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谈 富士康“十二连跳”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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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多少员工来源：《投资与理财》 2010年第12期
文/张嗣兴
拷问着企业家的道德；拷问着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拷问着政府的危机干预机制；拷问着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对待生命和困境的态度。
富士康“十二连跳”，震惊世界。
面对那逝去的10个年轻生命，每个人的良心都会震颤。富士康“十二连跳”像一个硕大的“？”，在拷问着这个社会和世人。
富士康“十一连跳”发生后，富士康控股股东台湾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于5月26日曾在深圳龙华厂区向员工家属和社会鞠躬道歉。但这或许并不是郭台铭的本意。面对众多媒体，他在解释富士康“尊重每一个员工”的理念时，说“4S万人减掉11个有多少？” “我们这套系统对于449989个人都有效。”联系他此前曾经讲过的“公司工厂的管理并无问题，而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他的潜台词将他的心迹完全剖白于世人面前。他的话讲完不久，富士康发生了第十二起员工坠楼死亡事件……
富士康是一个有着数十万员工的庞大代工企业，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征。在这个几成独立王国的企业内部， “封闭”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名词。 “封闭”的深度几乎让每位员工的精神深陷孤独。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有这样一个游戏，即谁能说全一个宿舍舍友名字，可以拿到奖金，但游戏中迟迟都凑不齐3个人来参加。此前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类似的举动，要求工人能说全自己舍友的名字，便奖励1 000元，同样，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何至于此？在封闭的空间里，员工们被牢牢地“捆绑”于流水线上，本应拥有丰富情感的生命，与物理意义的机器融合在一起，成为流水线的组成部分。
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 SACOM)披露的数据显示，富士康每个工人底薪只有深圳法定最低工资900元人民币，为赚取更多报酬，只能签署“自愿加班协议”，放弃《劳动合同法》加班36小时的上限保障，日以继夜的工作，每月动辄加班100小时，才能拿到1700元的工资。单调而机械的工作过多地占据了员工生活的重心，正常的自由生活成为奢望。生产流水线中的员工被安排在“泰勒制”、 “唯效率”的工作流程之中，丝毫不能懈怠的重复着如同机械一样的工作，久而久之，连同宿舍的人都认不全。没有交流，压力巨大，心灵空虚。可以这样说，一些年轻员工压抑、扭曲的心灵状态与这种“机器人式的管理”模式不无关系。封闭的环境压抑了心灵，机械的生活背景消弭了脆弱者对生活的追求。一旦生活中出现诱因，坠楼事件的发生就变得难以阻挡。 “十二连跳”其实也在拷问所有的企业家：是否生命比订单更为重要？所谓的准军事化管理的背后，是否对劳工权利过于漠视？是否在情感上不再把工人看做是流水线上活动的螺丝钉，从而学会善待员工？富士康“十二连跳”在拷问企业家们的道德。
每个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借助资本的作用，依赖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就此而言，富士康和郭台铭有着
相当的贡献，不应抹杀。但是，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允许资本主导的企业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唯我独尊的独立王国。有记者报道：2007年3月，富士康昆山分公司举行的活动，现场整体方阵，各旗帜，淹没一切的“我爱你，郭爸爸”的口号，将一种个人崇拜情绪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2007年7月4日，郭台铭的三弟、前鸿准董事长郭台成，因血癌病逝于北京道培医院。当天下午5时左右，富士康科技集团公司一份特急文件下发到公司各个部门，要求该公司员工从5日起不得穿鲜艳上衣，并从各个部门抽调人员去守灵，实行两班倒，俨然要打造一个“郭氏家天下”的做派，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 “但那一刹那笔者注意到，不少员工的脸上，并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他们的动作僵化，口号生硬。”可想而知，员工下班时经常遭遇保安搜包时，如吞苍蝇一般难受，又该是何等心情。富士康将他们塑造成了缺乏情感但却高度服从的指令符号，员工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侵犯。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对此类事等作过入木三分的描述； “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马克思的话永远提醒我们，劳动者需要的不仅是养家糊口的收入，还需要内心的平衡，还需要得到尊重。郭台铭在怀念台湾圣严法师时曾说过，中国人常讲一句话“不要锦上添花，要雪中送炭”，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圣严法师就是这样，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会主动去关怀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不论贫贱和亲疏。现在到了郭台铭将自己讲过的话作镜自照，扪心自问的时候了。富士康“十二连跳”在拷问郭台铭的良心与责任。
富士康国际(02038.HK) 2009年财报显示，富士康员工数量相比2008年增加了9.7%，而员工成本总额支出却同比减少了28%，人均成本更是同比减少了34%。对于富士康的工厂来说，忽视工人的情感，不断压低成本，可能是其一贯做法。
但是，这样的规则对于服务业来说却不适用，如果一家餐饮业发生了类似富士康的事件，恐怕这个企业离关门的日子真就不远了。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深思。因为服务业的利润很少是通过压低从业者的薪水来提高的。服务业当然也存在着成本控制问题，但更多的是在管理成本和办公成本中控制，而不是想方设法压低劳动力的成本。因为服务业的利润更多的是来自企业多样化服务，从提供服务的质量入手。如何提高服务水平？抛开诸多因素，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员工，让顾客在享受服务时，通过员工享受到服务的愉悦。服务业的员工在工作中所受到的不快会被消费者所感觉，消费者会通过用脚投票来表达对服务的不满，那么企业就会想方设法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来提高服务水平。也正是这方面的原因，服务业的劳资矛盾可能远少于制造业，而服务的薪资也会高于制造业。换作经济学术语，可将其解释为在制造业中，无论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由于技术本身也是资本，所以资本收入侵占劳动投入可能被视为“天经地义”。但在服务业中，不管是劳动密集型还是创意密集型，劳动力、人力资本才是价值的核心，因此资方必须尊重劳方，劳动要素在要素分配中的比例一定比制造业要高。
富士康在大陆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加工制造代工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最低端环节。一个代工企业有几十万人，看似解决了很多社会就业问题，但在目前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下，低端的、临时性的且缺乏保障的就业形式并不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也不是吸纳大量劳动就业的有效途径。如果中国的产业不升级，经济结构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类富士康式的企业就会存在，所以加速推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富士康“十二连跳”事实上也在拷问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
当富士康发生“九连跳”后，深圳市政府官员曾到富士康调查，并与该公司高层商讨防范措施。据报道，当时地方政府与
该集团高层商讨后，出台了一份《关于加强富士康及周边区域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的实施方案》。事实证明，政府的危机干预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政府调查组应该认真调查企业是否存在内部管理、内部制度方面的问题，而导致企业员工心理产生压力。如果有的话，政府必须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要求企业按照法律法规进行整改。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危机干预，必须给富士康的员工尽快减压，少安排员工加班。政府应当要求企业尊重员工，让劳工阶层获得“有尊严的劳动权利”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而不是只重视效率。从长远看，农民工的问题核心是公民平等权利缺失。必须正视现实，目前对农民工的很多政策严重滞后，在他们就业、社保、求学、权利保护等各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这使得他们、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有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因此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全方位的系统设计。富士康“十二连跳”也拷问着政府的危机干预机制，为减少、消灭现实社会中不公平现象所做的努力和全民教育的水准。
富士康“十二连跳”其实最直接拷问的还是那些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跳，是最简单的解决方式，但是人生需要的是远比这一跳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在你们的身后，从家人到社会，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温暖情怀，期待着接纳和帮助你们。真诚呼吁中国年轻的劳动阶层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坚持责任伦理，无论境遇怎样困难，都需要怀抱一颗坚韧的对未来有希望的心灵，走好人生的漫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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