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仲舒“以德化民”的政治思想——从仁义法角度切入
2020年第04期
学术专业人文茶趣
作者简介：敬雯媛（1999-），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2018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历史。
收稿日期：2020年3月20日。董仲舒作为汉代极为重要的儒学家，他的政治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他的“以德化民”的提出具有其时代背景，是针对法家思想提出，源于尧舜之道，主张任德教而不任刑法。“以德化民”类似于我们平时所熟知的“仁政”，但这只是一个大框架，其中具体步骤是如何，在此我们还不得而知。因此，对于“以德化民”思想的理解我们还需从更为细化和具体的方面去理解。在“仁义法”中，他提出“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在对仁与义的解释和二者关系的阐释中，我们能够看见“以德化民”思想的具体实施思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董仲舒的“德教”思想，让我们对“以德化民”思想的理解不再停留于表面的框架，会更加清晰和深刻。1“仁以爱人”
首先从“仁”的方面来理解，在《论语·学而》中曾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颜渊》中曾言“克己复礼为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看出在孔子这里，仁可以是孝弟，勿施于人，以及最为重要的“仁者爱人”，是从“仁”的心理上的作用出发。而孟子在此基础上将孔子心理上的“仁”推进到了“血缘”为根基的亲情。
到了董仲舒这里，“仁”的含义进一步确定和升华。《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曾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
天理而义。”[1]
“仁”不仅仅是存在于人们心理上的一种爱人，亲亲之心。而是被上升到了“天”的高度，颇具有政治神学的特。在汉代，对于“天”的崇拜则展示出了这种在思想上的“复古”，又再次突出对神秘性的一种追寻。
他在《春秋繁霞·王道三通》也中曾言“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人之受命于天也取如于
天而仁也……唯人道可以参天。”[2]
天演化出世间的万物，象征着宇宙间的法则，人的行事，取法于天，从“天”那里得到了“仁”。因此这里的“仁”其实是取法了“天性"，紧随阴阳五行之理。但董仲舒所讲的“仁”并非是跳脱出人世间成为一种抽象
的理。
他的“仁”落脚到人间秩序，即统治者如何行“仁政”，他所讲的“仁”即是“爱人”。那么怎么来做到呢，这要从严与宽的两个方面来。这是他“以德化民”政治思想的具体实行方式。
从严的方面来看就是要防欲，人人都有自己的欲望。这来源于董仲舒他本身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性三品”理论，他承认“名性，不以上，不
以下，以其中名之。”[3]
此处的“中”便是普通百姓，他们有欲望却不懂得怎么去克制，因此就需要提早做好预防。就如他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讲到“爱人之大者，莫大于里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
《春秋》皆不告。……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4]
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爱人”之中，较为重要的就是要防患于未然，减少由于老百姓失序而导致的社会无序。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他提到的“是以知明先，以仁厚远，远而愈贤，近而愈不肖者，爱也，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亡
者爱及独身，独身者。”[5]
则更进了一步，除了“知明”层面的防患，多了“仁者爱人”的范围，王者对于百姓的爱远及四夷，仁厚且范围远。
从“宽”的方面去看就是他所说的“赦小过”，对百姓小错误的宽容，对于百姓的教化不是统治者硬塞过去的，而应当是潜移默化。对于这个“小过”有一个评判标准。当时的标准是“《春秋》之义，原心定过，赦事诛
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6]
看人们做这件事的动机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动机是好的，那么就可以从宽处理。这点立足于他本身所坚守的“人性本善”之上，人们本有“善质”，可却不够聪慧，难
免会犯错误，需要统治者给予教化并且做好表率。
他的“以仁安人”，是从严与宽这两方面来讲的，陈苏镇先生[7]讲到“节民以礼”是王者“爱人”的集中表现。“宽制以容众”则包含着“缘人情，赦小过“的主张，强调道德教化的非强制性和启发性。但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以“宽制”为主。也就是强调“化”的作用，而非强调“法”的作用。
董仲舒所讲到的“仁以爱人”，提到的“仁厚远”以及“宽制以容众”向我们展示出了“以德化民”的方式，是对“德教”政治思想的具体展示。接下来统治者需要提升自己，从而来为民起到示范的作用，使人们能自
得“其义”，自好“其义”。2“义以正我”
关于“义”，董仲舒则在先秦时期的“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义”的含义。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曾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为政》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孟子也曾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义”的一个初步的含义，一种对人们的约束，但有些模糊不清。
到董仲舒的时侯，具体的说到了“义”就是正我，是对于个人的一种约束和规范，是精神上的约束。“义”本来的意思是指行为准则，也就是说是约束，那么以什么为约束标准呢？当时的人们提到“《春秋》立意”，
“《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8]
由此可见将《春秋》作为行事标准，汉人普遍受其影响而采用《春秋》之义。
他讲到“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无之而求诸人，我有之而讲诸人，人之所不能多也，其理逆矣，何可谓义……人好义看，谓之自
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也。”[9]
“义”的重点在于严格要求和约束自身，自己身上没有的要求别人要具备，这是不对的；反之自己身上具有的品质，告诉别人，别人也不会多说什么。人们对于“义”的认识和追求，决定了他们自身的境界。
苏舆《义证》曰：“古释仁为爱人，无异说也。唯义训我，则董创说。”[10]
这里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创新之处。而他这里所讲到的“以义正我”，实际上是源于《论语》中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将其理解为
“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11]
认为只有先管束好自己才能称之为“义”。董仲舒的“以义正我”首先针对的主体是统治者，他们需要通过严格要求自身来使德行显著于世，达到“成民之性”的效果。在他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下，将“义”与已经存在的道德标准相融合，从而不仅使“义”的含义出现新解，同时也使曾经的道德规范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由于时代因素，道家思想已不合时宜，需要儒家的缓和与包容，来稳住和扩大汉朝的大一统政治。汉儒董仲舒所倡导的“德教”与此时十分吻合，这种政治思想中所隐含的“更化”，既提高了统治者自身道德品质和自身修养的提高，又约束了人们。
统治者用封建伦理来约束自身，从而能够维护和巩固统治。陈苏镇先生讲到统治者懂得了这一“仁义之别”，并“以纪人我之间”就可以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就算掌握了《春秋》之道的要诀。[12]
“以德化民”思想，既涉及被教化的对象——百姓，也涉及教化的人——统治者。因此就“德教”而言，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思考，两个联系起来就是一个连贯的“以德化民”的治理路径。3仁义与以德化民
仁
董仲舒的“以德化民”思想具有其存在的时代背景，思想的出现源于文景二帝治理背后存在的问题。削藩和收夺诸侯王的自治权，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汉法”，带来了东西地区的文化冲突，突显出了统治措施
试论董仲舒“以德化民”的政治思想
——从仁义法角度切入
敬雯媛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德教”是汉代儒学家们的共同口号，但对其的理解却不尽相同，主要分为“以礼治之”和“以德善化民”。董仲舒采用
的是“以德化民”思想，并以此展示出了自己相关的政治思想体系。而他的“仁义法”就是他“以德化民”思想的实现方式，通过对“仁义”的新解来演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因此从“仁义法”的内容中去了解他的“德教”思想，就更加具有深刻性和实践性。
关键词：以德化民；仁政；仁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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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现的问题，需要新的统治思想和方法的产生。儒家的“更化”登上历史舞台。实现这种“更化”的方式，便是“任德教”。董仲舒的“以德化民”思想，便是儒家所倡“任德教”的方式的一种。
他的“以德化民”思想展示出的是一条连贯的治理思路。首先是他
的治理之道的源头，源于《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13]
陈苏镇先生讲到董仲舒、何休等又将“后圣”释为继周而起的“新王”，也就
是“圣汉”。[14]
“《春秋》为汉制法”。因此他的德化基本规则是来源于《春秋》。徐彦疏曰：“孔子之道同于尧舜，故作《春秋》以称述尧舜是也
……”[15]
同理得之，董仲舒所倡的也是尧舜之道，而尧道的特点便在于“以德化民”。这便是他“以德化民”思想的来源。
然后便是“以德化民”的治理内容，首先是统治的“自正”，然后“帅下以德”，最终得以使礼乐兴于天下。自此我们可以看见“以德化民”是起始于统治者，统治者“先自正而后正人”。而统治者在约束自身的同时，对百姓的教化，在教化之时“仁”便成了第一性。
由此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仁义法”在董仲舒“以德化民”之中所扮演的角。“仁义法”包含于他的德化思想治理体系之中，本身便是其中一个部分，或者说是他的“以德化民”思想实现的步骤路径。从礼乐教化开始，从而达到制礼作乐的最终结果。这种礼乐教化，具体来说，就是按照“仁义”实施的方式来进行的。
他讲到“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则四方莫不响应，风化善于彼矣。”[16]
这是“以德化民”的最后归宿，得以“制礼作乐”。德化的思想，从一开始来讲是“帅下以德”，这需要通过伦理道德规范来达到，而“仁义”之学便是这个方式。再向后看，是要达到“制礼作乐”，这是“以德化民”思想的归宿。前后连贯起来，是有一个总的思想指导、一个实现目标的路径和一个最高的目标。
就董仲舒的“以德化民”思想来讲，这是他对于尧舜之道的遵循，但同时增加了前提与目标。前提是我们
之前所提到的“性三品”的理论，因为有了对人们本质的认识，才有了后来的礼乐教化和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而目标则体现在“制礼作乐”，这是他对《春秋》的遵循，对于拨乱反正的步骤的具体认识，最终达到“教化流行，德泽大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董仲舒在其政治思想中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开创
性。他奉《春秋》为经典，谨遵尧舜之道，并运用尧的贤明君主的形象，架
起一个道德楷模的框架，在框架中进行自己的建构。他的政治思路，被当时的统治者运用，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稳定，对于当时政治统治合理性的确认以及统治者统治措施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后来的儒家思想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4总结
董仲舒对“仁义”的诠释展示出了他核心政治思想“以德化民”的实现路径。对“仁义法”的解释展示出他自己思想体系与时代特的结合。而“以德化民”对“仁义法”来说处于指导地位，从他的“以德化民”思想入手，显出了时代特的变化，以及当时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变化。这就显示出汉代的统治阶级运用不同方式，证明着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完善着自己的统治体系，以维护“大一统”的政治。
参考文献
[1]《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2]《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3]《春秋繁露义证·深察名号》（
清）苏舆撰.[4]《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5]《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6]《后汉书》.[7]《《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8]司马迁《太史公自序》.[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10]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1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12]《《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13]《十三经注疏》.[14]《《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15]《十三经注疏》.[1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郊语》（清）苏舆撰.[1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
作者简介：李庚睿（1988-），男，河南商丘人，河南城建学院，助教，2012级硕士，研究方向：三维动画设计
数字媒体。
收稿日期：2020年3月22日。
引言
伴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运用变得更加的普及，这也促使我国的动画行业也随着技术的提升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传统课程教学当中国，许多学生难以将三维动画理论知识与现实的实践有效的结合，这也导致在后期能够通过三维技术手段表现出优秀的视觉动画效果的专业人才缺失严重。
由此，三维动画专业的进一步改革就变得迫在眉睫。由此，在课程教学当中，我们需要进一步转变传统教学当中的弊端，进而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为后期能够培养出专业型技术人才做准备。1三维动画课程教学中融入校企合作的重要作用1.1
不断对动画专业课程教学的体制进行变革
在针对三维动画课程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学校与企业之间进行
合作，从三维动画课程专业上来讲，能够更好的与时代发展当中的企业经济相适应，促使学校的学生在学习阶段当中都能够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并且通过知识理论的学习、专业技能的提升更快速的达到企业岗位的用人标准。三维动画专业课程教学可以通过动漫专业与现实操作有效的融合，进而促使学校的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的设计规范、设计技巧有效融合，让学生在后期的学习过程当中更加的专业化，并且能够不断的完善整个课程的教学和管理，在建立起长期而又有效的课程教学体系之上，形成专业所独有的课程教育管理模式。1.2
注重对人才培养的实效性
学校在针对三维动画课程教学当中，逐渐采用校内教学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的特殊教育教学模式，能够具有针对性的提升适应于社会发展的专业人才，并且将学校当中的教育教学资源与企业当中的岗位人
三维动画课程教学开展中实施校企合作模式探究
李庚睿
（河南城建学院，河南平顶山）
摘要：三维动画作为现当代社会发展当中的一门重要课程，也是极具实践性的课程内容，简单的学校教育，虽然能够让学生
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但是高校当中的固定学习模式，在发展过程当中，很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内容，这也导致许多学生虽然有非常渊博的三维动画方面的理论知识，但是却很难通过专业的技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思想内容，这种理论深厚技巧浅显的状况，更难以适应现实企业的岗位需求。由此，本文以“三维动画课程教学开展中实施校企合作模式探究”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希望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在增强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加强对实践技能的提升，为培养出高质量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奠定重要的发展基础。
关键词：三维动画；课程教学；校企合作；学生培养
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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