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学院学报
Vo1.23,NO.1Feb.2021
第23卷第1期2021年2月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漆器的国家,自新石器时期河姆渡人已经使用髹漆器物。中国髹漆工艺不仅自身发展出非常复杂完备的工艺体系,而且对世界漆艺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犀皮漆作为髹漆技艺之一种,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也几经起伏。究其原因,可能与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审美、价值取向等因素有关。学术界在研究犀皮漆的过程中,或对同一问题有不同方式的表述,或在引用文献时存在偏差,导致对犀皮漆发展史上一些相关问题的理解出现误差,对此进行考辨,以就教于学者同仁。
一、犀皮漆起源时间考
要确定犀皮漆起源时间,可以分两步进行,首先对文献记载的犀皮漆展开梳理,其次从考古出土的犀皮漆器进行界定。
犀皮漆历史流变过程中出现过多种名称,明代著名漆工黄成在《髹饰录》“填嵌第七”中把犀皮漆定义为“犀
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据此可知,在明代以前对犀皮漆的叫法只有这三种,所以首先从这三种概念展开梳理和界定。
(一)对“犀皮”概念的梳理
南宋时期绍兴进士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九中记载:“邺中记,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皆为五花也,按今世用朱、黄、黑三漆沓冒而雕刻,令其文层见
叠出,名为犀皮。”[1]
这段文字也是关于“犀皮”的最早
记载,以此线索得出的结论为:“犀皮”的定义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
而汉代刘熙的《释名·释兵》卷六十一记载:“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2]该句中的“犀皮”为犀牛皮本意,犀盾就是盾牌外蒙犀牛皮后髹漆。作为兵器,与此相似的还有皮甲胄,但查阅三国之前各种关于甲胄记载的文献发现,并无“犀皮”字样,只有“犀甲”“兕甲”等字样的髹漆甲胄。如江崖指出:“据《国语·越语》和《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载,吴王夫差有十万身穿水犀甲胄的队
伍。”[3]又如《荀子·议兵篇》有“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4]的记载,这只能说明在三国之前出
现过用犀牛皮制成的髹漆兵器,又如晋代《六代杂事诗》中记载:“风漪八尺簟纹平,异品犀皮铠领精。更为君王消永画,花前长笛奏双声。……昔送此犀皮两当铠一领,虽不能精好,谓是异物,故致之。”其中的“犀皮铠”和“犀皮两当铠”都指的是魏
犀皮漆考辨三题
郭意乐,樊嘉禄
(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032)
摘要:历史上犀皮漆制作技艺不断地演变,不同时期对犀皮漆的描述及其工艺特征存在诸多争议,文
献表述方面也存在偏差。基于此,从犀皮漆的起源时间、名称、工艺三个方面,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辨析和
讨论。
关键词:犀皮漆;漆器;工艺;剔犀;考辨中图分类号:J5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 (2021)01-0093-07
收稿日期:2020-04-15
作者简介:郭意乐(1987—),河南洛阳人,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技艺及其技术思想;
樊嘉禄(1964—),安徽金寨人,安徽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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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时期的犀牛皮两当铠甲,即用背带将前后身两片铁铠连接挂在肩膀上,恰似背心,保护胸、背的铠甲。其并未指出髹漆兵器与犀皮漆有直接关系。故对“犀皮”考证的两段文字中,只能以程大昌的定义记载为准,只能把“犀皮”定义记载时间定在宋代。
(二)对“西皮”概念的梳理
近代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在《髹饰录解说》中记载:“髹器谓之西皮者,世人误以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马鞯,自黑而丹,自丹而黄,时复改易,五相叠。马镫摩擦有凹处,粲然成文,遂以髹器仿为之。
”[5]在他的《对犀皮漆器的再认识》一文中又引用了此段文字,他指出这段文字出自于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的《因话录》篇,而《因话录》的作者是唐代开成年间进士赵璘,王世襄以赵璘生活在唐代为依据,推断认为犀皮漆在唐代出现比较有把握。[6]所以才会有《髹饰录解说》中所记载的“犀皮漆器似唐代已有,至宋而更为流行”[5]这样的论断。鉴于《因话录》的记载,关于犀皮漆最早的文献记载时间也直接指向唐代。
查阅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在《南村辍耕录》卷十一中确有该段文字记载,但比前段文字多了“事见因话录”五个字,这个线索与王世襄所述一致。但是继续考证发现,在唐代赵璘的《因话录》中并未查得此段文字,文字的真正出处却为陶宗仪的《说郛》卷二十三中宋代曾三异撰的《同话录》。
据此可知,王世襄和陶宗仪所引用的文字都并非出自唐代赵璘所著的《因话录》,而是出自宋代曾三异所著的《同话录》,故王世襄根据所引文字做出的“犀皮漆在唐代出现比较有把握”的推测和“犀皮漆器似唐代已有”的论断并不准确。从以上线索得出的结论为:“西皮”非唐代赵璘所提,实为宋代曾三异所提;西皮的定义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
(三)对“犀毗”概念的梳理
“犀毗”一词以概念的形式最早出自明代天顺年间进士马愈的《马氏日抄》,其中记载:“犀毗者,人不解
其义,讹为犀皮。盖毗者,脐也,犀牛皮坚有文,其脐旁四面文如饕餮相对,中一圜眼,坐卧起伏,磨砺光滑。西域人割西剜取之,以为腰带之饰,极珍爱之。曹操以犀毗一事与人,即今箱嵌绦环之类是也。后世髹器仿而为之,曰白犀毗焉。有以细石水磨,混然成凹者,曰滑地犀毗焉。黑剔为是,红剔则失本义矣。”[7]这段话主要是在反对陶宗仪所引
用曾三异的观点,他指出陶宗仪对“犀皮”失于考究,“西皮”不是“犀皮”,这里的“犀毗”所指代的物和“西皮”所指代的为同一物,同为髹漆器。
但是“犀毗”在史料中不仅仅指代髹漆工艺,也指腰带或带钩。“犀毗”作为腰带之意最早出现在《汉书·匈奴传上》,其中记载孝文帝赐单于的物品中:“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8]又如《诗类·题家藏漆砚附跋》记载:“辍耕录髹器谓之西皮,世人以为犀角之犀非也,宋雕漆有犀毗剔红之目,按黄金犀毗,见汉书匈奴传,乃带钩也”。根据不同用意的记载得出结论:“犀毗”作为髹器记载最早出现在明代,“犀毗”作为腰带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代。
根据明代著名漆工黄成《髹饰录》对犀皮漆定义中的不同名称分别进行考证,得出结论如下:作为髹器含义时,“犀皮”最早出现在宋代,“西皮”最早出现在宋代,“犀毗”最早出现在明代;作为犀牛皮制品(甲胄)含义时,“犀皮”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作为腰带含义时,“犀毗”最早出现在汉代。
以上文献的考证为第二步进行的起源时间考证奠定了基础。
1984年,安徽马鞍山三国东吴朱然墓发掘,出土了许多三国时期漆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对犀皮鎏金铜釦“皮胎漆耳杯”(又名羽觞),“从两个耳杯的髹漆工艺来看,极似明朝黄成在《髹饰录》中谈到的犀皮工艺,应可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犀皮(彰髹、变涂)工艺实例。”[9]但是即便羽觞出自三国朱然墓,也不能直接认定犀皮漆的起源时间节点就是三国时期之前,马未都先生曾发文说三国朱然墓的犀皮漆耳杯尚不能断定犀皮漆的起源时间,原因是孤证不能成立。2011年江宁下坊孙吴墓发掘[10],出土了两件犀皮漆器耳杯和犀皮漆梳形器,这个信息的发布使犀皮漆起源时间节点最终被确定下来。根据两座三国墓葬都出土了犀皮漆器,可以确定犀皮漆起源的时间在三国时期及之前。
王伯杨认为“犀皮漆很可能在秦朝就已经出现了”[11],他认为秦朝的漆器制作有较为完整的管理系统,并且漆器上都会有文字和符号。但是至今没有存世的实物来作为依据,所以王伯杨认为犀皮漆可能从秦朝时就出现了的观点只能作为一种推断。
在研究朱然墓羽觞时发现,羽觞属皮胎,椭圆口,平底、月牙形耳,耳及口沿镶有鎏金铜釦,其制作工艺属釦器(用金属加固和装饰器物口沿的器物),釦器最早出现于漆器,而最早的釦器则出土于西周墓,所以西周时期为釦器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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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石认为《楚辞》中《招魂篇》最早记载了关于羽觞的描述,其中记载:“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即用漆勺往羽觞中酌美酒。[12]这说明羽觞出现于战国时期。在刘芳芳的《釦器考略》中记载:“镶釦漆器滥觞于西周,初步发展于战国及秦,繁盛于汉,中兴于宋。”[13]她指出在战国后期开始流行一种在漆器口沿、器身及器底镶嵌金属带的“釦器”工艺。朱然墓出土的“犀皮漆羽觞”及“贵族生活图漆盘”正属于此种器型的“釦器”。另参考洪石的“战国秦汉漆器分期年代表”[12]14和对比B型杯型中的a亚型,可直观看到朱然墓中的羽觞为战国秦汉时期杯型中的B型的亚a型器型。从羽觞形制视角来说,以上证据说明朱然墓犀皮羽觞的形制沿用战国晚期形制。
另外,据宋代程大昌的《演繁露》记载:“吴子(吴起)谓魏文侯曰,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则知战国时代但以革为甲镫,磨擦有凹处,粲然成文,遂以髹漆仿为之。”[14]句中直接描述了髹涂后的皮革和甲镫摩擦后的凹处,显现出华丽的纹路,其工艺极似犀皮漆制作技艺并且在战国时已开始仿制。另外江崖指出吴王夫差拥有十万身披西皮甲胄的军队,说明在春秋时期已经大量使用犀牛皮甲胄。根据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卷三十一“情采篇”记载:“犀兕有皮,而资丹漆,质待文也”[15],这说明犀牛皮铠甲需要髹涂丹漆,才能使皮甲坚固。而犀皮甲胄经过髹漆使用后也出现同样的磨显纹样,这也为犀皮漆的出现提供了足够的样本参考。同样可以作为参考的珍品属湖北曾侯乙战国墓出土的髹漆甲胄,共复原12套,其皮甲皆髹涂不同漆,可分为“素甲”“漆甲”和“画甲”。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两枚极似犀皮甲胄漆壳,这也给犀皮漆的出现提供了证据。以上文献中的“髹漆革甲镫磨显”
和“髹漆甲胄”都在使用过程中摩擦有凹处,粲然成文,两者都极似犀皮工艺,这也从工艺视角下推断出犀皮漆约在战国晚期出现。
根据不同视角的分析和梳理,发现以上事物都与犀皮漆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产生和发展的时间都集中在战国时期,综合上述文献得出推论:犀皮漆极有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
二、犀皮漆名称及胎质考
(一)犀皮漆的名称考
犀皮漆是漆艺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历史的进程
中它的名字也几经流变,如“虎皮漆”“桦木漆”“菠萝漆”“破螺漆”“波罗漆”或“影木漆”[16]等,另外,明代漆工黄成又把犀皮漆定义为“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1]而“犀毗”又有多种叫法,如“犀毗、胥纰、师比、犀比、鲜卑、西毘、私鈚、斯比”等,都是指同一样物品,只是语音声韵的等次差别而已。[17]为了弄清以上名称是否都指代犀皮漆,则具体考证如下。
从明代漆工黄成在《髹饰录》中对犀皮的定义说起,“犀皮”“西皮”“犀毗”都有作为犀皮漆技艺的概念被文献记载,但是犀毗却另有含义,可以指代腰带。“犀毗”一词作为腰带含义最早出于《汉书·匈奴传上》,其中记载:“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8]另外《史记·匈奴传》记载:“孝文帝遗单于黄金胥纰一”。[
18]《与窦宪笺》记载:“赐犀比金头带”[19]。《楚辞·大招》记载:“小腰秀颈,若鲜卑只”。[20]鲜卑的族名为Sarbi,音译成“鲜卑”,与“犀毗”通用。[21]所以“师比”“犀比”和“犀毗”一样,是东胡鲜卑等族盛产的犀牛皮腰带。《战国策》记载赵武灵王赐周绍“黄金师比”。[22]有学者认为按犀皮腰带来解释,但此处的“师比”与明代方以智的“智按宋漆有犀毗,即史师比,借称其杂采也”之中的“师比”是否为同类?根据文献横向对比,应把“黄金师比”理解为有犀皮漆髹涂工艺装饰的腰带更为恰当。
“西毘”一词出现于宋末俞琰撰《席上腐谈》:“漆器有所为犀皮者,出西毘国,讹而为犀皮。”[23]“毘”通“毗”,“西毘”即“犀毗”[17]。但是两个名称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地名和器名之间不能划等号,“西毘”即“犀毗”在此处不通。
根据以上观点得出结论,当“犀毗”作为腰带之意时,胥纰、师比、犀比、鲜卑等意思是相同的。国庆一词最早出现在何时
犀皮漆被称为“破螺漆”或“菠萝漆”,这种叫法主要从南宋时期开始出现,而“波罗漆”“虎皮漆”或“桦木漆”这三种叫法则在明清时期开始出现,其实只是因为地域不同而叫法不同。首先“破螺漆”的叫法主要是从南宋时期开始,安徽屯溪地区的漆工在制作犀皮漆时先在漆胎上髹推光漆后,撒上破碎的螺钿,等干燥后,再依次髹涂黄、红、黑推光漆,逐层填平漆面,等干燥后打磨使螺钿磨显出来,故被称为“破螺漆”。后期经过发展,螺钿颗粒演变为石黄、石绿、石青、朱砂等矿石颗粒,因石黄起花,犹如菠萝眼,故称之为“菠萝漆”。[24]到了明代,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了安徽桐城高友荆的一首《燕市漆器歌》,讲述的是当时漆器市场的景象,记载道:“品题第一号填漆,再次玻罗次剔红”[25],其中的“玻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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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就是“菠萝漆”,故犀皮漆也称“玻罗漆”。
在唐代,曾为安南(今越南河内)经略使的樊绰在《蛮书》中记载在南方称老虎为波罗。另在清代的《玉谿编事》中记载,“清平官(按词臣也)赵叔达诗曰:法架避星回,波罗(按虎也)毗勇(按野马也)猜,……。”[26]也说明了波罗即为老虎。在明清期间,北京盛产有松鳞般花纹的犀皮漆眼袋杆,由于花纹极似虎皮花纹,所以被称为“虎皮漆”,由于“虎”在南方称为“波罗”,所以“虎皮漆”也被称为“波罗漆”,又写为玻罗漆或菠萝漆。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里边有一条进贡犀皮器的记录:“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太监张玉柱王常贵交来……波罗漆都盛盘四件……系年希尧进。”[27]其中的“波罗漆”为进贡漆器,这一点说明了在故宫旧时文物藏品目录的账底上一直使用南方的称呼“菠萝漆”。现代的徽州漆器中还在沿用“菠萝漆”的叫法,这也印证了“明清时期‘菠萝漆’是南方的称呼”这一观点。另外在北京的文物业中犀皮漆也被称为“桦木漆”[5],而“桦木漆”的叫法是因为用桦木根来制作器物,经单漆或揩漆后通过漆层呈现出的木纹样式极像犀皮漆,故而被称为“桦木漆”。
而犀皮漆被叫作“影木漆”鲜有耳闻,据胡德生的《中国家具真伪识别》记载:“波罗漆是将几种不同颜的漆混合使用。做法是在漆灰之上先油一道漆,一般油得稍厚一些,待漆干到七八成时,用手指在漆皮上揉动,使漆皮表面形成皱纹。然后再用另一漆油下一道,使漆填满前道漆的皱褶。再之后以同样的做法用另一漆油下一道,待干燥后用细石磨平,露出头层漆的皱褶来。做出的漆面花纹酷似瘿木(泛指所有长有结疤的树木)或影木,俗称‘影木漆’。有的花纹酷似菠萝或犀牛皮,因此又称波罗漆和犀皮漆。”[16]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胥纰、师比、犀比、鲜卑都是指腰带或腰带配饰,与腰带之意时的“犀毗”相同,而“西毘”即“犀毗”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故这些称谓不是犀皮漆之称谓;“破螺漆”“菠萝漆”“波罗漆”“虎皮漆”“桦木漆”以及“影木漆”都是指“犀皮漆”。
(二)犀皮漆的胎骨考
犀皮漆的制作过程中初步工艺为制胎,所以选用什么材质的胎体是决定后期制作工艺的前提,不同的胎体其后期的制作工艺会有差别。
目前使用脱胎的方法为多,另外乔十光主编的《漆艺》中还记载有木胎、夹纻胎、皮胎、竹胎、篾胎、
纸胎、陶胎、金属胎、铜胎等,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徽州漆器省级传承人俞军鹏曾用过瓷胎制作犀皮漆。所以胎体的选择也是在不断地创新和尝试,相信以后会有更多合适的材料用来制作犀皮漆。
三、犀皮漆工艺考
就犀皮漆工艺而言,犀皮漆和彰髹、螺钿等九项工艺被收录在《髹饰录》坤集“填嵌第七”(填嵌门)中,书中写道:“五彩金钿,其文陷于地,故属阴,乃列在于此。”王世襄做注解:“……或用稠漆在漆面做出高低不平的地子,然后用漆填入磨平的,都列入这一门类。”[5]95据此可把历史中的犀皮工艺分为两个阶段:明代之前、明代及之后。
(一)明代之前的“犀皮”工艺
据明代《听雨纪谈》记载:“犀皮当作犀毗,……,曹操以犀毗一事与人是也,后之髹漆效而为之,遂袭其名。”[28]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一对犀皮金铜釦“皮胎漆耳杯”,其工艺是在木胎上刷灰后再涂漆,然后在漆器的盖口或器口镶金属箍,即所谓“釦器”。这两件作品都是“犀皮”工艺和“镶嵌”工艺结合之后的产物,其工艺也是存世实物中最早的犀皮漆工艺。
唐代袁郊在《甘泽谣》①中讲到“文犀枕”,“文犀”在古代指的是具有纹饰或纹理的犀牛皮革,文犀枕就是犀牛皮枕。如《国语·吴语》中“建肥胡,奉文犀之渠”,韦昭注:“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谓盾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29]又如《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第五》有“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30],指的也是犀牛皮制品,而非犀皮漆。
到了宋代,政府开始设立专门的漆器管理机构,制造御用漆器和大力普及发展民间漆器制作工艺。宋代的漆器制造已经专门化,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工艺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工艺有“素髹漆器”“螺钿镶嵌”和“雕漆”。而当时的雕漆工艺分为剔犀、剔红和剔黑。[9]
宋代曾三异《同话录》中的“西皮”指的是髹有不同漆的马鞯②与马镫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出现漆面凹陷情况,使下面的漆层显露出来,属于磨显,归为变涂(彰髹)工艺,“西皮”极似《髹饰录》中的犀皮工艺。黄成在《髹饰录》中也直接把“西皮”称为“犀皮”。
南宋《演繁露》卷九《漆雕几》条中程大昌所记载的“邺中记,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皆为五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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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今世用朱、黄、黑三漆沓冒而雕刻,令其文层见叠出,名为犀皮。”[31]其工艺与《髹饰录》中“剔犀”工艺吻合。宋代陈赓有首专门描写犀皮漆器的诗,名字叫《谢友人惠犀皮胡瓶》,诗中描写的是犀皮胡瓶,如“雕镂尚喜兼文质”,不难看出其工艺指向“剔犀”工艺,并且作品很有质感。
宋代淳熙九年(1182年),浙江的著名漆工陈和卿和宁波著名石工伊行末抵达日本,把雕漆香盒赠送给奈良市东大寺作为佛具。这件雕漆香盒的工艺即为雕漆手法。据日本《佛日庵公物目录》记载从中国传
来的漆器中:“犀皮19,桂浆6,堆朱
5,……”,各种漆器中并无记载“剔犀”。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南宋的剔犀漆盘,在展出时所标的是“犀皮”漆盘。同样,德川美术馆也收藏了一件南宋剔犀食器,名为“屈轮纹犀皮食笼·盘③”。[32]从以上种种对南宋犀皮漆的记载和现存的实物来看,其工艺绝大多数为“剔犀”工艺。这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宋朝的犀皮漆是否为“剔犀”工艺?在日本镰仓时期以及中国南北朝、南宋和元代,雕漆器物从中国传入日本,漆器的名称也传到日本并沿用下来,冈田让在《东方漆艺史的研究》中也表述了这一观点。[28]故藏于日本的“犀皮漆盘”“屈轮纹犀皮食笼盘”和宋代文献记载的“犀皮”一样,宋代“犀皮”就是“剔犀”。[33]在《髹饰录》坤集中,“剔犀”工艺被分置在“雕镂第十”(雕镂门)下。可惜的是,至今仍然没有宋代犀皮漆实物被发现。
元代漆器中最为突出的是雕漆工艺,在元代也没有犀皮漆实物存世。虽有描写当时漆器繁荣的“犀皮铺”及“犀皮动使”,但现实是无从得知“犀皮铺”当时是否生产过“犀皮漆”,更不知每一件作品可有存世。
(二)明代及之后的“犀皮”工艺
元末明初时期,陶宗仪引用宋代曾三异的观点“世人对称为‘西皮’的髹器常常误以为是犀角的犀,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指出“西皮”才是正确的。但是明代天顺年间进士马愈在《马氏日抄》“犀皮”条目中表示:陶宗仪“失于考究,遂据《因话录》改为西皮,以为马鞯之说,大可笑也。”[7]这否定了“西皮”的观点。
而明代弘治年间进士都穆在《听雨纪谈》中记载:“世人以髹漆黑剔者谓之犀皮,盖相传之讹。陶九成从《因话录》改为西皮,以为西方马鞯之说,此尤非也”[34],直接指出“剔犀”并非“犀皮”,这与宋代的“犀皮”实为“剔犀”的考证吻合。他还认为陶九成根据《因话录》把“犀皮”改为“西皮”的
观点也是错误的,认为“犀毗”实为“犀皮”。
根据上文引用马愈的观点和都穆在《听雨纪谈》中记载“犀皮当作犀毗……又有髹器用石水磨之,混然凹者,名滑地犀毗”的观点相比较,两人在不同时代对“犀毗”的定义大致是相同的,两人观点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否定了“西皮”的观点,也都认可“犀毗”的观点④。但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与:马愈直接否定“犀毗”为“犀皮”,而同时指出“黑剔”才是真正的“犀皮”,而都穆则直接反驳,“黑剔”并不是“犀皮”,他认为“黑剔”实为“剔犀”工艺并在文中直接予以摒弃。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嘉靖年间文献学家王圻在《裨史类编》中曰:“今之黑朱漆面,刻画而为之,以作器皿,名曰犀皮。”[35]概念中的“犀皮”仍为“剔犀工艺”。
明代隆庆年间著名漆工黄成著《髹饰录》,是一部专门用来记录漆器工艺的书籍,也是当今鉴别漆器工艺的最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本书中,他分别把“犀皮”和“剔犀”归为“填嵌第七”(填嵌门)和“雕镂第十”(雕镂门)中,理清了两种工艺模糊不清的局面,并对犀皮漆定义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圆花、松麟诸斑。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5]109
在他看来,“西皮”和“犀毗”都可以称作“犀皮”,原因有二。
其一,黄成认为马镫与髹有三多层的马鞯,经常摩擦的地方会把下层的漆磨显出来,形成光滑的凹面,并出现“五相叠”的纹理效果,实为彰髹磨显工艺,极似“犀皮”工艺。所以“西皮”可称“犀皮”。
其二,“犀毗”本意是犀牛的肚脐,而经过长期的磨砺,本身带有如饕餮纹理的犀牛皮被磨砺的光滑圆润,西域人把它割下来制作成腰带的装饰,后来用髹漆来仿制,这种仿制表面光滑且带有纹理的髹漆技艺被称为“犀毗”,这种工艺与他所描述的“诸斑”和“以光滑为美”的犀皮漆定义有极为相似之处,故“犀毗”也可称为“犀皮”。
明代万历年间进士李日华:“戎人性巧,喜文章陆离之观。割马鞍皮,累数重漆者为小合子,若貍首、鹿胎然,名曰犀毗。”[36]概念中的“犀毗”实为髹漆的小盒子,而非工艺本身。但小盒子的工艺中提到“累数重漆”,这与犀皮漆髹漆工艺有重叠的地方,但无实物作为参考,无法考证是否为犀皮工艺。
到了明代天启年间,著名漆工杨明对《髹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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