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学)英语系副主任刘承沛，第⼀次从学⽣那⾥听说“托福”。
直到⼏天前，这位86岁的⽼⼈回忆起往事，依旧不住地⽤⼿胡噜着花⽩的头发，眼睛睁得⼤⼤的：“我现在都不清楚，这个学⽣是在哪⾥考的试！”两年之后的1981年12⽉，中国内地的第⼀次托福考试(TOEFL)，在北京、上海和⼴州三地同时开考。
这次考试也创下了内地考试的诸多第⼀：第⼀次将美国标准化考试引⼊中国、第⼀次使⽤机读答题卡、英语考试第⼀次考听⼒……甚⾄后来，托福考试模式还为中国⾼考改⾰提供了参考。
“中国式托福”⽆奈收场
1978年，中国⿎励公派店铺———托福进⼊中国，离不开这个⼤的背景———出国选学校就要考托福。
考托福需要交美元报名。最初，为了省下报名费，中国曾效仿托福经验组织“中国式托福”，并期待得到更多美国⾼校的认可，但事与愿违。
1980年，综合了托福和⾹港考试经验的EPT(英语⽔平考试)在内地开考，当时在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学⽣司⼯作的杨学为称之为“出国前的预选”。
EPT在设计题⽬上把托福当做参照，难度也与之相当，但是“刚刚经历过‘*’，⼀部分中青年学者⼏乎没有英语底⼦，”作为
命题组成员之⼀的刘承沛说：“⼀考试，不及格者⼤有⼈在。”蒋妙瑞是这场预选的负责⼈。他任职于国家教委⾼教⼀司外语处，当时⼀统计成绩，他竟然发现，“如果按照EPT的成绩选拔，能达到出国分数线的⼈，甚⾄还不够中央要求的出国⼈数。”当然也有考得不错的学⽣。他们拿着成绩单去申请⼀些⾮中美政府间合作的美国⼤学时，却遭到了拒绝。
这显然⼜与设计EPT考试的初衷存在落差。在蒋妙瑞看来，托福是美国ETS(美国考试中⼼)的标准化考试，既然要申请美国的⾼校，⽆论你组织得再好，⼈家也不愿意承认中国的考试成绩，“这是情理中的事情。”所以在当时，⼀些留学⽣如果想申请美国⾼校的学位，在国内通过EPT考试后，还要再坐着飞机到国外考⼀次托福，通不过再回来。杨学为打趣地说，这时候，为了省下飞机票钱，把托福引进中国，俨然成了当务之急。
⾄此，“*”后的中国在把轨道逐步确定为经济建设的同时，在教育领域也开始酝酿，为这场“纯美式的考试”敞开⼤门。
第⼀次托福筹备6个⽉
在刘承沛眼中，美国ETS的董事长们都是精明的⽣意⼈，他们看透了变⾰中的古⽼中国决不会拒绝“托福”的到来；另⼀⽅⾯，已经红透了绝⼤多数⾮英语国家的托福考试，也急需占有中国这个巨⼤的市场。
1981年2⽉，ETS派出3⼈⼩组来华“试探”。
他们⾛访了中国教委，并起草了ETS与教委有关托福进⼊中国的协议。协议经过⼏个⽉的修改，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毅的批⽰下，中国代表团⼀⾏⼈于5⽉赴美签字。
洽谈协议的过程出奇的顺利，双⽅谈判时，并⽆利害之争，主要内容集中在如何使中美两国在考试操作理念上更好地融合。
时⾄今⽇，托福考试如同快餐⼀般每年举⾏30多场，⽽在27年前，有多年海外考试服务经验的ETS要求，中国⾸次托福考试的准备时间⾄少需要6个⽉。
对此，当时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疑义：“6个⽉准备考试，是不是为了要钱啊？”杨学为说，ETS就拉出时间表，详细解释这6个⽉要进⾏的⼯作：组织报名、交报名费、寄送卷⼦、如何保密等等⼀系列环节。
5⽉，在美国某⼤学的⼀间教室⾥，杨学为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副主任陆兆淞等⼀⾏⼈⼀同参加了与ETS的签约仪式，到场的还有中国驻美⼤使馆的⽂化参赞。
陆兆淞站在教室的最右边，杨学为则端着⼀个借来的没有闪光灯的相机为仪式拍照留念。他把快门调得很慢，光圈调到，为了拍到的效果，他连⼿都不敢抖⼀下。
⾸考听⼒临时改造教室
从美国回来不久，ETS把托福考试资料邮寄到北外。
从这⾥，试卷等资料被分到3个城市的考点。
杨学为回忆，之所以第⼀次考试选择北京、上海、⼴州，是因为ETS认为，当时这3个城市的英语师资⼒量及软硬件条件⽐较好，考⽣⽐较多。
没有横幅，没有⼴告，在北外办公楼的⼀间⼩办公室⾥，中国第⼀场托福考试默默地开始接受报名。
中国要考托福的消息，还是被⼏家媒体报道了。来了报名的⼈，负责考务⼯作的陆兆淞就把资料发给他们，随着⼝⼝相传，报名者也越来越多。⼀年多后，报名点也换⾄⼀间更⼤的办公室。
托福考试要测听⼒，这在中国是头⼀次。学校决定不⽤⼤喇叭放考题，怕声⾳失真，为了保证公平，每⼀名考⽣都要有独⽴的⽿机插⼝。
北外拨款临时改造了⼀个能容纳100⼈的⼤教室作为考点，加上原有的4间语⾳教室，但还是⽆法满⾜越来越多的报名者，这时，现在的北京语⾔⼤学临时成为第⼆考点。
托福考试全程使⽤机读卡，这在中国的考试⾥也是第⼀次。
报名时，考⽣都要⽤汉语拼⾳填写姓名，然后把报名卡上相应的字母⽤铅笔涂⿊，陆兆淞要逐⼀检查每⼀张报名卡，这些报名卡将寄往美国，如果有⼀张出错，不仅考试没有成绩，19美元的报名费也打了⽔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考⽣答串⾏是他最担⼼的。开考前⼀天，陆兆淞召集所有的考⽣来开会，把答题卡复印件发给考⽣，特别强调考⽣⼀定要带着尺⼦考试，⽐着答题，谨防在密密⿇⿇的答题卡上涂错。
当时绝⼤多数是单位集体报名，报名时直接交美元，报名费也由单位负担，为了防⽌考⽣作弊，每⼈的准考证上只写考场不写座次，考试⼊场时临时安排座位，⽬的就是要把同单位的⼈分开坐。
11⽉份，试卷由专门快递公司运到北京，陆兆淞把卷⼦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他说，不⽤看守，当年不会有⼈来偷。 从美国运来考试铅笔
刘承沛没有想到的是，在听说“托福”仅两年后，他就成为中国内地第⼀次托福考试的北京地区主考官。
他认为，托福考试与当时中国的考试的不同是，要时时刻刻给学⽣⼀个最舒服的考试环境。⽐如考试时，监考⽼师不能在考⽣⾝后站⽴超过30秒，不然会影响考⽣的情绪；每个考场都要准备闹钟，让学⽣时时刻刻都能把握考试时间。
更有趣的是，考⽣答题⽤的铅笔、橡⽪、转笔⼑都是随着资料⼀同从美国运来的。陆兆淞说，当时⽤美国的铅笔，主要是担⼼中国铅笔⾊度不够，影响机器判卷的准确性。黄⾊铅笔上印着“TOEFL”字样，笔头上顶着⼀个橡⽪擦，“这个橡⽪头⽐国内的要好很多，擦过后试卷上不会变⿊。”每个考场有两名监考⽼师，开考前要把铅笔削好，每个桌上放两⽀，如果考试中有铅笔出现了问题，⽼师随时帮他更换。
除了两名监考⽼师，每个考场还有⼀名机务⼈员，专门负责⽿机的维护，开考前10分钟，考⽣开始试听⽿机，出现问题，机务⼈员随时为其更换。
不过托福考试要求也很严格，⽐如做过的听⼒试题不能更改，如果被监考⽼师发现有考⽣出现更改的⾏为，就按照违规
处理。“当时有100多道选择题，考⽣们也根本没有时间改。”考试结束后，铅笔也⼀同收回，留着第⼆年的考试接着⽤。
刘承沛说第⼀次考试很顺利，没有出现作弊，但他⾄今也还有些后怕，他说，应该提前听⼀下英语听⼒，如果播放听⼒时出现问题，就⽆法挽回了。
陆兆淞记得，⼏个⽉后拿到成绩时，感觉还不错，有600分以上的，550分的很多，基本上考⽣都在500分以上。
托福经验被⾼考借鉴
当时去美国签约，杨学为还带着另外⼀个任务。
国考报名费 托福与当时中国的⾼考完全不同。托福是美国⼈的标准化考试，他们有理论，每年的题⽬由题库⽣成，难度保持⼀定。
但当时的中国，考试都是主观题，命题也只凭借经验。
“经验是存在于命题⼈的脑⼦⾥，今年谁去命题谁就有经验，明年换⼀个⼈，就没有了经验，每年考试题⽬难度忽上忽下。”杨学为说。
随着托福的引进，1985年中国⾼考实⾏标准化改⾰。命题中增加了客观题，同时保留了部分主观题，这样的改⾰，既有借鉴托福的内容，也有⾃⼰的创新。
蒋妙瑞认为，托福的优点是，它的考试是有效的。可以通过⼀种题型，拉开不同程度考⽣间的档次。但是它也有缺点，⽐如全是选择题，⽆法避免考⽣猜答案的因素。
所以在之后由蒋妙瑞负责的⼤学四六级考试的命题中，托福经验多被借鉴，但是增加了作⽂的内容。
经过⼏年的考试，陆兆淞也向ETS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后来，托福考试陆续增加了作⽂考试。
据媒体报道，第⼀次托福考试共有732⼈参加。如今，2009年，参加托福考试的学⽣将达到1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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