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唐代新题乐府诗歌
第三节唐代新题乐府诗歌
到了唐代，乐府诗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尤其是文人乐府创作呈现出勃兴的局面。许多诗人都写乐府诗，创作出大量的新题乐府。而且许多著名诗人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也多是乐府体诗。盛唐时期的杜甫和中唐时期的元、白等人的新题乐府创作成就尤大，影响尤巨。
一、杜甫的新题乐府诗
汉魏六朝一直到唐代，乐府诗创作都存在一个后代诗人拟写前代古题的传统，其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拟乐府诗。与此同时，每一个时代又不断有新题出现，尤其是南朝梁、陈两朝，创作出大量的新题。而这些新题产生以后，又被后代人拟写而变成古题。这可以说是乐府诗从汉魏到唐代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正因如此，宋人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将不见于陈隋以前的新题乐府命名为“新乐府辞”。但郭氏“新乐府辞”与中唐以后元白等人对新乐府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元稹《乐府古题序》、白居易《新乐府诗序》、《与元九书》等认为新乐府应该是乐府诗作者“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首创，内容也要“讽兴当时之事”。所以葛晓音等学者认为唐代新乐府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的新乐府是指唐代产生的新题乐府，狭义的新乐府则指新题乐府中符合“兴谕规刺”内容标准的诗。
在唐代新乐府诗的创作中，杜甫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诗人。作为一个经历过唐王朝全盛时代和安史之乱的诗人，杜甫用诗歌记录下了这一过程，其创作有“诗史”之称。就体裁而言，杜甫兼善各体诗歌。尤其引人注
目的是，杜甫创作了大量以“行”为题的新题乐府诗。“行”体新乐府在内容与艺术风格等方面与汉魏乐府有许多类似之处，是“从杜甫到中唐前期旨在‘讽兴当时之事’的新乐府诗产生的温床”（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与界定》）。杜甫的“行”体新乐府较多反映社会现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露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这类诗作以《兵车行》为代表。《兵车行》标志着杜甫诗风的转变。这首诗表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以及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杜甫把矛头直指好大喜功的唐玄宗，一方面是“边庭流血成海水”，另一方面是“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视而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以及“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社会现状，也充耳不闻“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社会惨景。
第二，揭露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对百姓的欺压。在这方面，杜甫有一系列的诗篇，如《丽人行》批判了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杨氏兄妹，他们穿的是“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吃的是“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极尽奢华。《冬狩行》则讽刺了地方军阀只知打猎取乐，全然不顾国家安危的状况，“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此外，《岁晏行》“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写官吏的盘剥逼使百姓卖儿卖女，令人触目惊心。
第三，揭露安史之乱对百姓的伤害，这以“三吏”、“三别”为代表。“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作者在诗中出现，以亲身经历的方式叙事；“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通篇为人物独白，可视为代言体。这些作品作于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时任华州司功参军。当时唐军大败于邺城，强行征发民夫，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杜甫以实录的笔法对战争的惨状以及百姓的痛苦进行了描述，言辞之间充满同情。但换一个角度看，尽快结束战争使百姓及早过上的生活，也使国家的政治秩序得到恢复，这又和杜甫的政治理想相一致。所以在同情百姓苦难的同时，杜甫也鼓励百姓积极参战，故有“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之语。
在艺术上，杜甫的新题乐府即事名篇，不用乐府旧题，却深得乐府精髓。概言之，杜
甫的新题乐府诗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他善于综合运用汉魏南北朝乐府民歌的传统手法，通过高度概括的场面描写，以史诗般的大手笔展现出广阔的社会背景。他以场面的客体化及视点的第三人称来叙事，吸取了汉乐府叙事诗的创作经验，同时又以其宏大和深刻突破了汉乐府叙事方式的局限。如《兵车行》的开头通过少量典型细节构成了包含巨大历史容量的场面，揭露了统治者穷兵黩武所造成的百姓妻离子散的悲惨情景。其次，他善于利用歌行的赋化和容量大的长处，以及富有跳跃性和抒情性的特点，丰富了叙事手段，增加了叙事的多面性。如《哀江头》从第三人称的视点写诗人潜游曲江的行踪，哀叹曲江之昔盛今衰，写出杨贵妃死于马嵬的史实。最后，杜甫的新题乐府取法汉乐府却不重形似，而是化用汉乐府的神理，极大地创新了乐府诗的表现手法。这尤以“三吏”、“三别”为代表。“三吏”、“三别”一如汉乐府，直接面对当下的社会问题。但这六首诗的表现形式、叙述视角、叙事手法又各不相同，从而增加了作品反映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总之，杜甫的新题乐府能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反映民生疾苦。在艺术手法上，杜甫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乐府民歌的叙事技巧，师其神而不师其形，采取“即事名篇”的方法，能更真切地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杜甫的新题乐府直接导引了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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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白新乐府创作及其得失
在唐代新乐府发展史上，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引人注目。他们用新题乐府的形式，来揭露社会问题，针砭时弊。艺术表现上，大多以平易浅切的语言、自然流畅的意脉来增加诗歌的可读性，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的审美旨趣。
中唐时期元白等人大量创作新乐府以及尚俗诗风的出现，既有社会原因，也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有关。从社会背景看，唐代安史之乱平定后，社会矛盾却并未得到解决，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外族滋扰、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仍然存在。于是有识之士便要求去除政治积弊，推动政治革新。思想界也兴起了儒学复兴运动，重现实、重民生、重责任的精神重新得到了张扬。在这种情况下，白居易等人提出了重续《诗经》美刺比兴的诗歌传统的创作主张。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批评后人沿用古题而无新意，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白居易在《新乐府诗序》中标举“系于意不系于文，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诗》三百之义”，在《与元九书》中倡导诗歌要“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
人病，裨补时阙”，“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也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主张都成为元白新题乐府诗创作的理论基石，而重写实、尚通俗的审美旨趣也与这一理论互为表里。
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他们推崇杜甫，认为“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元稹《乐府古题序》），有古诗之义。不仅如此，杜甫诗中的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也被中唐新乐府诗人继承和发扬，所谓“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元稹《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既有明确的诗歌主张，又有杜甫这样的先导者，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绅等便继之而起，投身于新乐府的创作。
张籍、王建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张籍的乐府诗有民歌特，其中《野老歌》、《废宅行》等都是反映现实又通俗晓畅的乐府诗。王建的诗风与张籍相似，乐府诗也常针砭现实，反映民生疾苦，如《水运行》、《当窗织》、《田家行》、《海人谣》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写出了官府对百姓的压榨，也表现了诗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但张、王虽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却多为古题，又没有提出明确的诗歌主张，所以他们的新乐府创作尚未形成声势。
元稹曾任宰相（工部尚书同平章事）、浙东观察使、尚书左丞、武昌军节度使等职，地位显赫。在对待新乐府的问题上，他不仅在理论上呼应白居易，并且作有针砭时弊的《和李
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其中，《上阳白发人》写宫女幽禁之苦，她们只能被囚禁深宫而空耗青春年华；而《华原磬》以两种乐器的对比，暗指君主不辨正声邪声，而小人佞言媚上，导致天下大乱；《五弦弹》借五弦比五贤，希望君王征召贤人，调理五常；《西凉伎》写边陲的繁荣与衰败变化，指斥“连城边将但高会”，却不能边疆的现象。他的这些诗都是直面现实之作，但也因为过于写实，有的诗缺乏情致，具有概念化倾向。
中唐新乐府诗人中，理论及实践成就最大的当属白居易。他有一整套新乐府创作的理论主张，他的新乐府不仅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在内容上表现得更深入，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平易浅切、自然生动的风格。
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政治讽谕诗方面。这些诗创作于元和三年至五年他任左拾遗期间。从内容上看，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并表现出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如《重赋》写下层民众之“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买花》感叹“一丛深花，十户中人赋”，而《伤宅》和《缭绫》则揭露了富贵者的奢侈和下层百姓的劳辛，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白居易最著名的新乐府诗是《卖炭翁》，诗中尖锐地批判了宫市对百姓的掠夺；而《杜陵叟》则写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仍然“急敛暴征求考课”，逼迫百姓典桑卖地来抵官租。他还有《新丰折臂翁》等揭露战争罪恶的诗，以及《草茫茫》“惩厚葬也”、《古冢狐》“戒艳也”、《井底引银瓶》“止淫奔也”等讽刺社会恶俗
的诗。
总之，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乐府诗以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加上平易通俗的语言风格，丰富和充实了中唐诗坛，同时也冲击了重粉饰雕琢的诗风。在延续和发展中国古典诗歌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式。元白所倡导的新题乐府创作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是他们过分强调诗歌的政治伦理意义，有些诗歌流于道德说教，损害了诗歌的形象性、蕴藉性。尤其是“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这样的诗歌铺展形式，使诗歌带上说教的尾巴。有些诗本不需这样的尾巴，但为了追求形式的统一而被强行加上了这样的尾巴，千篇一律，缺乏变化和艺术的独特性。其次是在语言使用上，由于一味追求通俗和写实，诗歌语言的含蓄和精练属性受到损害，甚至变成毫无诗意的说教文字。
唐以后被称为乐府的作品，大体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入乐的韵文作品，如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等。汉乐府本是一种音乐文学，后世因而称所有入乐的韵文作品为乐府。这是一种广义的乐府。二是流行于市井乡村的民歌，如明代的《挂枝儿》、《山歌》等。这类作品虽未经国家音乐机构采集加工，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又广为传唱，确与汉乐府的品格有几分相似。这也是一种广义的乐府。三是文人用乐府旧题所写的诗，唐代的李白、李贺，南宋的陆游，元末的杨维桢，明初的刘基等，在这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明代的李梦阳、李攀龙等，还曾以旧题乐府的写作作为基本的训练。需要注意的是，唐以后以乐府旧题所写的乐府歌行，根据惯例，一般归入古诗；而用乐府旧题所写的绝句，只要遵守近
体诗的黏对规则，通常被视为律绝，因而属于近体诗的范畴。
思考题：
1．谈谈你对乐府的理解。
2．简述汉乐府诗的句式特点。
3．举例分析汉乐府诗的人物塑造艺术。
4．简析《短歌行》，并以这首诗为例说明曹操乐府诗的句式特点和风格特。
5．南朝民歌语言运用上的突出特点是什么？试举一例说明之。
6．简析《木兰诗》的思想与艺术成就。
7．以白居易讽喻诗为例，分析他是如何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理论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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