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仁”与“礼”的关系
一说“义”，从古到今，一般人理解的就是讲哥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三国时期的关云长，也因为千里走单骑，舍弃曹操给予的荣华富贵，护送嫂夫人过五关斩六将，投奔当时落魄的结拜兄弟刘备。从而被后世当作义的化身。那么义的含义，就仅仅是讲义气吗？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在《论语》里面多次提到了义，他怎样看这个义呢？
义的含义是什么？荆轲刺秦王，他为报答燕国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顾个人安危，前去刺杀秦国的国王赢政，这是义！水浒好汉鲁智深，为救弱女子，三拳打死无赖镇关西，这也是义！但从《论语》里面提到的有关义的词语来看，它的含义并不仅仅就局限在这一方面，它还有着更深的内涵在里面，那么在孔子的眼中，义究竟还有什么含义呢？
我们需要把义和其他一些概念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来显示出义的含义。
仁与义
义和仁是什么关系呢？义相当于形式，仁相当于内容，那么仁是内容，义是形式，它们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仁在孔子里头是最高的道德理念。仁，爱人，仁是一种爱的情感，最高的道德。
但是这种最高的道德，要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你要不通过做事情，不通过某种具体的形式，某种途径来实现这个道德，那你是不义的。所以义，它是一种实现仁的形式，实现美好道德理念的形式。
仁在具体实行的时候，有不同的标准。孔子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程度来实现仁，而仁要通过义来实现。义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也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义表现为这个，也可能在那种情况下，义表现为那个。情况不同，标准不同，它的表现也是不同，那么义到底在实际生活中有哪些特殊的表现呢？它是来表现仁，它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表现仁，那么它大概根据哪些情况，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呢？那么我这里大概来介绍两种情况：第一，根据人的身份不同，义的表现不同；第二，根据遇到的事情不同，义的表现也不同。
第一我们先讲根据人的身份不同，人是有不同身份的，那么有的人是这个身份，有的人是那个身份，当然也有不同的职业，我们现在有不同的职业，那么我是教师，你是工人，他是军人，他是医生，那么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你来体现仁这种道德，体现仁爱的精神，那你的表现是不同的，而且必须是不同，不能混。比如说我是个医生，那么我是个医生，我仁爱精神的体现，就是要什么啊，对病人温暖如春，要治病救人，我不这么做，我就是不义。
但是你既然是医生，那你体现仁爱精神，就应该和你医生的身份，医生的职业相称。那你是医生，你不是交通警，我是医生，结果我不做好我医生的工作，不去治病救人，我非得说我到大街上去维持交通秩序，我去指挥交通，那你也是不义。因为你的身份（职业）决定了你的仁爱精神在你的身份上就得治病救人，这就是义。你去做别的，做你不该做的，那你就是不义了。
《左传》里头，那么说这么一个故事：“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就是郑庄公，段就是他弟弟工叔段，那么这里头讲到，工叔段，因为这个弟弟大概对哥哥不服，弟弟又受到母亲的支持，老想篡夺君位，由于想篡夺君位，所以弟弟他就做出了和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情，那么你既是弟弟，同时你又是臣，从亲缘关系上讲，你是郑伯的弟弟，从政治上讲，你的哥哥是君，你是臣，那么臣的身份应该做出和臣的身份相适应的事情，相称的事情。但是这个弟弟，他做出了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的事情，他干嘛啊，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说按照礼的规定，那么底下的臣，底下的大夫，卿大夫，你可以给自己在自己的地盘内建城市，但是你建城市建得不能过大，你建的大城市按规定顶多也就是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市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你建的小城市呢，你不能超过国都九分之一，这都是礼。这是制度给你定的规模，你如果遵循这个制度，遵循这个臣道，那你就是义。但是工叔段不遵守，这就是不义。仁
所以当时有些大臣就对郑庄公讲到了工叔段这个问题，觉得是不是应该早点防范这件事，郑伯应该出来制止，那么郑伯，也就是郑庄公说了这么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多行不义，不义是什么意思呢？他干了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的事情，这就是不义。那么后来工叔段又进一步地不义，进一步做一些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的事情。比如他私下私自把郑国的西部边界和北部边界，大概这个边防都划到自己的名下，由自己负责，同时还把一些地盘都划到自己这儿，变成自己个人的封邑，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那么有一些大臣马上又来劝郑伯，劝郑庄公，说不能再让他这样干下去了，说一个国家不允许有两个君主，问郑伯你看怎么着，你要是让你的弟弟当君主的话，那我们赶紧去侍奉你的弟弟，既然他是君，我们去侍奉他，如果你不让你的弟弟，不让工叔段当君主的话，那早点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等他的势力雄厚了，势力特别大了，做大了以后来解决。那么郑庄公，郑伯当时说了什么呢？说：不义，不暱，厚将崩（－－《左传》）。不义，他不符合义，不暱，就是说他不会得到人们的亲近，为什么？他做了和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情，他不义，人们不会亲近他，广大的人民不会亲近他，他即使实力雄厚了，他崩溃得更快。那么到后来工叔段怎么样，野心日益膨胀，因为郑庄公大概对他一直没有阻止，他可能认为郑庄公软弱，所以他野心膨胀，继续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训练军队，积累武器，积累很多武器，最后发动叛乱，最后
郑庄公把他给镇压了，把叛乱给平定了。那么这个故事里头两次提到了义，一个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是“不义，不暱”，那么这个义，就是我们前头说的要跟你的身份相称，你不能够履行你身份范围之内的职责，那是不行的。超越你的身份，那么你做的事情，你就是不义。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仁这个美德，这个最高的美德，这个最抽象的美德，在具体实行的时候，要根据你的身份，根据你的地位，你来具体地去做，这样才可以。
这些例子说明，作为臣子，作为被领导者，义的表现就是服从和尽职，这就符合孔子所讲的义，下属做到这一点，就是尽了自己的义，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一生鞠躬尽瘁，辅佐自己的主公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对于刘备，诸葛亮尽到了义，那么反过来，像刘备这样的领导者，义在他们身上，应该怎样表现呢？
那么义在君主那里头应该是如何表现呢？比如君主的身份，统治者的身份，义应该如何表现呢？比如说当时也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陈国有一个贵族叫夏征舒，他杀了自己的君主，那么杀了自己的君主，周天子命令诸侯发兵讨伐夏征舒，那么史书把周天子下令讨伐叛逆这种做法就叫做义，就是如果底下发生了叛乱，那么作为天子，你应该下令讨伐叛乱，你不下令讨伐叛乱，你就没有尽自己的职责，没有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你就是什么，就是
不义，所以周天子下令讨伐叛乱，这是义。还有一件事情，当时楚国打宋国，那么宋国是弱国，是小国，打不过楚国，但是宋国还在反抗，还在守住它的城市，抵御楚国的进攻，但是它有点儿抵御不住了，所以当时向晋国求援，晋国是大国，那么晋国马上派了个使者，这个使者叫解扬，马上去宋国。告诉宋国的国君，说晋国答应出兵支援宋国，解救宋国，让宋国再抵抗一段时间，晋国的援军马上就到。结果这个使者解扬就去送信，路上一下被郑国人给抓住了，那么郑国是楚国的盟国，郑国抓住解扬之后，把晋国的使者解扬交给楚国了。那么楚国的国君就跟解扬说，劝解扬，说你去到宋国反着说，反着说晋国国君的意思，别说晋国要支援宋国，就说晋国不愿意支援宋国，不愿意出兵，你反着说。解扬开始不干，后来楚国对他威胁、利诱、恐吓，那么最后解扬就答应了，然后楚国人把解扬放在楼车上，置于高处，让他向宋国喊话，结果解扬还是按照晋国原来的意思，向宋国人传达了这个意思，还是说晋国答应支援宋国，让宋国再抵抗一段时间，晋国的援军马上就到。楚王大怒，他就要杀了解扬，那么解扬也讲了自己的一番道理，解扬说君主能够下达正确的命令，这就是义，那么这是君主应该做的，那么作为我臣子，当然我应该执行君主的命令，这也是义，他下达正确的命令，他是义，我执行他的命令，我也是义。所以君主的身份干你君主该干的事情，那么臣子的身份，干你臣子该干的事情，你们双方君和臣，不管你什么身份的人，你都体现了
仁的精神，那么你就是义。所以董仲舒有这种说法：立义以定尊卑之序，君臣之职明矣。义立起来了，尊卑之序列就明确了，君臣之职就明确了。就是你该干什么，他该干什么，大家都非常明确了。所以我们说呢，义的含义，它是一种仁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第一就要根据你的身份，做跟你身份相称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义。
孔子认为，义是体现仁爱精神的，不仁不义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干，在一般情况下，说假话就是不义，但在特珠情况下，如果说假话为了救人，是义还是不义呢？也就是说，如果面临不同的事情，义的表现，还是一成不变的吗？所以孔子说：“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比。”表现出一种因时制宜的态度。
第二，那么义还要根据事情，根据你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特殊的事情，你来行仁道，那么就是义。比如要推行仁爱精神，那么这种仁爱精神在具体的实现中，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要根据不同的事情，那么有时候在紧急的情况下，可能我这么处理，这就是仁爱，可能在那种情况下，我那么处理，那就是仁爱，这些仁爱就都是义。比如说，我说了不能说谎，不说谎这是一种仁爱，诚实，那么平常，不是在紧急的情况下，那么一般来说不能说谎，要诚实，诚实这是仁爱的一种体现，我做到了诚实这就是义。但有时候在紧急的情况下，情况特殊，
有时候需要说谎，说谎就符合仁爱精神，说谎就是义，所以仁爱精神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就要你说谎，你说谎你就是义，你不说谎你就是不义。那么比如有些病人，他得了绝症，得绝症，精神上自我把握的能力可能又比较弱，这时候，你如果突然还不到跟他说实话的时候，你一下跟他说了实话，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应该说不符合义。那么这时候，为了他的心灵的这种安宁，为了他更好地治病，为了他有比较好的精神状态，有时候不需要跟他说实话。所以说呢，义要根据情况，不光像我们前头说的，根据身份，同时也要根据情况，根据具体的情况。
《左传》里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反应出要根据一定的情况来行仁，来推行仁，来实现仁，这就符合义。那么在一次战争（秦晋崤之战）中，当时晋襄公和秦国打一场战争，崤之战，在崤山一带打这场战争，那么在这次战争中，当然晋国取胜了，那么当时晋襄公，当时是车战，晋襄公在车上指挥战斗，向敌军冲击，晋襄公还亲自抓住了秦国的一个俘虏，抓住俘虏，晋襄公把这个俘虏给捆起来了，捆起来之后，晋襄公命令自己的车右，什么是车右呢？就是在自己的车的右边，他在车上，在自己车的右边保卫君主，右边的这个武士，这个武士的地位非常高，这是高级武士，他负责保护中间的君主，车右，命令自己的车右，那么让他干嘛，让他把这个秦国的俘虏给杀了，这个车右叫莱驹，那么晋襄公命令莱
驹把这个秦国俘虏给杀了，莱驹就下车，下车拿着兵器就来了，就要杀这个秦国的俘虏，结果这个秦国的俘虏大概绝望中大叫一声，大吼一声，一下把这个莱驹，把晋襄公的车右吓了一大跳，手里的兵器一下掉地下了，这是一种耻辱啊，说明你胆小啊，人家大吼一声，就把你给吓成这样了，你胆小，这是一种耻辱，正在这时候，晋襄公手下的另一个武士叫狼曋，这个武士非常勇敢，他一看莱驹被吓坏了，兵器也落到地下了，他马上冲上来，捡起这个兵器，一下把这个秦国的俘虏给杀了，所以晋襄公看在眼里，觉得这个狼曋非常勇敢，非常赞许他，当即决定让狼曋当自己的车右，上车站在自己的右边，莱驹等于被贬黜了，所以狼曋也非常高兴，他等于升迁了，他升为高级武士，他大概原来在地下跑，跟着晋襄公打仗，现在你可以上车来保卫君主，这是无尚的荣耀，你的地位升迁了，所以狼曋非常高兴。但是在另一场战争中，还是晋国和秦国的战争，那么晋国统帅是谁呢？先轸，先轸是统帅，他率着晋国的军队去冲击秦国的阵地，可是先轸没有重用狼曋，狼曋觉得像我这个地位，我这么勇敢，受到君主的表睐，我应该受到重用，我应该当晋国军队主帅的车右，就是当这个高级的武士，可是先轸没有用他，没有用他而用别人了，用续简伯，那么当时狼曋觉得这真是奇耻大辱，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他不重用，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受到君主的赞许，他竟然不重用我，这简直是奇耻大辱，那么怎么样，受这种耻辱他受不了，他想死，关键是怎么个，
当时这个狼曋的朋友跟他说，说咱们干脆发动叛乱吧，咱们杀死晋国军队的主帅，咱们发动叛乱，他这么羞辱你，你能容忍吗？干脆咱们发动叛乱。结果狼曋说什么呢？不能这么干，这么干就是不义，发动叛乱不是臣子之道，死了以后你的灵魂不能进入明堂。那么这是一种迷信，明堂那是君主发布政令的地方，那是非常高级的地方，死了以后你的牌位能够进明堂那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说不能干这个事情，干这个事情是不义，狼曋认为自己是一定要死的，受此奇耻大辱是不能活了，是一定要死的，但怎么死合适呢？那么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当时的特殊情况，他认为这么死合适，怎么死呢？他认为应该率领自己的军队，率领自己的手下，他也是个小贵族，率领自己的手下去冲击秦国的阵地，那么冒险冲击，牺牲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他认为这么死最有价值，反正我肯定是要死，我要死在哪儿呢？死得符合义，去冲击敌军，所以狼曋率领自己的手下就冲进了秦军的阵地，跟秦军搏斗，那么最后把秦军打败了，但是狼曋也死了，那么狼曋认为这种做法是符合义。
所以我们说，义是一种形式，它是根据人的不同身份，根据不同的事情来实现仁，所以义是一种形式。所以第一点我们讲到义和仁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那么义是形式，仁是内容。
孔子所讲到的仁和义的这种关系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实际上并不复杂，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通俗地说，仁就是要爱别人，怎么爱呢，就是要通过义来表现，就是根据人的不同身份，不同的情况，来推行仁爱。那么在更为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义又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我们来看义和礼的关系。
义与礼
义和礼应该是这么一种关系，叫做：义是内容，礼是形式。所以孔子说过这种话：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那么义是内容，义是内涵，礼是来推行义的，是来实现义的。
那么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次齐国攻打鲁国，齐国是大国，是强国，它有时候欺负一些弱国，欺负小国。其中鲁国比较弱，它欺负鲁国，攻打鲁国。鲁国向卫国求援，卫国就派军队去打齐国，卫国也比较弱，但是它还愿意支援鲁国，它这里有唇亡齿寒的意思，支援鲁国。那么卫国派军队，统率是谁呢？孙桓子，去打齐国，可是卫国也不强大，所以卫国的军队一下子被齐国给打败了，打败以后，卫国的军队就撤，齐国的军队就追击，追击，追击，卫国的军队孙桓子这个统率恐怕觉得自己难以逃脱了，因为齐国进军速度很快，卫国撤退的速度
比较慢，它的军队不行，孙桓子眼看就要逃脱不了了，这个时候，卫国地方有一个贵族叫仲叔虞奚，这个仲叔虞奚率领自己的人袭击了齐国的追兵，一下把齐国给打败了，打败了呢，等于挽救了卫国的统帅，挽救了卫国的军队。那么这件事以后，卫国的国君就问这个仲叔虞奚，你立了这么大的功，你看你想要什么样的赏赐？我可以给你土地，给你封邑，那么当时这个仲叔虞奚的意思是说，我不要你的土地，我不要封邑，我不要这些东西，那么你想要什么啊？他说我想要这个东西，要什么啊，我想要诸侯专门用的那个悬挂的乐器，有三个乐器，这三个乐器是诸侯这个级别的人专门用的，悬挂着的乐器，我想要这个，仲叔虞奚他也是个贵族，但是他的贵族身份比较低，他也就是卿大夫，那么卫国的国君，他是诸侯，等于这个仲叔虞奚他想要什么？他想要卫国国君这个级别的贵族才能够使用的这个乐器，他还想要什么？他还想要诸侯朝见天子的时候，他所骑的马的装饰，这些东西都属于“器”，这些东西都体现了“礼”，体现了等级。你那个乐器，按等级来说诸侯才能使，你这个马的这些装饰，按等级来说也是诸侯才能使，那么这个仲叔虞奚他想要这个东西，所以实际上，仲叔虞奚的这种做法，就是说他想怎么样，越礼，想超载礼，土地我可以不要，封邑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要，我现在想超越礼节，我现在想从礼节上有所超越，我想享受诸侯王才能享受的待遇，比如乐器，比如马的这种装饰，那么当时卫国的国君竟然答应他了，因为他立功立得比
较大，竟然答应他了。那么对这件事情，孔子进行了非议，孔子进行了批评。那么孔子认为：“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传》）。名分和器物，这些都是体现礼的，都是体现等级的，这些东西不能随便给人家，不能随便答应人家。孔子的意思是说，土地可以多给他，别的东西赏赐可以多给，比如多给土地，但是等级、制度、规范这些东西不能违反，违反这个东西不符合义，不能违反。所以违反了礼，你等于破坏了礼，破坏了礼，你就破坏了礼背后的内容－－义，义就被你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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