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十大常识要点
作者：李生明
来源：《前进》 2020年第9期
李生明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十里河北岸，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大小窟龛254个，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万余尊，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宝库、公元五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中国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也代表了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云冈石窟博大精深，研究资料卷轶浩繁，芸芸众生不可能都有意愿成为专家学者，而只是站在欣赏者的角度前来参观和了解，这就产生了一个让石窟艺术走进大众生活的课题，具体有效的做法是梳理一些要点知识，以尽可能短的时间让游客获得更多的信息。
第一，云冈石窟前后开凿60余年。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集全国之力开凿的皇家石窟，是中原最早开凿的集建筑、雕塑和壁画为一体的大型石窟，东西元素结合，多民族文化荟萃，涉及佛教和北魏社会诸领域，体系庞大，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460年（一说是454年），终结于孝文帝迁都洛阳即公元494年，迁都后云冈的民间工程由北魏的一些达官显贵继续进行，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开凿60年。扩大范围看，云冈峪沿线北魏石窟众多，青磁窑、鲁班窑、吴官屯、焦山寺等小石窟依然保存。北魏之后的辽金元数百年间，这里仍是胡汉
之间的重要孔道。云冈石窟是草原鲜卑族主持开凿的，因而具有非常明显的草原游牧文化特别是鲜卑文化特。与此同时，北魏对中原文化的吸纳也比较突出地表现在石窟之中，而且更多地汇聚了埃及、希腊、印度笈多等世界各地的元素，尤其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较深，这在中后期石窟中更为明显。其缘盖出于北魏在收复北凉后，从姑臧（今武威）迁徙众多佛教僧徒至平城之故。
第二，开凿云冈石窟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北魏统治权。鲜卑拓跋氏兴起于大兴安岭，后迁入漠北。公元386年建国，定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国号为魏，表明承接三国魏氏政权进入中华正统，史称北魏。公元398年北魏迁都至平城（今大同）。又过了96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从统治中心一路向南推进的过程，可看出这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雄心。鲜卑皇室钟情于刚传入中国的佛教，将其定为国教，并把佛教视为一统中原的精神力量。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后，为了安抚民心，加固政权统治，便借助佛教力量，依据皇帝真容塑造佛像供人朝拜，认定并极力宣传“佛帝合一”“帝王即佛，礼佛即是礼敬帝王”“皇帝即当今如来”，并依照尊崇西方的民族传统习惯，将都城西面的武州山视为风水宝地，封为“神山”，开凿石窟佛像以作为精神载体，营造神秘氛围，让云冈石窟成为天国景象在俗世的展现，以此麻醉被统治区的汉民族老百姓，让他们在“远、虚、淡、静”的佛教氛围中失去对外族的反抗意识和斗志，同时也麻醉本民族的官民徒众，让他们死心塌地跟着皇帝南征北战，首先统一北方及草原各部落，进而统一中原及东、南各民族。凿山开窟造佛像与北魏皇室的手铸金铜像一样，都是为了将皇帝的形象永续传承。
第三，云冈石窟的伟大在于中外不同文化的融合。“千年融合看北魏”，北魏是民族融合尤其是最为彻底的时期，大同成为民族融合的摇篮，云冈石窟是最为壮观的见证。据《魏书》记载，平城时期有46个中亚、西亚、西域国家109次朝
贡记录。参与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来自多个民族，在技术和艺术上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各取其长，共同承传佛教大业。云冈石窟现存佛造像反映的也是拓跋鲜卑族、汉族和西域胡人的朝贡、交往和俗界生活场面。当时进入平城的游牧民族，包括远道而来的西域诸国人，内心都倾慕汉文化，久而久之便以归属于华夏民族为荣，这就使得国家统一观念由偏狭的单个民族升华为各民族的共识与政治目标，从而为后来的隋唐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北魏颁布的“均田制”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成为唐朝均田制、租庸调制乃至后来辽金“因俗而治”的田制之母，此差可诠释“大唐从北魏走来”。不仅如此，云冈石窟也是华夏多民族汇聚和中亚、西亚文化互动的产物。云冈石窟遗存有我国丝绸之路的印记，即石窟东部的“古道车辙”。它是一段紧靠石窟的岩石地面，上世纪60年代清理窟前积土时发现的两道古老的铁轮车辆碾压出的沟槽。这段“古道车辙”，沟槽深约0.16米，间距1.3米，据考证属于辽金代以前铁轱辘车碾压的轨迹，证明了云冈石窟前历史古道的存在。云冈石窟造像众多而铭刻文字甚少，北魏之后代契丹人对第13窟修像却留下铭记，金元时代也留下摩崖铭记，明、清、民国等时期的修复资料渐多。
第四，云冈石窟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自上而下开凿的。公元460年，北魏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开凿5个大石窟，即现在的第16-20窟，后人称为昙曜五窟，这是云冈开凿最早的窟。早期的昙曜五窟设计严密，因岩结构，气势磅礴，具有浑厚淳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第9-13窟被形象地称为五华洞，既非外来艺术的简单移植，又不是完全模仿传统的艺术再创造，而是来自不同国度的能工巧匠把广闻所见的艺术奇思、东西交汇的世间繁华、观念佛国的理想世界，记录在刚硬的石头上，因而显示出精雕细凿、装饰华丽的北魏风格；晚期石窟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的艺术榜样。仔细观看佛像衣服，可从早期希腊式犍陀罗衣纹、印度式“湿衣”纹演变到中期中国式的褒衣博带、晚期的秀骨清相，区分出云冈石窟三个时期的石佛造像。
世界上最大的坐佛位于 第五，第20窟的主尊佛像是云冈石窟的代表、象征和名片。它是依照北魏王朝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魏的形象雕刻的，与第19窟（第二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第18窟（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焘）、第17窟（第四位皇帝景穆帝拓跋余）、第16窟（最早开凿，是开山之作，代表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有明显的差别。因为前壁和窟顶崩塌，本来藏在洞窟内的主尊像完全暴露在外面，成为露天大佛。佛像为释迦坐像，高13.7米，胸以上因石质坚硬，保存完好。造型古朴硕大，两肩宽厚，袈裟右袒，面形丰圆，薄唇高鼻，神情肃穆。背光的大焰纹和坐佛、飞天等浮雕十分华美，把主佛衬托得更加刚健雄浑，充分反映了北魏佛教造像的宏伟气势，为云冈石窟中的代表作品。
第六，云冈石窟的造佛源自于佛教东传。佛教东传，带来了印度犍陀罗和古希腊雕刻艺术风格，又结合东方人温婉含蓄之美，成就了云冈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圣地。从汉明帝到北魏文成帝开凿云冈石窟，已是将近四百年历史。这四百年，佛法在地球上遍地开花结果。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后便长盛不衰，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艺术源流儒、道之外，最为重要表现形式。云冈石窟是典型的犍陀罗式艺术风格，是犍陀罗艺术东传最早、最大、最完整的珍品，其手法完全是印度式的。云冈石窟是佛教传入东土以来第一次由国家主持经营修建的大型石窟寺，北魏将它最鼎盛时期的文化留在了这里，云冈石窟不仅涵盖了北魏的宗教，北魏的佛学、美术、民族、文化、历史、建筑、艺术、民俗、音乐、舞蹈、服饰等全部雕刻在了石崖上，古老的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尽在其中，可谓中西合璧，胡风杂糅，包罗万象，所以云冈石窟是“雕刻在石头上的北魏王朝”。
第七，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金代。194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先生发现《金碑》，即《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1956年宿白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此后陆续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
〈金碑〉的发现与研究》《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系列文章，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对云冈石窟的历史和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本厘清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和分期脉络。上世纪初多位日本学者探讨云冈石窟的建筑特征和艺术源流。1933年9月，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考察云冈石窟，对北魏石窟建筑进行了测绘研究。1938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强行对云冈石窟进行了7次调查，并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16大本《云冈石窟》，代表了当时云冈石窟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上世纪70年代，宿白先生围绕云冈石窟的分期，与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水野清一展开论战并取得全面性胜利，中国学者开始扛起云冈研究的大旗。2006年以来，云冈石窟打造了一个云冈研究的核心团队，产生了《云冈石窟编年史》《云冈石窟词典》《中国雕塑全集·云冈》《云冈石窟佛传故事》《云冈石窟佛造像（典藏卷）》《平城丝绸之路论文集》等一大批研究成果。2019年夏，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在历时七载编撰后出版问世，把云冈研究再次推上新的学术高峰。这一年，云冈石窟被称为“音乐窟”的第12窟，原比例3D打印复制窟项目在深圳完成上总装，并开启“行走”世界的第一步。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时的重要指示为云冈石窟研究和保护研究指明了方向，涵盖历史、宗教、考古、艺术、建筑、社会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云冈学”走向纵深。
第八，云冈石窟的保护始于上世纪30年代。1934年11月初，蒋介石夫妇参观云冈石窟。之后，国民党大同县政府奉令筹建云冈新村，把住户与佛洞隔开，将老百姓从云冈石窟迁出，也对云冈石窟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61年云冈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10月至1963年10月，云冈石窟首次应用化学材料灌浆黏结、锚杆牵拉及传统加固技术。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来云冈石窟参观访问，之后，按照周总理“云
冈石窟三年要修好”的指示开展“三年保护”，针对五华洞和昙曜五窟进行危岩加固。1990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云冈石窟调研时指出：“云冈石窟艺术风化不得了，绝不能让它毁于我们之手。”遂于1992年至1997年，实施了云冈石窟“八五”保护维修工程。1998年至1999年间，紧邻云冈石窟350米的109国道云冈段改线成功，此举成为云冈石窟保护过程中的重大里程碑，也为云冈石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2001年12月，云冈石窟申遗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2年，云冈石窟防水保护工程启动。从2003年起运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多基线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对云冈石窟进行数字化保护。2007年，西部窟防水试验工程完工，彻底解决了对石窟有很大危害的渗水问题。2008年开始，大同市启动云冈石窟大景区建设工程，历时三年，总投资约20亿元，完成了周边环境治理，扩建后的景区面积较原先增大了10倍，达到2.3平方公里，其中核心景区面积120万平方米，在景区内种植油松、樟子松、杨树、槐树、五角枫、丁香、山杏等约20万棵，景区绿化率达82%。2012年，云冈石窟研究院组织实施了云冈石窟保护史上第一个立足于文物本体的全方位综合性抢救性保护维修工程——“五华洞岩体加固、彩塑壁画修复及保护性窟檐建设工程”，有效缓解了洞窟造像风化的问题，改善了文物保存状态和保存环境。2020年5月13日，“会动”的云冈石窟第18窟亮相央视频直播，3D打印进一步让云冈石窟“活”了起来。
第九，云冈窟顶上有两处北魏至辽金的佛教寺院遗址。云冈石窟顶上有一段夯土堡墙，人们习惯称为云冈古堡，因为它不是云冈石窟的主体部分，因而常常不被关注。云冈堡分为下堡（旧堡，占地42亩）和云冈石窟崖后的上堡（新堡），均为400多年前的明代所筑。两堡堡内有兵营、马厩、堡门、半圆形瓮城、祭祀台、戏台、玉皇阁、龙王庙以及刻有“祭天得福”的大香炉，堡门上有石“怀远”“迎曦”牌匾，其中“怀远”牌匾现存于云冈石窟第7窟内。2010年前后在古堡内发
掘出佛教寺院遗址，这从一个方面印证了郦道元《水经注》中描述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雄宏气象。塔院结构的寺院在中国遗存极少，而云冈窟顶上的寺院遗址是中原最早的寺庙遗址之一，这个铸造工场不仅是首次在云冈窟顶发现，也是首次在全国发现。
第十，云冈石窟有侏罗纪古地震遗迹。2018年12月25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家在云冈石窟“山堂水殿”景点北侧道路山体崖面下，勘察发现了古地震遗迹。这次古地震事件发生在距今1.6至1.8亿年间的侏罗纪，填补了此时期华北古地震记录的空白。地震发生时经常伴有“喷砂冒水”的现象，而“喷砂冒水”的通道里填充的泥砂经长期的地质作用固结成岩石后，就形成了呈向上“挤入”或“侵入”的砂岩柱，学名称为地震液化砂岩柱。云冈石窟的这个地震液化砂岩柱是国内最早发现的、产出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同类古地震遗迹。这一发现为云冈石窟景区增添了一个地学科普教育的典型景点，丰富了景区遗产展示元素。
综上所述，云冈石窟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是老祖宗和大自然遗留给我们的珠联璧合的无价之宝。附着在这块遗存瑰宝上的雕刻文化、长城文化、军旅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冶金文化、地质文化等，将逐渐被揭开新的生面，造福世人，成为坚定中华文化自信的坚实载体。
（作者通联：大同市平城区永安里小区14号楼大同市欣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工合国际华北联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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