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教案
一、教学要求
1.要求能疏通文意，掌握本文的主要情节、主题。
2.了解赵武灵王改革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词
司马光：字君实，宋代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赵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的著名国君，其在位时期使得赵国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胡服；骑射
2.内容提示
本文介绍了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故事，故事主要围绕赵武灵王与重臣公子成之间的争论展开，主要通过两方面的言论表现赵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
三、作者生平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死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其父司马池是个进士，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据传他为官清廉正直。他在光山（今属河南）知县任上，其妻聂氏生下了第二子，因取名光。司马光六岁开始诵读经书，七岁开始听讲《左氏春秋》（即《左传》），用功诵读，深思明辨。他后来知识渊博，著述宏富，并非偶然。他二十岁考中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开始编写《通鉴》。神宗初年为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来到洛阳，从此住在洛阳。他六任冗官，致力于编写《通鉴》。元丰七年（1084），完成《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还有《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考异》三十卷。此书呈上之后，他获得奖谕之诏，并迁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死，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摄政。高氏不满王安石新法，欲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司马光这时也振奋活跃起来，连上奏疏，要求废弃新法。上下一拍即合。于是高氏起用司马光和吕公著、文彦博等原被压抑的反新法的老臣。司马光于是年五月当上了门下侍郎，又于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进为尚书左仆射，在政治上有了一定权力。他在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同道的支持下，大行其志，废弃新法不遗余力。同时，他仍然注意于史学，推荐黄庭坚与范祖禹、司马康同校《通鉴》，还编了《稽古录》一书。他因多年用功写书而体质衰弱，“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又因近年为废除新法而带病视事，以至心劳力竭，终于在元祐元年九月初一
日去世，终年68岁。在此前几个月，王安石于四月六日病卒，终年66岁。政坛上两颗放射不同光芒的巨星同年陨落。王氏失意于前，谢世于前；司马氏得志于后，逝世于后，似乎后者命定了历史性的胜局。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自少至老，语未尝妄”；“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生活俭朴，“恶衣菲食以终其身”。他写作认真，字迹工整，著作很多。《宋史?文艺志》著录有三十七种，虽因日长时久有所散佚，到了清代中期，《四库全书总目》仍著录有十六种，其中当以《资治通鉴》为代表作。
编写《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决非司马光一人所能胜任。司马光是主编，还有三名助编。他选请来的三名助编是，刘恕（字道原，1032—1078）、刘攽（字贡父，1023—1089）、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1041—1098）。司马光选择这三人参加编写工作，既是因为他们政治观点和态度基本上一致，在当时都不赞成王这石变法，企图通过编写史书表达自己的思想和
抱负，又考虑到他们每个人都学有专长或有志于史学。刘恕对几千年的史事了如指掌，刘攽精于汉代历史，范祖禹年轻而有干劲，专治唐代历史。他们掌握了当时官府和私家的图书资料，除采用《史记》至《新五代史》十九种正史外，还参考了杂史、奏议、笔记、文集等三百多种。
2.重点作品
《资治通鉴》简介
自从司马迁作《史记》以后，多少年来没有人敢继续再写这样一部贯串古今的通史，只有班固汉书以下那些断代史，仅仅保存着《史记》部分的形式，至于《史记》的贯串精神却失去了。就连形式也是勉强凑合，不甚适用的。因为《史记》有它自己的观点，它可以成一家之言，班固以下的史家，往往只能作刻板文章，不能发挥相体裁衣的妙用。所以读史的人大都感觉史书的繁重琐碎，没有头绪，没有重点、没有脉络层次，认为难以掌握。东汉末年，荀悦拿汉书的资料重行拆散，改编成汉纪一书，由八十万字缩八万字，这纔有了用编年体编成可供普通人阅读的一部书，然而内容限于西汉一朝，而且所采取的材料未免过于狭隘。
编年体的史书，有一点是确实胜过《史记》、《汉书》的。这就是：叙起事来按着史事的发展层次、如同影片一般，一幕一幕映了出来，使读者可以有比较明晰的观感。特别是汉以后的史实，情事复杂，头绪纷繁，即使司马迁来编这部通史，恐怕用《史记》的办法也行不通。一直到了宋朝，时在公元一○六六年至一○八四年，才由司马光着手来完成这种新的著作，这就是在史学上放出异彩的《资治通鉴》。
《通鉴》所包括的时代，从战国初期开始，一直到五代末年，按年叙事，一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往上去是和《左传》相衔接的，因为左传最后一段叙智伯的事，而通鉴从魏、赵、韩初命为诸侯叙起，也正
是智氏被灭的结果。虽然中间还差七十几年，事实却是一贯下来的。所以也可以说《通鉴》是继《左传》而起的一部重要史籍。
这部著作是汇合当时第一流史学家的智慧能力，费十九年不断努力的光阴而完成的。成书以后，又经许多学者钻研讨论，给后来读史的人不少便利。上面所说编年史的要求，从此可以满足了。
五、创作背景
赵武灵王改革
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部族，他们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破坏赵国边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加强边防，公元前三○七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鈎，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时肥义等大臣是改革的支持者，贵族公子成、赵文、赵燕等人是反对者。公子成认为不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文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赵武灵王驳斥了这些谬论，说：“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战略策?赵策二》）。后来赵在攻取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它改为“骑邑”，用来训练骑兵，牛赞又出来反对，声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武灵王当即加以
驳斥，指出“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今重甲修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战国策?赵策二》）。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是逐步推广的，先是以身作则，推广于家族中和朝廷上，再推广到官府中和军队中。赵武灵王严厉驳斥了贵族中原有守旧的思想，从而提倡革新进取的政策。胡服是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推行胡服是为了学习胡人骑射的战斗技术，从而增强赵国的兵力。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亲自带头集中精力来进行的，是有计划而亲自逐步贯彻的。他不但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藉此扩大领土，而且使这些游牧部族服从；并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
骑兵，藉以增强兵力，使赵国从此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之一。
公元前三○七年赵攻中山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次年攻中山到宁葭（河北石家庄西北），西略胡地到榆中，“林胡王献马”，由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以南，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原为林胡游牧地区，因有广大的榆柳之林而得名，林胡这个部族就因游居在榆中而得名。“林胡王献马”，就是表示从此归属于赵国。“代相赵固主胡”，就是从此由赵固兼管这个林胡部族，“致其兵”就是收编林胡的军队。公元前三○五年赵大举攻中山，由武灵王亲率右、左、中三军，并由牛翦率车骑，赵希统率林胡和代的军队，会合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华阳，向南攻到石邑、封龙（今石家庄西南）、鄗（今高邑东）等地。次年攻取了榆中以北黄河上游河宗氏和休溷诸貉之地，设置
了九原郡和云中郡。“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命将军、大夫、適（嫡）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七年，《今本竹书纪年》“戍”改作“代”，“貉”改作“貂”）。因为这一带居住民是貉族，因而穿貉服。貉服和胡服大概是大同小异的。公元前三○三年又攻中山，攘地北至燕，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二九七年赵武灵王巡行新得之地，“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就是收编了楼烦的军队。次年中山灭亡，迁其君于虏施（今陕西榆林南）。赵武灵王不但推行了胡服骑射，攻取得大片胡地和中山土地，而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军队，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加强。
六、课文讲解
1.课文分析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揭开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由车战时代转变为骑战时代的重要一页，并且对中原地区民族融合、服饰制度的演变、思想文化的变革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段历史在《战国策》和《史记》中都有记载，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写得更加生动具体，故事情节性强，成为后世传诵的名篇佳作。
本文是从《资治通鉴》中节选而来，所以文章的开头并没有多少事件的背景，请参考上文的创作背景详细了解一下。文章先从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谈起，对赵武灵王带兵打仗的踪迹描述了一下，从这些地名来看，主要是从东北打到北方，再到西北，这一片地方主要在河北、山西、内蒙、陕西一带，是我国
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当时被称作“胡地”。赵武灵王应该是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认识到了胡服骑射的战斗力，坚定了改革的决心。第一自然段等于是交待了胡服骑射在实践方面的由来。
第二自然段是整个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通过赵武灵王及其使者与王叔公子成之间的论战展开。课文的大部分都是对话，且富含感情彩，令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赵武灵王的形象是一个智慧的有谋略的君王形象，他为了推行改革，先把公关对象放在了大臣之首王叔公子成身上，他认为“从政先信于贵”，所以先从尊贵的王叔入手，想先说服他，以为国人提供一个示范。但是他又是很讲究策略的，他并没有直接去公子成，而是先派使者去探听公子成的看法，等掌握了公子成的意图之后，他才亲自登门拜访，用过去先王受过的耻辱来激励公子成，使得公子成接受了自己的意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计谋深沉、雄才大略的君王形象。此外，本文采取的对话体是古代历史散文经常采取的一种形式，常常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互相论辩，在正反两方面的叙述中，阐明事情的由来、利害以及各种不同势力的立场，从而达到突出人物形象、文章主题的作用。
2.译文：
灵赵武灵王向北攻占中山国的土地，到了房子一带，接着到了代地，又往北到了很远的地方，往西到了黄河，登上黄华山的山顶。武灵王与大臣肥义商量把胡人的服装和骑射技术教给百姓，他说：“愚蠢的人所嘲笑的东西，贤明的人反而注意它。即使所有的世人都笑话我，胡人的土地、中山国，我一定要占有它们！”于是就改穿胡服。
国人都不想穿胡服，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称病不上朝。武灵王派人请他说：“一个家庭要听从父母亲的话，一个国家要听从君主的话。现在寡人命令改易胡服而叔叔您不穿，我恐怕天下人都会议论这件事。治理国家需要纲常，要以有利于人民为本；处理政事要有规矩，政令畅通才是上策。推崇德政要先从老百姓开始，而推行政令则先要取信于地位尊贵的人，所以希望百姓能仰慕叔叔您的大义而成就改易胡服的大功。”公子成向使者拜了两拜，行稽首之礼说：“臣听说中原是圣贤教化之地、礼乐盛行的地方，远方的国家都来观摩学习，蛮夷民族都来效仿。现在大王想要舍弃这些而学习远方的服饰，变更古代的做法，背弃国人的民意，臣希望大王再深思熟虑一下！”使者把公子成的话带回去报告给武灵王。武灵王亲自去请公子成，说：“我们国家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和东胡、西面有楼烦、秦国、韩国的边界。现在没有骑兵弓箭的准备，那靠什么来保卫国土？前些年中山国依靠齐国的强大军队，侵略我国的国土，俘虏我国的国民，放水围困鄗城；如果不是社稷的神灵保佑，则鄗城几乎守不住，逝去的先王以此为耻辱。所以寡人改易服骑射，是想预备边境的危机，报复中山国的怨仇。而叔叔您顺应中原的习俗，厌恶变更服装的名声，却忘记了鄗城战事辱，这不是寡人所希望的。”公子成听从了命令，于是武灵王就赐给他胡服。第二天公子成穿着胡服上朝。于是才开始推行胡服令，而招募士兵从事骑射。
3.课文难点讨论
从文章中能看出赵武灵王这个人的哪些特点，请讨论。
答案要点：执着坚定；有创新意识；讲求实用；富有谋略；有政治进取心。
4.相关评论
《资治通鉴》的优点和缺点
《资治通鉴》本身的优点可以约举如下：
毫无疑义，《资治通鉴》用编年的方法叙述，可以使人一目了然于史事的发展。但是编年体很容易形成流水账簿式，这点流弊，作者也预料到而且极力避免了。他的心目中本来是以左传为模范的，左传的记事虽然按年排列，可是每遇大事发生，一定要清清楚楚交代前因后果，使读者知道每一事件都不是突然发生、孑然孤立的。特别在政权分裂的时代，彼此之间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一件史事固然要知道它的首尾，一个时代也要知道同时各处所发生的情况，这是要在编写的时候极力运用匠心，然后才能表达出来的。此其一。
编年体虽然注重的是史事，但若不明白制度的沿革和它实际运用的情况，还是不能深入了解这些史事的。在史记的各书和汉书的各志中，都有这项极重要的数据，这本不是编年记事所能包括的，但《资治通鉴》却能很扼要地容纳在内。此其二。
正史中还包含大部分的传记文学，特别是史记，次之是汉书，通过细致生动的刻画，将史事的内容更逼真地烘托出来。《资治通鉴》虽然是编年体，可是重要历史人物的描写是从不忽略的。并且还曾经利用各种数据来补充。此其三。
正史固然可靠的成分较多，然而当时人的记载，为正史所不收的，也仍有它各别的价值。特别是唐末、五代的官修正史不能认为完全，因此当时的别史杂史以及其它私人著作，《资治通鉴》都很广泛而且很慎重地加以运用。就以史记的数据来说，有时仍觉得不很充实，例如《乐毅传》就未免过于简略，《资治通鉴》将秦、汉人的传说补充进去不少。据《通考》引高氏《纬略》说，《资治通鉴》所采正史以外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其实正史之中，还有像王沈《魏书》、韦昭《吴书》之类是现在已佚而不全的，从此可见《资治通鉴》采摭的宏富，为从来所未有。此其四。
宋人修史，往往喜欢在文字上卖弄。《新五代史》以“书法”自矜，《新唐书》好妄改旧文，反致不通，都曾为后人所讥笑。即以《资治通鉴》所奉为榘范的《左传》而论，诚然文章是很好的了，但也有些若隐若现、奇峰突兀的地方，不够明白爽利，读者非细心不能体会。《资治通鉴》却是替读者着想的，叙事只是平平实实，清清楚楚，虽然大体上仍保存原来的语气
和文体。至于前后映带勾勒，却比旧史更为分明。当时剪裁衬帖的工夫的确非常细密谨慎，正如一个巧妙的成衣匠，将一件破烂的衣服，重新修整一番，便焕然改观，穿起来既美观又适体。又如部伍不整的军队，一经名将手里加以号令部署，就变成精神百倍。编年史而兼具文学性，不得不推《资治通鉴》了。此其五。
向来史书所载文章，多半只限于奏议之类，次之则为其人所特别擅长而可以代表其身世的词赋。《史记》
创了这种格式，附录的文章有时未免反多于事实。《资治通鉴》于有关系的大文章，所录常较正史本传更多。至于纯文学，尽管传诵古今，却都从略。而其它能反映一时风俗意识的，即使很零碎，也都从史书以外搜来，例如吕才序葬书、聂夷中咏新谷之类。可见司马光手眼所到，既远大而且该传。此其六。
宋朝人很喜欢持正闰之论，一定要说某一朝是正统的，某一朝是僭伪的。于是对于刘备，一定要算他继承汉统，对于曹操却恨不得不承认他的政权。司马光虽然也极讲究纲常名教，他对于这一点，持论却比较明达。还有，前史好讲符瑞以及神异怪诞的谬说，《资治通鉴》对此几乎全部削去，这也是司马光卓识之一，因此为历史扫除了不少的迷信彩。此其七。
《资治通鉴》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的。
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主观见解过于浓厚。司马光当宋神宗变法之际，代表着保守势力；和王安石立于反对地位，他的保守意识非常强烈，所以在《资治通鉴》的编纂中，一贯设法表现所谓王道政治的主张。任何激进的改革、进步的措施、积极的事业，总是不以为然的，在字里行间，往往流露他的这种意识。这一点在胡三省的自序中也曾经提到。就战国时代而论，在商鞅变法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两件事中，主张改革的言论甚多，有几处重要的都被司马光删去。总而言之，司马光是拥护君权的，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主要目的在规劝君主不要变法，不要生事，只要用有德的人，不要用有才的人，这是他一生的偏见。
另外一点是过于轻视文人，这一点前人也已经指出，《日知录》载李因笃的话说：像屈原这样重要的人，居然一字不提。而且关于谏止怀王的话，只采《战国策》归于昭睢，而不采《史记》归于屈原。杜甫的地位也不为不重要，假如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句诗在王叔文口中念诵过，连姓名也不能在《资治通鉴》中发现。顾炎武却替司马光辩护，认为《资治通鉴》本来是“资治”，的何暇录及文人？固然文人可以不录，但是明明与政治有重要关系的，如何可以凭主观一概加以排斥呢？
批评《资治通鉴》的话，最早出于刘恕的儿子刘义仲。他提出八点，最重要的有下列五点：（一）个人的事迹无关政治的，《资治通鉴》照例不载，如独载薛包、茅容的事迹，屈原反而不载。（二）荀子、孟子书中的话既然被采録，这两个人的事迹却不备载。（三）不书符瑞而书高祖斩蛇。（四）不书褒贬过分之事而载荀淑比黄宪于颜回的话。（五）不书传疑之事，而载魏冯太后鸩杀显祖。这足见《资治通鉴》问世以后，已经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南宋一朝，纠正《资治通鉴》的，据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书中，有洪迈《容斋随笔》及王应麟《困学纪闻》两种。到了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订正《资治通鉴》及胡注错误的有数十条之多。但这些还都并不是专门替《资治通鉴》作补救工夫的。
真正够得上作《资治通鉴》及胡注功臣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反而不显，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中有一篇《严衍传》，据说严氏是万历时嘉定的一个诸生。他认为“温公著书，意在资治。故朝章国政述之独详，而家乘世谱纪之或略；其于人也，显荣者多而遗逸则略，方正者多而节侠或略，丈夫者多而妇女则略。”于是援引正史及他书以补之，或补为正文，或补为分注。而分注之中又包含三种：一是补
充事实的附录，一是补充考异的备考，一是补充胡注的补注。严氏有个同志谈允厚帮了他不少的忙，谈氏又指出《资治通鉴》的毛病有下列几点：一是有首无尾，二是有尾无首，三是一事两次记载，四是一人误分作两人，五是两人误合作一人，六是因叙述不明而颠倒事实，七是月日的错误。至于胡注的最大错误在于没有看出《资治通鉴》的误字脱字，而任意为之解说。他这种锐利的批评，虽古人复起，恐怕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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