西转型跨越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并祝贺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回望六十感慨万千
庆典大会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宋建忠所长总结了60年来考古所的考古工作成果，并对社会各界60年来对考古所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1952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山西省内的文物考古科研机构正式成立，以此为前身，掀开了山西考古建设历史的篇章。六十年来，在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山西考古人的辛勤耕耘，考古所在田野发掘、科学研究、文物保护、公众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山西考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年逾九十见证历程
伴随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成长，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考古工作者，他们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建设以及山西考古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其中，张颔、李奉山、白玉珍三位先生，均年逾90高龄，他们见证并亲历了考古所从诞生到今天的发展历程，将毕生经历倾注在了山西考古事业发展中，是名符其实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元老。为感谢他们三位对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年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在考古庆典大会上，特别授予他们三位“甲子特别奖”，颁发奖金一万元。
三十功名尘土相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年的成就和辉煌，离不开几代辛勤耕耘的考古工作者。王克林、陶正刚、吴振禄、陈哲英、刘永生、罗新、商彤流、丁建平、李夏廷、张庆捷、张崇宁、海金乐、王益人等1 3位研究员，在考古所工作都已超过三十年。三十年风雨历程，他们与尘土为伴，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与山西的考古事业、考古所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考古庆典大会上，特授予他们13位研究品“甲子贡献奖”，颁发奖金五千元，以资奖励。
踏遍河东山右——大视野下的山西60年考古荆志淳(主持人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山西考古学材料和研究，对了解中国文明、世界闻名都非常重要。山西考古思想理念的转变，体现在发掘方法、现场文物保护和公众考古方面，成绩斐然。各个地区的考古学研究都需要打破过去西方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探讨本地域的实际问题，由于各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的条件不同，导致考古的理念、问题、方法、技术也不一样，我们需要从考古的实践去思考应该怎么去做考古。
宋建忠(主汇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山西的考古特点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史前时期考古，在探索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问题上，都无法回避山西这片重要的地区；二是晋文化考古，对于认识两周的历史和社会制度意义重大、不可或缺；三是北朝时期考古，山西是南、北方文化的拉锯地带，是中国的农业文化和草原文化相互影响的桥梁地带，是解决民族融合、中西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区。
Jonathan Mark Kenoyer(嘉宾美国科学院院士、威斯康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意思告诉我们
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的许多模式是建立在犹太教——基督教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并不反映
历史的真实，由于现古学发端于欧洲，因此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和欧洲中心论模式极大地影响了对早期国家、文明的认识，这种模式和理论孤立地认识甲期文明，忽略了各地区起源的多样性及世界早期文明的交互作用。我们必须根据考古的实践重新思考对早期国家、文明的界定。以山西出土的考古材料举例，通过研究侯马晋侯墓地出土的红玛瑙珠的制作工艺技术，发现与曲贡、卡若和Assam遗址出土的红玛瑙珠来源相同，这对于探索印度河文明与中国、山西地区的文化交流意义重大。
邓聪(嘉宾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下川、水洞沟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细石叶雕刻技术可以与欧亚大陆同期的技术对比，推测下川文化的来龙去脉可能受到了莫斯特文化的影响。由于内蒙古金斯泰文化也出土了莫斯特文化石器，探索旧石器时代晚期压制细石叶的技术传统，蒙古以北地区应该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并不是黄河流域，山西、河北的同类技术文化应该都是受到了这一地区的影响。
陈星灿(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山西不大，但是山西考古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的缩影，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山西考古对于探索人类
起源与迁徙、生业演进、文化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中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南北文化互动、中西文化交流等课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包括缺失的部分也有全局意义，例如在山西周围的省份都发现有前仰韶时期的遗存，但山西除了枣园遗址(约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7000～前10000年的遗存很少，以及晋南地区商代晚期遗存的空缺等，都是待解的谜团，这不仅仅是山西一地的课题，更是需要放在更大范围内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柿子滩到陶寺——追溯文明踪迹
赵春青(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山西旧石器时古至新石器时古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而典型的意义，特别是近些年在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文明起源阶段的陶寺遗址均进行了连续大规模的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新材料，为研究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石金鸣(主汇报山西博物院院长、研究员):
在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主的三古人的共同努力下，山西的旧石器时古取得了一些成就。截至目前统计发现的山西旧石器时代遗址或者地点共有464处，完整建立了早、中、晚三期的时间序列。早期将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180万年以前；中期则基
本搞清了丁村文化和桑干河流域的许家窑-侯家窑文化的基本面貌；晚期在太行山区、山西西部的黄河流域、桑干河流域先后发现了一些典型的细石器文化如下川文化、柿子滩文化。这些有助于我们重建山西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构建山西的史前史整体框架。
高星(嘉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山西是中国旧石器时古的旗舰，对于中国旧石器时古具有引领作用。山西旧石器考古起步很早，建国之初丁村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带动了全国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对旧石器考古乃至整个考古事业的发展。山西的旧石器时古工作力度大，而且连续深入人现的旧石器地点分布密度高，时代连员，成果突出。其中一些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具有特殊的意义，如西侯度遗址将北方出现用火遗迹的时间推到了180万年前，柿子滩遗址发现了农业起源迹象，下川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可能来源于北亚地区。另外，山西的旧石器考古研究也有很多创新意义，如建立了区别于西方的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体系，王建先生将力学原理应用于石片研究等。鉴于山西旧石器考击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和重要启示，因此要尽力做好对山西众多的旧石器遗址的保护正作。
何弩(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我在山西陶寺遗址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也算是半个山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遗址共同进行了30多年的发掘研究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198
5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人类居住遗址，奠定了考古学的内涵，从而确定了陶寺文化；另一个是早期大型墓地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具有贫富分化现象和等级意义的
遗存，引起了臣大的反响。从1999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城址的发现，将陶寺遗址的研究纳入到都城考古这项大的理念中来，到目前为止，对城址内部的布局和功能区划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索。陶寺文化经过多年的大规模发掘，它的年代和文化框架基本确认。
赵辉(嘉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山西的新石器时古有一个很好的积累，虽然既前还不知道7000年前的线索，但是7000年以后到目前为止，从北烈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社科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做了大量长期的工作，使得我们对于新石器时代的谱系和格局有了总体的理解和把握，为进一步了解陶寺遗址提供了研究的空间背景。陶寺遗址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不仅对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课题提供了线索，而且也对考古学科发展带来了根本的变化，将学界更多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古代社会的复原这个层面上，也直接带来了不同学科领域的技术建设大繁荣，促使中国考古学整体上了一个新台阶。
从曲村到侯马——重温晋国兴衰
唐际根(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商周时期山西考古作为一个区域性的考古，所具有的全局意义总结起来很多。如建立了地下遗存与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同时，通过对墓葬的发掘及带铭文铜器的研究，扩大了学科领域的综合实践，对促进我们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山西考古还推进了商代早期方国的探索、研究；此外，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晋文化考古工作中，非常注重文物保护意识，两项“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的取得，都具有全局意义和示范作用。
谢尧亭(主汇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山西地区两周时期的国族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晋南地区，即吕梁山、太岳山以南，太行山脉东侧偏南，山西地区西周遗址和墓葬的分布主要在汾河、涑水河流域、晋东南的沁水河流域。山西西周墓地目前发现有20多处，也集中于晋南地区。山西西周晋文化考古的重点区域为天马——曲村遗址，东周晋文化考古则围绕侯马都城遗址展开。晋国都城遗址的确定对于研究晋国的历史与晋文化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同时开启了许多学术课题的研究，成为山西考古的一个重点领域。
黄铭崇(嘉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
我们曾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在统计过山东地区晚商时期出土青铜器的遗址分布，最后到1700多个地点，如果将两座以上的墓葬，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这里的青铜器是有等级区别的，能够感受到是有一个王朝在背后进行有计划控制的。将这些地点与地貌形态结合来考虑的话，能够很自然的理解这些地点分
布是有一定道理的，是否可以将此借鉴到对于山西晚商文化面貌的认识，或许能够为解开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缺失提供一把钥匙。
刘绪(嘉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山西西周时期保存材料比较好，是其他地区不能比的。商代之于周代更复杂，历史文献上看出山西的商代方国主要在晋西南，但是在考古上没有着落，有一部分在晋东南。青铜器出土的地点，除了山西吕梁那一线以外几乎没什么发现，这与晋西南未见商晚期遗存问题同等重要，需要我们以后更多的关注。
李伯谦(嘉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进入两周时期以后，山西的晋国遗迹包括三家分晋之后的韩、赵、魏，总体来看，在全国两周时期，占据了中原的核心地带，因此它在决定中国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具有全局意义；就两周时期以晋文化为主的考古工作方面而言，也具有全局意义，从上世纪60年代侯马晋国遗址大会战开始的老一辈考古工作者，一直到晋侯墓地以及后来佣国、霸国墓地的发掘，几古人见证了晋文化考古的重要性。山西的晋文化考古有几个突出的贡献，首先它是年代分期最全的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第二，有关晋国早期都城以及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都城的迁徙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第三，对于国君墓葬的发现，也以晋国最多，从西周早期晋国第二代国君献侯开始到春秋初年晋文侯的墓葬都已确定，虽然晋国后期由于盗掘严重没有挖到大墓，但是时代是基本延续
的。第四，对社会制度、民族属性等涉及晋文化内涵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从平城到晋阳——感受民族融合
杭侃(主持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
宿白先生曾以佛教为例，提出一种“平城模式”，佛教传入平城，集聚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一股具有影响力的势头，进而向其他地区传播出去，甚至影响到西部的一些石窟，从这个角度也说明了山西考古的全局意义。另外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方面，就是建筑考古，许多考古的理念对于古建筑研究与保护具有独特的优势，山西的古建筑总量在全国最多，但是考古人参与非常少，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力量。
张庆捷(主汇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书记、研究员):
今天这里所谈的从平城到晋阳，不是指一个政权都城的迁移，也不是指一个民族的迁移，而是特指北朝前期鲜卑拓跋定都平城与北朝后期高欢集团雄霸晋阳时期，整个北方骑马民族活动重心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遗物文化的变化。并力图由此变化反映北方游牧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活跃程度。伴随着各民族的盛衰浮沉，丝绸之路像一条金线，初期在平城闪耀出现，后期又在晋阳亮丽盘旋，给汉唐间的民族融合抹上浓浓一笔。
王银田(嘉宾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朝考古在中国考古领域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汉唐历史发展当中，它起过渡性的作用。北朝的历史文献比较少，显得考古材料尤其重要，这些考古材料不光对我们解读北朝的历史有用处，对于我们了解隋唐尤其是唐代也具有重要作用。另外，鲜卑族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非常大，比如我们现在生活中的“梯形馆”就是从鲜卑族继承下来的；此外，北朝考古对于研究国外考古也很重要，比如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墓M107出土的玻璃器，在中亚、新疆都出土过同类型玻璃器的碎片，绝大多数的年代不清楚，但是大同这件标本确定了时代为平城时代后期，帮助确定了中亚、新疆这些玻璃器的下限。
齐东方(嘉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山西地区的北朝文化，仿佛推开了了解外来文化之窗。新出土的北朝考古材料不断刷新着教科书的记录，通过材料产生新的认识和解读，对于了解全国同期考古学文化作用很大。比如北齐绘画艺术因为材料保存的问题只能通过壁画来认识，然而北齐壁画大部分都在山西；再比如太原虞弘墓的发掘，曾掀起了世界对于山西发现的外来文化的研究热潮。
刘庆柱(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考古学本身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越早的文化形成的原因中环境占主体；二是随着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的
变化，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社会性的，一种是受环境资源制约的，探讨山西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上，更重要的是后者。山西的北朝考古学文化，围绕都城平城遗址，突出的就是它具有高度的政治含量和社会历史含量，对于探索中华民族形成问题具有全局意义。研究北魏以及后期的辽代历史文化，山西大同的地位不能取代，它与另外一个北齐的别都晋阳古城形成南北两个系统，非常重要。至于它的影响，不能仅局限于山西，要把平城和邺城联系起来，把平城和洛阳联系起来。要走出平城，走出山西，走向世界。
考古人眼中的公众考古
刘国祥(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如何更好的向公众传播考古成果，社科院考古所成立了“公共考古中心”，将公共考古作为一项创新工程，做了许多工作，比如举办“中国玉文化”公共考古论坛、“聚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公共考古论坛、“走进安阳”公共考古活动、组织拍摄考古纪录片等等。我国做公共考古有两大优势，一是人口众多，二是我国是世界举世闻名的古国之一。我们需要把考古学的成果向众多的人口进行传播，我们一定要做好公共考古。
雷兴山(嘉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即便是令人向往的百年学府北京大学，也很少有人愿意报考考古专业，且女生越来越多，男生越来越少。为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以吸引更多的人热爱考古、关心考古，从而选择报考考古专业。目前已经举办五届夏令营，每一届都有大批的学生报名参加，社会反响强烈。我们在做夏令营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他们浓烈的激情和炙热的求知欲，让人动容、心潮澎湃。真正能够担负起文物保护重责的其实是孩子们，我们目前保护文物的理念还浮在表面，考古人应该走出象牙塔，教育和引导孩子提升文物保护意识和决心。
高大伦(嘉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考古探险的理念来源于考古也有探险的价值。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的考古调查，很多是和探险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上世纪初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探险活动。四川由于地理环境影响，有许多古遗址未被发现，但是通往这些古遗址的道路非常艰险。2005年，以我们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一次活动为契机，中央电视台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出考古探险活动的合作意向，由此，我院开创性的设立“西部考古探险中心”，截至目前，联合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十多家文博单位和企业共进行了七次穿越横断山脉的考古探险活动，行程两万多公里，新发现文物点200多处。
郭伟民(嘉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考古的成果服务于公众，服务于社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开展了一些
公众考古活动，如招募考古志愿者、出版科普读物、邀请公众参与考古现场的清理，以及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等等。此外，我们准备做一个更大的项目，叫做“考古遗产保护展示基地”，围绕实施“湖湘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建立一个集文化保护、保存、研究、利用、展示开发于一体的开放式园区，更是一个集遗产保护展示与公众教育、文化传播与遗产资源开发推广于一体的基地。
高蒙河(嘉宾复旦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从社会需要出发，新世纪以后，除了发现、研究与保护，考古也开始涉及“利用”的问题，“利用”里面就包括公众考古。其实公众考古实践在中国由来已久，早期就是将发掘的遗址向公众进行普及和宣传，苏秉琦先生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将考古科学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但是我们最早开始做公众考古的尝试，会遇到许多非议，公众考古如何往前推进，应在方法意义上进行讨论，有些公众考古活动是易行的，有些是随着公众考古的进展需要我们进一步重新思考和探索的。
宋建忠(嘉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09年，借汾阳东龙观墓地发现的契机，我们成功举办了“走近考古步入宋金”大型公众考古活动，内容涉及科普讲座和公众现场考察，赢得社会各界好评。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公众考古室，把公众考古作为一项常规的工作，针对不同体、选择不同主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公众考古活动，还创办了“考古汇”公众考古网站。旨在通过这些工作，传播考古、推动保护、传承文明，发挥老古学、考古学家、考古
机构更大的社会价值。
杭侃(主持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座的从事公众考古的各位考古人，开始都会遭遇非议的尴尬，被认为从事公众传播是一种不务正业，然而公众考古活动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我们的考古人已经有了公众考古的自觉意识，并且已经在行动，很令人欣慰，我们会坚持做下法，也一定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媒体人眼中的公众考古
刘国样(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将考古成果向大众普及和宣传，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今天特别请到几位资深的媒体人，希望几位媒体人能够把他们在考古传播报道中的经验、案例以及遇到的问题与我们的考古工作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搭建更好的互动平台和传播渠道。
曹兵武(嘉宾中国文物报社总编):
《中国文物报》对考古的报道一直很关心，但是它的意义离现实的目标很远。我们对考古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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