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性理学:仁义礼智四德由来之考察
朱子的性理学：仁义礼智四德由来之考察
一、前言
理气论是朱子学说的核心，亦因理气论的特殊性而自成一派，因此研究朱子学切不可忽略理气论。朱子的理气论里，理的重要程度常胜过于气，理具备理想性、超越性，气则只有现实性，因此理与气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主从关系。「理」不只是天理，而且下贯为人性，朱子甚为欣
赏程子「性即理」的定说，视为不可颠破的真理。「性即理」意谓天地有好生之德──仁义之心，而此仁义更落于万物而为万物之性理，此即吾人之性善，是为仁义礼智。此性必然为善，因其为善的天理所贯！而朱子对于「性」也有特殊规定，即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德，而无其他德行。这是朱子将理气论比配于体用论义理下的结果。本文将试图梳理此一学说的来龙去脉，以下，即依朱子性理学的特殊内容――主要有性理四德与格物穷理思想两大项来着手讨论。
二、性中只有仁义礼智
朱子于《四书章句集注》里引程子之言：「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这句话是针对《论语．学而》第二章中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所做注解。程子认为，孝弟是「行仁」的开始，但并非「是仁」的根本，因为孝弟是用（可见程子解「为仁」的「为」字是实践的意思，不可视为「是」的意思），而仁是体、是性，是所以然之理，最为根本，而孝弟则只是「行仁」的根本，不是「仁（性理）」的根本。朱子对此章的注解完全是依据程子「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来，而宋明理学的其他派别则未有如此规定，可见程朱学在其理气论架构下对经典所做的解释具有特殊性。
以上对程、朱的注解略做考察，因为这种对于《论语》的诠释自成一派，也造成许多的争议，如清代毛奇龄（《四书改错》）、黄宗羲就曾批评朱子的这种说法。
在此先对朱子性理学之来源做一考察，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性发为情」的说法从何而来。第二，性中是否只有四德。此二问题息息相关，因为性中只有四德，这是就性是为体的意思来说，体一定要能成用，发用下来而为情，且体必然不多于用，若用则有成千上万，体上最多只论四德。
（一）性发为情的由来
首先，「性发为情」的理论架构从何而起？除了依于小程子「仁是体」的见解外，对于先秦的经典亦有所取。朱子早年致力于中和之说的研究，不管是中和旧说或是新说，对于喜怒哀乐之发与未发皆有详细讨论，这也是其师李延平承于道南派所做的「体验未发时的气象」工夫。
当朱子的中和新说确立之后，其整体的思想、义理架构亦大致抵定――理气论做为定准而不可移，且理气下贯至人心是为心性论。气的背后有其所以然不可变之理，同样的，在心性论
中，情之发背后有一个性体做为根据，天地间的理与气，比配到人身上而为性与情。性之发何以为情？这是朱子依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首章）的话语而来，这「中」是吾人的天命之性，故由中发而为情（当然，就朱子学的义理而言，发不是性本身发，因为性只是理，理无造作、无计度，无所谓发与不发，发与不发是指情的发用与否，情之发，性搭在情上而起作用），指由性发而为情（喜怒哀乐）。
然而，性是形而上者，情是形而下者，何以两者能关连在一起？朱子的〈仁说〉里，解释了这种特殊的体用论，其言：「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谓情性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学者诵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此朱子本着伊川思想的仁性爱情之说，认为不可以爱为仁，而发挥「性发为情」的思想。性与情虽分域不同，但不是没有关连。此亦是朱子学的理气不离不杂精神的发挥，如此性情亦不离不杂（情绪未发不可认为没有性理，因为如程子所言：万象森然已具），或是说性与心不离不杂，此所谓心统性情的涵意。这是朱子依于《中庸》而对性、情关系所做的诠释。
仁此外，对于《孟子》的理解与诠释，亦让朱子坚信「性发为情」的说法无误。孟子言：「乃
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乃所谓善矣。」（〈告子上〉）这是孟子面对包括性善、性不善、性可为善亦可为不善等不同说法所做的厘清与界定，孟子认为，以上这些说法不见得有误，但若真能依于孟子对于性与对于善的定义，那么这些说法就可迎刃而解。依于孟子的定义，所谓的性善，是指具有善的本质、可以做善而不沦为恶的自由主体本身。而孟子的言「情」，依于古义，是「实」的意思，指性之实质而言。
但在朱子，依于背后的理气论，理本身不动而只搭在气上载沈载浮，同样的，性本身亦只是在情绪之发时界为四破，作用在情绪上而表现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朱子依此把「乃若其情」的「情」，视为情绪，等同于《中庸》的喜怒哀乐四情。这是朱子依于经典所做「性发为情」的理论建构，属于一种创造性诠释，「乃若其情」的「情」字是「素」、是「实」。
除了「情」字的发挥，朱子对于《孟子》尚有其他的撷取。由于坚信「性发为情」义理是不可颠扑的，关于《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之说，朱子便把恻隐、羞恶等视为情绪、为发端，而发端是用，背后有其体，其体是仁义礼智，仁义礼智四德发端于外便是恻隐、羞恶等情。
性与情之间又是如何连结？朱子取于张载「心统性情」之说。张载原意为何，在此不谈。朱子以为，情绪之发经常是突然的，有时合理，有时不合理，要让情绪之发皆能中节而合理，则要在气心上涵养，这是朱子学说的由来，或说是特殊诠释的结果。若在《孟子》，其言：「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意思是，恻隐便是仁，非仁之一端，也非仁之发用于外的情绪。因此，朱子「性发为情」的理论，其实有着理气论──特殊的体用论做为根据，这也不断地影响着朱子的经典诠释。可以说，理气论便是朱子进行经典诠释的理路根源。
（二）性中何以只有四德？
再者，朱子所言的性，何以只有四德，而非百德、千德，为何孝弟不是性中之德？首先，由于孟子只言仁义礼智，因此朱子亦认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然而，孟子只是例举，对于千百德性无法一一详述，所以才简单地以四德列举，而朱子却把它实看。这并非说朱子不懂活用，而是为配合其理气论体系之下的简择，使其理论较为简洁、容易，朱子只是顺水推舟地予以套用。
此外，朱子的这种见解（性中只有四德）亦受有汉儒（如董仲舒）的天人相应、或是阴阳家
说法所影响。本来孟子并无明言性中只有此四德，朱子则以此四德比配于《易经》元亨利贞四德，以及四季的春夏秋冬。故与理气论（天道论）相应的心性论中，性中只有四德，别无他德，忠孝慈爱皆非性中之德，顶多只能是仁义之德的发用之事例。当然这并非孟子原意。而且，当仁义礼智四德，有时以五德言表，即仁义礼智信，朱子便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做比配，其中土为中间之德行，如同信为五德之「中德」一般，已经包含在四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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