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EEA-2012我国绿GDP核算体系构建及时空格局分析
基于SEEA-2012我国绿GDP核算体系构建及时空
格局分析
王燕1, 2, 3，刘邦凡3, 4，郭立宏1, 3
（1.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4；
2. 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4；
3. 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河北秦皇岛  066004；
4.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4）
摘要：在比较了国内外绿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采用SEEA-2012核算体系框架，构建了我国绿GDP核算体系，并核算了我国31省份2007—2016年10年间的绿GDP以揭示我国总体绿发展情况以及各地区绿发展状况差异，并通过人均绿GDP及绿GDP指数等相关指标进一步揭示我国绿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结果显示：在时间格局上，我国绿GDP与传统GDP保持同步上升趋势，但绿GDP指数变化幅度在75.77%～88.55%之间，表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仍然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尤其是以能源耗减巨大，绿鸿沟仍然比较大。在空间格局上，我国绿GDP在全国范围内各省份发展不均衡，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通过空间莫兰指数分析表明，我国各省份呈现全局自相关关系以及某些省份具有显著的局部自相关性。
关键词：绿经济；SEEA；人均绿GDP；时空格局；莫兰指数
中图分类号：X196；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07(2021)09-136-10
Construction of China’s Green GDP Accounting System and Analysis of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Based on SEEA-2012
WANG Yan1, 2, 3, LIU Bangfan3, 4, GUO Lihong1, 3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3. Hebei Public Polic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4.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green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s, this paper uses SEE
A-2012 accounting system framework to build China’s green GDP accounting system, and accounts for 31 provinces in China. In order to reveal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differences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green GDP from 2007 to 2016 is analyzed,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further revealed through relevant indicators such as per capita green GDP and green GDP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erms of time pattern, China’s green GDP and traditional GDP keep a synchronous upward trend, but the change range of green GDP index is between 75.77% and 88.55%, 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till at the expens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hug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green Honggou is still relatively large. In terms of spatial patter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GDP in China’s provinces is unbalanced, showing the eastern region ＞ central region ＞ western region; and through the spatial Moran index analysis, it reveals that China’s provinces present a global autocorrelation and some provinces have significant local autocorrelation.
Key words: green economy; SEEA; per capita green GDP;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Moran index
基金项目：河北省省级科技计划软科学研究专项资助“河北省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绿发展研究”（20557678D）；河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河北省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绿发展耦合效应及政策研究”（SD201055）；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海洋科学研究专项“生态文明视域下环渤海经济圈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耦合研究”（2018HY028）；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河北沿海城市发展史研究”（HB18WH06）
第一作者简介：王燕，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E-mail:*******************
通讯作者简介：刘邦凡，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E-mail:******************
20世纪40年代，西蒙·库兹涅茨发明了国民生产总值（GNP），在此基础上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明了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随后被世界各国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程度尤其是经济实力的标准，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1]。但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单纯追求GDP快速增长给人类带来了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成本代价，使得传统GDP指标科学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由于传统GDP是侧重经济方面核算的总量指标，未能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其中，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这有悖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观，特别是1992年里约会议之后，可持续发展观被世界各国政府广泛认同，人民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需要把资源总量耗减和生态环境污染作为资本与成本以货币形式列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用真实的绿GDP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
1  “绿GDP”国内外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GDP”为核心的绿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在理论探索方面，例如：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核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的对应关系[3]；1972年托宾和诺德豪斯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W）
，他们主张应该把产生环境污染等的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4]；1989年卢佩托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5]；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提出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不应算作是对经济的贡献[6]。在实践探索方面，挪威是最早开始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国家，1981年挪威政府首次公布出版了“挪威自然资源核算”研究报告[7]。随后，芬兰、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根据本国资源环境情况，设计包含资源环境核算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其中被各国广泛借鉴采纳的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于1994年正式出版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SEEA1993）》[8]，提出了经济环境核算的基本框架和绿GDP的理念，随着国际上对SEEA（1993）的研究
和实践，经过认真总结和修订，又进一步出版了SEEA （2000）、SEEA（2003）、SEEA（2012）[9]。2004年，我国国家统计局与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GDP核算）研究》项目，初步建立了中国绿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在《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的指导下，对北京、天津等10个省份进行绿GDP 核算试点工作，2006年首次正式发布了《中国绿GDP 核算报告2004》[10]。
对于绿GDP核算所采用的核算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测算，其核算原理与传统GDP核算原理相同，包括生产法和支出法两种方法。生产法，也就是指从各产业部门产出中扣除中间投入后得到的总产出，只不过核算绿GDP的中间投入不仅包括所消耗的经济资产，还包括自然资产。支出法，在原有的核算基础上加上自然资源耗减的产值。另一类是间接核算，此种核算方法是在传统GDP核算的基础上，又加入资源、环境、社会等指标因素，由此得到绿GDP数值。间接核算根据不同测算思路，又可以分为基于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核算法、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测算法
、社会福利测算法、投入产出法、物质流分析法、能值分析法等。也有学者通过使用层次分析法（AHP）等模糊评价方法构建多层次指标体系，以非货币形式来估算绿GDP发展水平。
就目前国内针对绿GDP研究成果来看，研究的时间跨度多集中于单一年份，即便有学者研究一定时间范围也为3～5年居多，鲜有学者有更长时间的研究分析。对于绿GDP研究对象多为省市级层面，并且以山西、陕西、辽宁、江苏、榆林等资源型为主，统计指标以围绕研究对象实际特征进行选取，核算标准也因核算方法的不同有较大差异，从而导致绿GDP数据可比性较差。因此，本文使用统一的统计指标核算标准，采用联合国最新推出的SEEA（2012）核算框架体系测算我国31省份（港澳地区除外）10年间的绿GDP发展情况，以期为我国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2  “绿GDP”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目前在绿GDP核算方法上，普遍采用联合国SEEA的核算体系为框架，故本文核算绿GDP时也以SEEA（2012）为基础，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将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作为扣除项加以考虑。具体的绿GDP核算公式为：
绿GDP=传统GDP-资源耗减价值量-
环境损失价值量
=传统GDP-资源耗减价值量-
环境污染治理损失价值量-
环境污染退化损失价值量（1）其中，资源耗减价值量指标，根据国内外资源分类标志共性以及SEEA核算框架体系，我国把自然资源分为水资源、能源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渔业资源五大类。环境损失价值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治理损失价值量，包括实际治理投资成本和虚拟治理成本；二是环境污染退化损失价值量，主要包括因环境污染退化而引起的人体健康损害成本、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损失成本和自然灾害损失成本。通过绿GDP和传统GDP数值可以计算出绿GDP指数，绿GDP指数越高表明该区域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
绿GDP指数计算公式为：
绿GDP指数=绿GDP/(GDP×100) （2）本文选取2007—2016年为研究时间跨度，对我国31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绿GDP进行核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价格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相关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3  绿GDP核算方法
3.1  自然资源耗减价值量核算
3.1.1  水资源耗减价值核算
水资源耗减价值=水资源价格×水资源耗减量
（3）在水资源价格估算中，采用较易操作且国际通用的经验法进行估算[11]，估计方法为：
（4）式中：P i为i地区水资源价格；F i为i地区用水行业生产者创造的总产值，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i地区生产总值近似代替；Q i为i地区用水量；αi为i地区消费者支付意愿系数，结合该地区人均水资源量（Q，立方
米/人）以及经验法确定支付意愿系数推算公式[12]
：（5）
能源资源耗减价值=能源资源耗减量×
能源资源价格（6）
在历年能源资源价格估算中，采用已有研究成果中2004年标准煤平均价格1 133元/吨，并通过历年能源价格指数进行修正得到[11, 13]。
3.1.3  耕地资源耗减价值核算
耕地资源耗减价值=耕地资源变化面积×
单位面积耕地资源价格（7）单位面积耕地资源价格=当年该地区农业生产总值/
当年该地区耕地面积（8）3.1.4  森林资源耗减价值核算
森林资源耗减价值=活立木资源总蓄积量耗减量×
单位面积活立木资源价格+
林地资源变化面积×
单位面积林地资源价格（9）由于统计资料中没有精确的历年各地区森林资源耗减量数据，本文参考第七至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将五年普查一次的林地面积和活立木总蓄积量进行平均作为各地区森林资源耗减量的基础指标。对于森林资源单位面积价格采用已有研究成果中2004年活立木净价271.5元/立方米[14]，2006年用材林地净价为746.58 元/公顷，经济林地净价为1 030.28元/公顷，防护林地净价为4 016.6元/公顷[15]，并通过历年木材价格指数进行修正得到。所有省份的简称
3.1.5  渔业资源耗减价值核算
渔业资源耗减价值核算包括海洋捕捞和淡水捕捞总产值，通过《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获得。
3.2  环境损失价值量核算
核算我国地区环境损失价值量，需要核算因环境污染引起的退化价值量和为了治理环境污染而资金投入损失的价值量两个部分。在环境污染治理损失价值量核算中，主要考察实际治理成本和虚拟治理成本，实际治理成本是政府、企业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而进行的投入，主要包括各个地区在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时所投入的资金总额，包括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以及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虚拟治理成本中主要考察尚未投入治理的虚拟治理成本，虚拟治理成本核算需要的单位治理成本是根据实际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单位运行费用来确定的。无论是实际治理成本还是虚拟治理成本都属于环保支出，都不应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之中，而是对环境的一种补偿。在环境污染退化损失价值量核算中，主要核算环境污染降级所导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损失、人体健康损失和自然灾害损失，这部分的损失价值类似于环保支出，也不应纳入国民生产总值之中，应该给予扣除。
3.2.1  环境污染治理损失价值量核算
实际治理成本就是在各个地区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时所投入的资金总额，可以从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取；虚拟治理成本采用维护成本定价法进行估算，其计算公式为：
（10）式中：C
虚
为虚拟治理成本，Q为污染物排放量，X为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i为第i项污染物，n为总共有n项污染物。
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核算对象包括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简称固废）。其中废气主要污染成分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和粉尘。固废主要为工业固废和生活垃圾，危险固废排放量很少，可忽略不计。污染物排放量可从有关统计年鉴获取，各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采用已有研究中的参数作为基准价，并根据历年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废气、废水采用2009年由於方等[16]所著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技术指南》的核算参数作为基准价格，固废采用王磊[17]在2007年发表的《中国绿GDP的核算方法与应用》一文中的核算参数作为基准价格，各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基准价格见表1。
表1  各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
污染物类别单位治理成本基
准年
具体污染物
单位治理成本基准价格/
(元/吨)
废气2009
烟尘422粉尘495氮氧化物  3 030二氧化硫778
废水2009工业废水  4.02生活废水0.6
固废2007工业固废50生活垃圾30
注：根据参考文献[16]、[17]整理。《中国统计年鉴》在2010年及以前，有明确的烟尘和粉尘的排放量，但在2010年之后，统计口径发生改变，只有烟尘和粉尘总的排放量，所以在对2010—2016年烟尘和粉尘排放量进行剥离时，采用各省份2007—2009年烟粉尘平均比值作为剥离参数进行计算。
3.2.2  环境污染退化损失价值量核算
（1）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损失价值核算。因环境污染导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率难以取得，所以我国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由徐衡和李红继[18]提出的维持费用法计算，该方法认为5.5%的工业总产值费用用于固定资产设备总维修开支，因环境污染降级导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费用占总维修开支比例为5.2%，计算公式为：C固=W工×5.5%×5.2% （11）
式中：C
固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损失价值，W
工
为工业总
产值。
（2）人体健康损失价值核算。主要采用污染物损害的暴露—反应关系，即污染物危害程度与暴露人因大气污染而产生损害的数量关系，使暴露人出现损害的大气污染物浓度被称为污染物阈值[19]。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产生损害的污染因子主要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PM2.5和PM10）。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表明，大气污染会引起慢性下呼吸道感染（比如：哮喘、肺气肿）、肺炎（包括儿童支气管肺炎）、肺恶性肿瘤、胸部不适等人体健康损害，并且随着达到阈值后污染物浓度增加而使人体健康损害增大。对于大气污染物浓度阈值，本文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的标准进行人体健康损害核算[20]，结果见表2。
表2  人体健康损害的大气污染因子浓度阈值
单位：μg/m3大气污染因子类型浓度阈值
SO220
NO x40
PM2.510
PM1020
注：根据参考文献[20]整理。
确定暴露—反应关系的计量模型。由于受到大气污染导致医院门诊人数、住院人数、呼吸系统、肺病死亡人数数据统计困难，所以本文参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课题组[21]提出的暴露—反应关系，并借鉴王佳[22]的研究方法，把SO2和NO x两者酸性气体污染因子列为一体进行暴露—反应关系计量（表3），并使用可吸入颗粒物暴露—反应关系（表4）分别核算人体健康损失价值。
表3  人体健康损失价值计量模型中酸性污染物暴露—反应
关系
污染物浓
度变化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SO2和NO X）暴露—反应关系（β）
浓度每提
高1 μg/m3
过早死亡
死亡率的变化率=0.048×污染物超
标值×正常死亡率
上呼吸道症状
每年每百万人的变化率=18.1×污
染物超标值
胸部不适
每年每百万人的变化率=100×污染
物超标值
注：根据参考文献[19]、[22]整理。
表4  人体健康损失价值计量模型中可吸入颗粒物暴露—反
应关系
污染物浓
度变化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PM2.5和PM10）暴露—反应关系（β）
浓度每提
高1 μg/m3
过早死亡
死亡率的变化率=0.096×污染物超
标值×正常死亡率
肺炎（儿童支气管
肺炎）
每年每百万人的变化率=61.2×污
染物超标值
慢性下呼吸道感染
每年每百万人的变化率=23×污染
物超标值
上呼吸道症状
每年每百万人的变化率=183×污染
物超标值
肺恶性肿瘤
每年每百万人的变化率=0.472 9×
污染物超标值
注：根据参考文献[19]、[22]整理。
人体健康损失价值C
健
核算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过
早死亡损失价值C
过
、肺炎（包括儿童支气管肺炎）损失
价值C
肺、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损失价值C
慢
、恶性肿瘤
损失价值C
恶
、微小病症（主要包括上呼吸道症状和胸部
不适）损失价值C
微
。
①过早死亡损失价值计量表达式如下：
C过=Q过×HR修（12）
其中，C
过为过早死亡损失价值，Q
过
为过早
死亡人数，HR
修
为修正人力资本损失，公式
为
[22]
。
②肺炎（儿童支气管肺炎）损失价值计量表达式如下：C肺=Q肺×P肺+Q肺×T肺×GDP0/365 （13）
式中：C
肺为肺炎（儿童支气管肺炎）损失价值；Q
肺
为肺
炎（儿童支气管肺炎）患病人数；P
肺
为肺炎（儿童支气管
肺炎）的人均医疗费用；T
肺
为肺炎（儿童支气管肺炎）的人均住院时间；GDP0为当年的人均工资，这里取当年该地区人均GDP做代替。
③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损失价值计量表达式如下：
C慢=Q慢×P慢+Q慢×T慢×GDP0/365 （14）
式中：C
慢为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损失价值；Q
慢
为慢性下
呼吸道疾病患病人数；P
慢
为慢性下呼吸道疾病的人均医
疗费用；T
慢
为慢性下呼吸道的人均住院时间；GDP0为当年的人均工资，这里取当年该地区人均GDP做代替。
④恶性肿瘤损失价值计量表达式如下：
C恶=Q恶×P恶+Q恶×T恶×GDP0/365 （15）
式中：C
恶为恶性肿瘤损失价值；Q
恶
为恶性肿瘤患病人数；
P恶为恶性肿瘤的人均医疗费用；T恶为恶性肿瘤的人均住院时间；GDP0为当年的人均工资，这里取当年该地区人均GDP做代替。
⑤微小病症损失价值计量表达式如下：
（16）
式中：C
微
为微小病症损失价值；Q i为微小病症患病人数，其中i=1, 2表示为上呼吸道症状和胸部不适两种疾病；P微为上呼吸道症状和胸部不适平均医疗费用（微小病症的医疗费用主要以门诊费用为主）。
（3）自然灾害损失价值核算。自然灾害的发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人类的影响导致资源生态环境破坏，环境质量降级引发各类灾害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应该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另一方面是自然变异导致发生的自然灾害，其最大的危害就是严重破坏资源与生态环境，从而导致资源环境价值损失，并需对受灾地区进行灾害救护，这项支出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之中，造
成GDP指标虚拟增加。所以，自然灾害损失价值核算应该纳入环境污染退化损失价值量核算之中，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本文主要核算森林火灾损失价值、地质灾害损失价值、地震灾害损失价值、旱灾损失价值和海洋灾害损失价值。
自然灾害损失价值计量表达式如下：
C自=C森林+C地质+C地震+C旱灾+C海洋（17）式中：C
自
为自然灾害损失价值，C
森林
为森林火灾损失
价值，C
地质
为地质灾害损失价值，C
地震
为地震灾害损失
价值，C
旱灾
为旱灾损失价值，C
海洋
为海洋灾害损失价值。
4  结果分析
4.1  中国绿GDP时间格局分析
根据上述的计量方法和我国各种统计资料数据，可得出我国2007—2016年绿GDP数值以及具体各账户数值，具体核算数据如表5和表6所示。
由表5和表6可知，在研究期内，自然资源耗减价值量先上升，在2011年达到顶峰后又逐步下降，呈现倒“U”型趋势；环境污染治理损失价值量表现为跌宕式上升趋势；环境污染退化损失价值量从开始逐年上升，到2013年达到顶峰后又逐步下降，亦呈现倒“U”型趋势。通过对3个子账户损失价值量核算，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绿GDP与传统GDP保持同步上升趋势，其增长速度变化也基本保持一致。在绝对数上，绿GDP与传统GDP之间的差距呈现倒“U”型变化，从2007年的58 543.3亿元逐渐上升，在2011年差距最为明显达到126 346.3亿元，然后又开始逐渐下降到2016年的89 353.4亿元。在相对数上，表现为绿GDP指数，10年间表现为“U”型曲线，绿GDP指数先下降，在2011年达到最低点75.77%，然后逐渐上升，到2016年绿GDP指数为88.55%。通过绿GDP绝对数与相对数核算，都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在2011年之后开始越来越重视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资源环境治理效果比较明显，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负外部性减弱，反映出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一定优化改善。
从绿GDP各账户内部结构分析，自然资源耗减价值量在三类账户中占比最大，达到8.97%～21.38%，其中主要以能源资源耗减价值为主，这说明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特别是能源资源耗减巨大，未来应将降低对能源资源依赖度作为优化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突破口；环境污染治理损失价值量占比和环境污染退化损失价值量占比均在1.0%～1.8%之间，是环境损失价值量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环境的污染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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