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何以能延绵五千年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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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广播》2012年第04期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古国因外族的入侵或内部冲突，其古老文明被中断或者被摧毁。如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古巴比伦，曾是西部亚洲的文化中心，在楔形文字、数学和天文方面有过很大发展。但是经历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不同民族之间的长期冲突、征战之后，古巴比伦文明到公元前二世纪便湮没为废墟。到近代才发掘出它的遗址。又如，发源于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文明，曾经创造了金字塔、太阳历、木乃伊等相当高度的成就，但从公元332年埃及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其文化便开始希腊化，随后被并入罗马帝国，其文化便归入了罗马文化圈。公元三四世纪后，埃及文化又融入到古代基督教文化之中。公元八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埃及，从此埃及文化便汇入伊斯兰文化圈。还有，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河谷文明，因受雅利安的入侵而遭到摧毁；古希腊罗马文明，由于内部的原因或外敌的入侵而中断过。
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中华文明历史上也经历过的外族入侵和统治。如南北朝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先后建立起十多个国家，统治黄河流域270多年；宋、辽、金、西夏对峙时期，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统治中国北方地区200多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中国98年；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276年。但是，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却没有像巴比伦古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希腊罗马古文明那样，因外族的入侵或内部冲突，被其他国家、民族的文明取代而中断或者摧毁。中华文明始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特和独立的价值体系。其原因何在？
对这个问题，一些学者曾发表过见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老教授在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的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中曾指出，“早期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这是中国文明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的来源，也是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连续发展的重要原因（见2010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所主任孙熙国也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历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善于吸收和容纳多种外来文化和积极内容。应当说，这些见解特别是严先生的见解很有道理，但似乎还
没有说到问题的根子上。
笔者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未曾中断，起决定作用的是两个因素：一是中华古文明相对于当时入侵、统治中国的外族文明具有制度上的先进性，对外来民族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大家知道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而周边的外族大都长期处于游牧或半牧半农社会，其文明程度和积累的经验也落后于中国。二是中华文明自身具有一种内发的精神力量，我概括为“和”的精神，“天下”的精神，“入世”的精神和伦理道德精神。这几种精神具有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既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较易为外来民族所认同、所折服而自觉学习，从而对其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使中华文明不仅不被取代反而内涵更加丰富，生命力更强了。
决定因素之一：制度上的先进性
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显示：中国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左右即夏王朝之前就渐进到农耕社会。到西周时期，在周公辅成王的年代里，建立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的制度，发展农业，开设国学（贵族子弟受教育之所），并开始废除之前朝代实行的“以人殉葬”的非人性制度，对周边民族（戎人、狄人、夷人等）则采取以“以和亲之”的政策，形
成了“万邦协和”、“四夷宾服”的局面。孔子曾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到秦汉之际，国家大统一，国力空前强大，制度更加完备。特别是汉武帝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已经确立，制度的先进性、文明的高度已远非周边民族可比。曾侵扰中国近千年的强大的匈奴人，在汉武帝亲自策划下，经卫青、霍去病两位大将军的英勇反击，终于被彻底打败了，中华文明仍大踏步前行。
从东汉时期起，居住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陆续南迁，同中原地区的汉民族联系日益密切，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习惯，但他们从汉族那里学会了许多东西，逐渐浸染于汉族文明之中。到西晋末年，公元304年，早先迁入的南匈族人刘渊建立了汉国。随后，羯、氐、羌、鲜卑族又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国家，即史称的“五胡十六国”。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又经历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朝代（总称为北朝）。到隋朝统一全国时，少数民族的政权前后统治中国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达270多年。这是中国多民族大融合时期之一。这种融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是各民族学习汉民族、汉民族学习其他民族的过程，彼此达到了“相忘相化”的地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十分喜爱汉文化，认同汉文化，他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悉以原来汉族的制度为楷模，生活方式也照汉人行事。他改胡姓为
汉姓，改胡服为汉服，禁鲜卑语说汉语。创建于南北朝时期（始建于北魏）的石刻艺术宝库——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是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见证。它既继承了汉代的石刻艺术传统，融合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意味，也吸收了外来佛教文化的艺术风格，是整个中华文化史上的艺术明珠，也是世界闻名的文化遗产。
再以强悍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为例。虽然蒙古族统治者歧视汉民族，在法定的民族四等级制度下，蒙古人为一等，目人为二等，汉人被列三等、四等（三等是原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和契丹人；南宋统治下的汉族被称为“南人”，是四等）。当时，汉人与蒙古人的政治地位不同，法律待遇的高低不同，经济负担的轻重也不同。但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其政治制度（封建帝制）、行政制度乃至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大都遵用汉法。他吸收历代中国统治者的经验建立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官制和行省制等各项体制，并采用程、朱理学为其统治思想，设编修所编印儒家经典。可以说，元朝的政统、道统，基本上依循中原汉人的传统。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和中华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著名的元曲（杂剧和散曲）就是继唐诗、宋词并吸取了民间演唱形式发展而来的，流传至今的元曲作品有150种，元曲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创中国文学的一代辉煌；元代的中国山水画也完全是唐宋以来中国画的继承者。元朝官修的《农桑辑
要》一书，保存了大量的农书资料，反映了我国从六世纪到十三世纪植物栽培及家畜饲养等多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元代杰出科学家郭守敬、许衡编撰的《授时历》施行长达360年。总之，中华文明中的先进制度在蒙古族近百年的统治中，仍然在继承、发扬和进步中。
延绵 再看看满族统治时期，尽管清王朝统治者曾想竭力保持其本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地位，用满文书写公文，编写历史，但是，清王朝的统治思想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大力提倡读四书五经。坚持隋唐以来一直实行的科举制度，在全国选拔人才。1646年清顺治三年颁行的第一部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大体上沿用明律，只是把满族自己一些条例糅合了进去。清统治者规定满、汉、蒙、藏、维吾尔五种文字并用，但全国通行的还是汉字，连满族人民也都逐渐使用汉字，满文却很少使用了。清代的大多数皇帝包括康熙、乾隆，汉文化的修养都很高。康熙在位时，奖励垦荒，治理黄河，减轻水患，保证大运河畅通，进行全国土地测量，完成《皇舆全图》的绘制，编撰《康熙字典》、《全唐诗》、《佩文韵府》，忠实传承中国文脉。乾隆时，修《明史》、《续文献通考》，用十年功夫完成《四库全书》。清代在体现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学术方面，也有许多超越前代的地方。在文学、艺术方面，小说、杂剧、诗词和玉雕、陶瓷工艺，都取得很大成就。所有这些都显示清代对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到十八世纪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已增加到3亿多，是当时世界最富
强的国家之一。
从上面讲到的几个曾被当时外族统治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上都具有先进性，因而被各民族所认同、传承和践行的历史事实。
二、决定因素之二：中华文明内在的精神力量
1.“和”的精神
“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一种精神。它具有一种开放性、包容性和协调性。《礼记·乐记》中说，“和，故万物皆化”。中国古代哲人认为：“和”是事物生存的基础，“和合共生”，故人类和万物生生不息。孔子说：“和为贵，和而不同”。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在冲突中只有采取开放态度，求同存异，彼此包容，彼此截长补短，才能在共生共存中成长，并逐步达到融合。如果只有斗争，你死我活，人类的发展就会停滞甚至走向消亡。“和而不同”则能“多元一体”、“共生共存”。
在中华文明史上有两件事最能体现“和”的精神，一是“和亲”，二是共修长城。
早在春秋时期，汉族统治者与其他民族首领之间就存在一种保证双方和好相处、互不侵犯的联姻。到汉朝，从汉高祖与匈奴议和时以宗室女嫁与匈奴首领单于开始，此后各王朝时有沿用这种“和亲”政策的事例。这对缓和民族矛盾，巩固中原王朝政治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客观上也促进了汉族与各民族平等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的是：唐王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嫁与吐蕃（藏族）普赞（即王）松赞干布、尺带珠丹的故事。唐蕃和亲对加强汉藏两族的联系，促进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唐蕃“和同为一家”起了很好作用。历史上的这种“和亲”政策还大大促进了各族官员之间、各族老百姓之间的通婚。隋唐时期不少皇帝都有少数民族血统，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是鲜卑族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窦氏，也出自鲜卑族。
谈到世界著名文化遗产——“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实是中华各民族用血汗共同凝结成的。我国著名学者罗哲文先生（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长城是中华多民族共建的工程。自秦始皇以后，统治中国或中原地区的王朝，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大都修筑长城，其中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为多，如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元、清等朝都曾以不同规模修筑长城。有些朝代修建规模很大，如金长城长度近万里。他说：“长城铭刻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事实”，“长城是和平的保障”。
世界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氐族）经隋唐到元朝（蒙古族），也是各民族几代人共建的。
长城和敦煌莫高窟的修建历程，说明了历史上中华各个民族思想上、精神上有一种内在的共通的东西在起作用，这就是“和”的精神力量。
2.“天下”的精神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地、人、万物构成“天下”，把人和大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笔者认为：“天下”包括三层意思：从人和天、地、万物的关系来说，天、地、万物是天下人所共有的，是人类应当共同敬爱和珍惜的，这也就是中国古老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从人自身即人与人的关系来说，是“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民吾胞，物吾与”的思想；还有就是“人人要对天下负责”的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思想。
《礼运·大同篇》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同儒家的“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是相通的。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历来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天下”，“家国为大，个人为小”，“他人为重，个人为轻”。归根到底，修身是以家国的治理、天下的太平为根本归宿点，社会体利益为本位。这就是“天下”精神的体现。这种“天下”的观念同西方文化传统核心——个人主义，是显然不同的。西方文明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和独立性，把个人主义普遍化为永恒不变的人性。美国哈佛大学安守廉教授对此有所评论。他说，中国更讲求社会性，西方更讲求个人性，西方比较强调个人权利，中国则注重社会责任。这种评论，从总体上讲，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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