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民要术》中的量词及其语法化研究
《齐民要术》中的量词及其语法化研究
作者：闫潇 李建平
来源：《现代语文》2020年第07期
        摘 要：成书于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量词数量丰富、使用频率较高，在魏晋南北朝数量范畴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在《齐民要术》中，量词总计有111个，其中，名量词101个，动量词10个。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两汉量词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兴量词15个。从数量表示法的角度来看，在2237例物量表示法中，使用量词的称数构式开始占据优势地位，但“数量名”结构仅占7.06%;在239例动量表示法中，使用动量词的约占44.35%。同时，“数量”结构既可作状语也可作补语，位置仍未定型。可见，此前学界认为该时期汉语量词获得大发展并
趋于成熟的观点有待修正，魏晋南北朝量词主要继承自两汉，其语法化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处于量词史中的成长阶段。
        关键词：《齐民要术》;量词;语法化
        一、引言
        汉语及汉藏语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具有丰富的量词，其量词系统都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由名词、动词等词类经过漫长的语法化历程逐渐形成的，这一历程及其动因也成为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课题[1]（P148）。《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是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其口语性强且量词丰富。前人已对此做过很多研究，如贺芳芳对《齐民要术》的量词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此书共出现名量词47个，动量词5个[2]（P11）;李小平根据量词指称的主要对象和范围，将《齐民要术》的量词归纳为四大类，即草木瓜果类，车具、牲畜类，面积、容量、长度、重量类，动作行为类[3]（P156）;汪维辉《〈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对《齐民要术》中的92个量词进行了较详细的描写[4]（P123-142）;冯青对《齐民要术》中个体量词的使用情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5]（P37-40）。上述研究对《齐民要术》的量词数量进行了统计，对其使用情况
进行了描写，对本文的撰写深有启示。不过，这些研究大都限于此书中具体量词的释义与用法，而很少涉及数量表示法的探讨;同时，由于对量词界定的不同而导致研究结果差异较大，且存在着一些遗漏的量词;对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兴量词也较少关注。就此而言，我们仍然很难判断这一时期量词的发达程度和语法化程度。
        本文以石声汉的《齐民要术今释》为底本[6]，对《齐民要术》出现的量词进行了详细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见下页）：
        从表2可以看出，《齐民要术》中的量词总计有111个，其中，名量词101个，动量词10个。同时，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两汉量词的基础上，又出现了15个新兴量词。
        二、从《齐民要术》看量词的发展与语法化程度
        汉语量词系统早在殷商甲骨文时期便已经萌芽，西周到东周时期有了初步发展，两汉时期是量词茁长的时代[7]（P5）;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长，量词系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8]（P4）;到隋唐五代时期，量词系统达到初步成熟[9]（P9）。从历时角度来看，《齐民要术》中的量词及数量表示法既体现出魏晋南北朝的总体特，也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一）名量词的发展和语法化程度
        名量词是量词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类，名量词的语法化程度是量词系统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但对名量词成熟时代的认识，学界一直存在争議，有两汉说、魏晋南北朝说、唐五代说、宋代说等诸多观点。本文结合《齐民要术》中名量词的使用情况，来考察这个时期的量词使用特点，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名量词系统虽有较大的发展，但仍未完全成熟。
        第一，名量词与新生量词数量多。
        在《齐民要术》中，量词总计111个，名量词就有101个，占量词总数的90.99%。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还出现了15个新生名量词。其中，新兴的个体量词有“叶”“道”“章（计量大树）”“珠（计量水滴）”;新兴的集体量词有“团”“具”“撮”;新兴的借用量词有“臼”“匙”“匕”等;新兴的制度量词有“扼”“洪”。这都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量词系统的大发展，新量词的增加满足了用量词称量事物的需求，也为量词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4]（P126）。
        第二，名量词中制度量词丰富，出现频率高。
        在101个名量词中，制度量词有32个，占名量词总数的31.68%，而且使用相对密集。如：
“上农夫区，方深各六寸，间相去九寸。一亩三千七百区。一日作千区。区种粟二十粒;美粪一升，合土和之。亩用种二升。秋收，区别三升粟，亩收百斛。丁男长女治十亩。十亩收千石。岁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种谷第三》）这段文字中连续使用7个不同的量词，制度量词就有6个，反映了制度量词的丰富和成熟。
        第三，量词独用较多，有量词重叠形式。
土和于读什么
        汉语量词往往不独立使用，一般要和数词组成数量结构，以获得更自由的组合能力[3]（P156）。不过，在《齐民要术》中，有不少量词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例证，这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数量结构中数词“一”省略，如：“一亩两载，载直绢三匹。”（《种胡荽第二十四》）这里的“载直绢三匹”即“一载直绢三匹”;一种是由于数量的不确定性而舍弃具体的数词，表约数，如：“交址县有木绵，树高丈。”（《木绵第一一○》）这里的“树高丈”是指几丈高的树;还有一种是量词的重叠形式充当句子成分，如：“重重如此，以满瓮为限。”（《作菹、藏生菜法第八十八》）这里的“重重”即“每一重”。
        第四，存在“Cl+Cl”的形式。
        早在上古汉语中，量词同量词已经可以连用，并逐渐词汇化成为双音节复合词[7]（P40）。这种构词方式在《笨曲并酒第六十六》也存在着：“其七酘以前，每欲酘时，酒薄霍霍者，是曲势盛也……虽势极盛，亦不得过次前一酘斛斗也。”斛斗，代指容量，可见“Cl+Cl”结构已产生。
        第五，“Num+Cl”结构和“N+Num+Cl”结构在物量表示法中占绝对优势。
        吴福祥通过对《世说新语》《百喻经》和《贤愚经》物量表示法的考察，认为：“南北朝时期的文献里，‘名+数+量’和‘数+量+名’两种结构在使用频率上相差无几，前者并无呈现主流特征。”[10]（P252）并进一步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量词范畴整体上还显示较低的语法化程度，量词范畴的完全成熟应该是在唐代以后。”[10]（P252）其总体结论确切无疑，但在对南北朝时期物量表示结构的探讨上还需深入，其考察仅限于“口”“头”等10个个体量词，全面考察仍有待展开。
        我们对《齐民要术》中的物量表示法进行了统计，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该时期量词使用已非常普遍，其中，“Num+Cl”结构是主流，共955例，
占42.69%;“N+Num+Cl”结构占28.48%，“Num+Cl+N”结构仅占7.06%。由于制度量词是人工制定的，不存在语法化的过程，若不计制度量词，则“Num+Cl”结构为271例，占12.11%;“N+Num+Cl”结构为151例，占6.75%;“Num+Cl+N”结构为77例，占3.44%;三种结构使用频率的差异缩小，但“N+Num+Cl”结构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Num+Cl+N”结构。仅就个体量词来看，“Num+Cl”结构共225例，使用频率仍是最高的，“N+Num+Cl”结构67例，“Num+Cl+N”结构36例。可见，无论是综合统计还是仅限于个体量词，该时期“N+Num+Cl”结构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Num+Cl+N”结构。
        刘世儒曾提出“汉语名量词发展到这一阶段，基本上已经进入成熟时期了”[8]（P4），其依据是在于“数量词开始转向以前附于中心名词为原则，这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事”[8]（P45）。而在《齐民要术》中，“N+Num+Cl”结构的使用频率明显多于在物量表示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Num+Cl+N”结构，且后者只占总数的7.06%。这些现象都说明数量词前附于中心名词的转变还未完成。
        刘世儒先生认为，数量结构成为一种句法规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的，并指出在这一时期，“数名组合不通过量词介绍是个别情况，在一般情况下总是要通过量词来介绍的”[8]
（P32）。但经统计发现，《齐民要术》中的“Num+N”结构并非个别情况，它占到了物量表示法总数的15.15%;还有一些“N+Num”结构，也占到1.39%。此外，同一量词同时出现于这两种结构的情况也较为常见，如《齐民要术·序》：“吴末，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矣。”这些现象都是量词发展处于过渡时期的重要表现。
        第六，名量词的运用表现出较大灵活性。
        《齐民要术》中名量词使用的又一个明显特征是，称量同一名词时可以选择不同的量词，这体现了名量词使用的灵活性。如《养鱼第六十一》：“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得鲤鱼长一尺者一万五千枚。”在称量鲤鱼时，可以用“头”，也可以用“枚”;又如《桃第九》：“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王母以四颗与帝，三枚自食。”在称量仙桃时，可以用“颗”，也可以用“枚”。当然，大部分名量词所指称的对象是明确的，表义也较为精确，但在名词和量词搭配中，经常出现相同名词选择不同的量词，形成一对多关系，表现出名量词运用的灵活性[5]（P39）。
        刘世儒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认为：“这类量词在南北朝特别得到发展，其量词的丰富，分工的细密，规范的明确，都不是这个时代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所可以比拟的。
汉语名量词发展到这一阶段，可以说基本已经进入成熟时期了。”[8]（P4）确实如刘先生所言，这一时期名量词（包括新生量词）十分丰富，其分工也渐趋细密，不过，仍存在很多不规范、不明确的名量搭配。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并非刘先生所说的名量词的基本成熟阶段，而是量词系统进一步发展的时期。
        （二）动量词系统的发展和语法化程度
        同名量词一样，动量词也不是先前存在的，其产生远远晚于名量词。动量词系统产生于两汉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动量词的使用有了很大的发展[11]（P149），但远未成为动量表示法的主流。
        我们对《齐民要术》中的动量表示法进行了统计，具体如表3所示：
        从表3我们可以解读出以下信息：
        第一，动量词较少，动量词的使用在动量表示法中未成规范。
        《齐民要术》中只出现了10个动量词，其中，专用动量词仅有6个，且“Num+V”结构是
最重要的动量表示法，占动量表示法总数的52.7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使用动量詞在动量表示法中还未成为主流，只有几个常用的专用动量词，动量词的使用还不成熟，仍处于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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