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卷 第3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月Vol.32 No.3Jou rn al of Sou th west C hina No rm al University(Hu manities and S ocial S cien ces Edition)M ay,2006 [21世纪中国侠文化]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今古传奇武侠版 合办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一年前的春天，许多高二的学生惊讶地发现，刚刚发到手中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的第五课和第六课，分别是王度庐《卧虎藏龙》的第六回“大漠听悲歌寻香惹爱，满城来风雨卧虎藏龙”和金庸《天龙八部》的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两篇课文组成一个单元，名曰:“神奇武侠”!课文后还有一道思考题:“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成就足以进入文学史，也有人说他的武侠小说再好也是通俗文学，只有娱乐的作用，难登大雅之堂。对此，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一事件的意义，最重要的倒不在于武侠小说进入国民教育，而是在于对一场酝酿已久的雅俗之争或者说新时代大众文化的定位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去年以来，武侠小说成了一个热点话题———有对武侠进入课本的争论；有对20世纪武侠历程的回溯；更激发了以70后、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在21世纪对武侠文学以及大众文学的深入思考，并直接激发了2005年和2006年之交的“大陆新武侠热”。本栏目一直高度关注中国武侠文学的未来文化命运，也同样关注中国侠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积淀与承传。本期的两篇文章，集中探讨了王度庐和金庸两位作家。徐斯年早年曾直接受教于在中学任教的王度庐夫妇，又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罗已经散佚的30、40年代连载于青岛各报的王度庐小说，可以说，他对王度庐小说是独有心得的；黎明承担过有关福克纳的研究课题，将福克纳和金庸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则是他新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两篇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点，也就是金庸本人曾说过的“好的小说就是好小说”，那么，我想，我们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发掘王度庐以及金庸小说之所以为“好的小说”吧，这也将是对已经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两篇作品提供一个理解和深化的借鉴，也是对我们如何理解雅俗对峙整合融通之后的全民文化提供一个借鉴吧。
生命力的飞跃和突进
———评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
徐斯年
(苏州大学出版社，江苏苏州215006)
摘 要:《卧虎藏龙》具有心理悲剧的特征。女主人公玉娇龙的性格是在八方受敌、四面出击的境遇下展现的，其中包括“善”与“善”的冲突。这一形象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充分揭示了她内心的、性格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敌人”正是她自己。小说对玉娇龙的悲剧及其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孤独感的渲染，得力于王度庐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分析派美学的契合。以刘泰保为代表的“闾巷之侠”形象的生动性，则体现着作者的“平民主义”精神。根据小说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和从小说节选的《语文读本》教材也各有特。
关键词：卧虎藏龙；王度庐；武侠小说；通俗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6)03-0061-08
王度庐，原名葆祥，字霄羽,1909年生于北京一个贫困的旗人家庭。少年丧父，旧制高等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一面自学，一面做小学教员、家庭教师，编小报，并开始撰写侦探小说。1935年在西安与李丹荃婚后，曾任陕西省教育厅职
员和《民意报》编辑。后来王度庐忆及在西北的这段生活曾说:“频年饥驱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殆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益感人间侠士之不可无。”[1]这为他日后创作悲剧侠情小说增添了生活、情感积累。1937年春，他与夫人移居青岛，抗战爆发，遂陷身沦陷区。次年，开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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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05-10
作者简介：徐斯年(1937-)，男，浙江永康人，苏州大学出版社，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DOI:10.13718/j ki.xdsk.2006.03.012
“度庐”笔名在《青岛新民报》发表第一部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至1949年，共创作悲剧侠情小说和社会言情小说等30多部，近700万字。1949年转赴大连，先后任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厅编审科编委和旅大师范专科学校教师,1953年调任沈阳东北实验学校(今辽宁省实验中学)语文教师,1970年随夫人下放铁岭地区农村,1977年2月12日病逝于铁岭市。
王度庐被学术界称为近代悲剧侠情小说“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对包括金庸、古龙在内的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影响很深。其代表作“鹤———铁五部曲”描写四代侠士、侠女的爱情故事，互有联系又可各自独立成编。《卧虎藏龙》为其第四部(前三部为《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第五部为《铁骑银瓶》)，最初连载于1941年3月16日至1942年3月6日的《青岛新民报》，原题《卧虎藏龙传》。在前三部中，描述李慕白与俞秀莲爱情悲剧的《宝剑金钗》写得最
好；而与《卧虎藏龙》在情节上直接相关的则是《剑气珠光》，因为其中的主人公之一杨豹是《卧虎藏龙》男主人公罗小虎的亲弟弟，所以《卧虎藏龙》的贯穿情节之一，便是罗小虎和妹妹杨丽英追杀费伯绅，为杨豹复仇的故事(电影剧本为了省略头绪而割舍了这段故事)。但是，就悲剧类型、观念内涵、情感趋向、作品格体而言,《卧虎藏龙》却与《宝剑金钗》具有更加紧密的“血缘”关系，二者既有互补性，又有可比性。它们都具有佛洛伊德所说的“心理剧”的特征,“这里，造成痛苦的斗争是在主角的心灵中进行着，这是一个不同冲动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束决不是主角的消逝，而是他的一个冲动的消逝；这就是说，斗争必须在自我克制中结束。”[2]但是,《卧虎藏龙》的人物关系、矛盾冲突远比《宝剑金钗》尖锐复杂，社会背景更为广阔，故事情节更加曲折迷离。其主人公玉娇龙和罗小虎的性格更加富有叛逆性和偏执性，他们的内心动作和外部动作都比李慕白、俞秀莲更具力度；后者那种被压抑的情感，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火山爆发般的喷放；后者的终身遗憾，在他们这里得到了“补偿”；然而，他们也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他们的痛苦，竟比那两位前辈更加摧心裂肺。
一、八方受敌的玉娇龙
在《卧虎藏龙》里，玉娇龙置身于若干组盘根错节的矛盾冲突之中。她既是这些矛盾冲突的焦点，同时又以“八方受敌、四面出击”的姿态，几乎成为每一组矛盾冲突的主要方面。
玉娇龙首先面对的，是以刘泰保为代表的势力———可以概括称之为“侠义”势力。这股势力十分强大，除刘泰保、蔡湘妹夫妇外，还有李慕白、俞秀莲这样的“白道大侠”，以及包括史胖、猴儿手、众镖头、众混混儿在内的许多“闾巷之侠”；在
他们的背后，则是铁贝勒、邱广超、德啸峰这样的“贵胄之侠”。玉娇龙与他们的冲突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即整体上“化敌为友”的过程。
最先赏识玉娇龙的，是俞秀莲。书中对于她和玉娇龙的初次公开见面及互相试探，写得极为细腻、生动(见第四回)。俞秀莲对这位大胆妄为的贵族小的判断是:“这人倒是个很有意思的人”;“非常奇怪，但又非常可爱。”[3]151也许出于女性的细腻直觉，也许还因为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所失去或被压抑的某些东西，使得俞秀莲马上对玉娇龙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之感。此后，虽然她仍曾与玉娇龙兵刃相见，然而不但始终手下留情，而且表现了相当的理解和关怀，但是这种理解和关怀没有达到完全“知心”和“负责”到底的程度，而且她对玉娇龙的叛逆精神也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俞秀莲的追缉、诛杀费伯绅，虽是为杨丽英报杀亲之仇，同时却也替玉娇龙出了那口误中奸计、备受挟制的恶气。
德啸峰、邱广超的态度与俞秀莲相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后来在掩护罗小虎、支持玉娇龙的行动中，刘泰保固然身居“第一线”，实际的“指挥者”却是德啸峰，他的动机当不仅因为与玉府是“老亲”、与小虎为“新眷”(小虎之妹杨丽英是他的儿媳)，更是出于他那种“及时雨”式的侠义胸怀。这个人物，虽然出身于上层社会，却更富有人情味儿，而且遇事不惊，看问题比李慕白更清醒，更“拿得起，放得下”，所以他对玉娇龙也始终相当宽容。
最不能赏识玉娇龙的，是李慕白。他对玉娇龙、罗小虎的情缘倒并无多大异议，甚至还对玉娇龙表示过:“我盼你从此改过自新，或在鲁家作官眷，或跟罗小虎去走，我们不管。”[3]582他所耿耿于怀的，是玉娇龙手里的《九华全书》和青冥剑。当李慕白获得这两件宝物之时，玉娇龙对于自己的过失确已悔悟，并曾向他当面认错，恳求归还她所手抄的《九华全书》副本。李慕白的回答却是———
“以你过去杀人放火的行为，我不信你能
够改悔；而且你在家中决住不长，早晚你还是
要去为非作歹的!”
玉娇龙忽然扬起脸来，忿然地说:“你不信又怎么样?你又不是我的师傅，又不是我的亲
族，你凭什么要永远来管辖着我呢?”……“你
说我恶，我就不服，干脆你就说，你是怕我将书
中的武艺再学几年，本领将你迈过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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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3]741
面对这位十九岁的姑娘的责问，已有三绺长髯的李慕白，他的内心应该是十分尴尬的———如果他“记起”自己当年如何偷盗静玄禅师的点穴图，并且如何背着盟伯偷录副本(见《剑气珠光》)的话。事实证明，李慕白式的“管辖”和“垄断”，确乎也阻止不了玉娇龙追求自己的人生目的，即以武学修为而言，到了《铁骑银瓶》时期，玉娇龙不是已经自行“重编”出了一
份顶尖儿的“武学教材”吗?其中道理并不复杂:《九华全书》本来不就是人编出来的吗?这倒也是一个有关人生真谛的很好的寓言。
铁贝勒的态度近似李慕白，但略有区别：对于青冥剑的被盗，他显示了一种贵族式的宽容；他所不能宽容的是玉娇龙对罗小虎的感情，在他看来，这未免太“出格儿”了，其中反映着身居庙堂的贵族之矜持。然而，铁贝勒和李慕白最终并未成为玉娇龙的敌人。
与玉娇龙有着杀亲之仇，作对最久，然而最终却对她理解最深，并且结为莫逆之交的，是刘泰保和蔡湘妹。他们态度的转变，始于对罗小虎的逐步了解和同情，这导致了他们泯灭与玉娇龙的仇怨，转而成为她的最可靠的亲信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当玉娇龙在自己所属的贵族阶层里处于极端孤立之时，她却从以刘泰保夫妇为首的一帮“闾巷之侠”那儿得到了无私的援助。玉娇龙曾对刘泰保夫妇说:“总算我败于你们手里!”其实，得到这样一批江湖朋友，倒是她的最可宝贵的胜利。
玉娇龙与上述侠义势力“结仇”，始于她的偷盗青冥剑和纵容耿六娘。如果说前一件事反映着她的任性，那么后一件事则反映着她的善恶不分，二者又都与幼稚分不开。玉娇龙与耿六娘的关系属于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的关系，因而亦蕴含着冲突。玉娇龙为庇护耿六娘而误杀蔡湘妹之父，是她犯下的最大错误。她与耿六娘的冲突，则因后者被俞秀莲诛杀而未能激化；但是，玉娇龙乔装闯荡江湖时与那些江湖豪客、武林匪类的争斗，实与她和耿六娘的冲突属于同一性质。这是善与恶的冲突，从显示人物性格的角度考察，可以视为玉娇龙与耿六娘的冲突之“转移”和“爆发”。李慕白(加上俞秀莲、孙正礼)的“搅局”和玉娇龙的任性，使得这种矛盾复杂化，以致后来玉娇龙自己反倒成了“白道”侠客的对立面。李慕白斥责玉娇龙“杀人放火”，主要即指此一阶段的行为，这种指责显然不够公允。
直接造成悲剧后果的，则是玉娇龙的婚姻。主要矛盾是她与鲁君佩的冲突，鲁君佩的背后则有阴险的费伯绅等，这是一股极其强大、十分阴险的邪恶势力。他们主要并不凭武力，而是看准了玉娇龙的弱点，以她的天伦之情为打击重点，以她父兄的身家性命为威胁，迫使天不怕、地不怕的玉娇龙不得不就范。围绕这对矛盾的是玉娇龙与其家庭、与罗小虎的关系，这两层关系中也都包含着冲突。
玉娇龙与鲁君佩的婚姻，是父亲强加的。作为贵族小，她不能直接反抗父亲的决定，何况她与罗小虎的关系既绝不可能得到家庭的首肯，而她自己对于罗小虎的“不长进”也有所不满。加上她的盗剑、包庇耿六娘等行为，还给身为九门提督的父亲带来了种种麻烦，以致全家不得安宁，然而父母却从未直接对她有所责备。这一切，使玉娇龙面对上述复杂情境之时，除了亲情这一天性之外，更增添了对家庭的深刻负疚之感。正是这些沉重的精神包袱，迫使她始而接受婚事，继而在出走之后又潜回北京，并且中计被擒，乃至屈服于鲁君佩、费伯绅的压力。
当玉娇龙处于上述境况时，德啸峰、刘泰保等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她的本领这样高，为什么还投回鲁家?俞秀莲甚至责备她:“你玉娇龙受这样欺辱，自愿忍气吞声，我还看不惯你给江湖丢人哩!”[3]557他们不知道，此时玉娇龙所面对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杀出鲁府，而在如何才能既使自己获得自由，又能保全家庭的名誉和兄长的顶子、官声。解决杀出鲁府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后一问题，对她来说则很难。所以，她对罗小虎说:“你想，我这脾气鲁君佩他能制服得了我吗?我随时可以杀死他，但我却不能，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罗小虎的回答则一针见血:“什么没有办法?就是官没有办法。”[3]585果然，他用他的“强盗办法”，把刀架在鲁君佩的脖子上，强迫他毁掉挟制玉府的文书，立下“勾结大盗半天云”的字据，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见，玉娇龙难以战胜的“敌人”倒是自己，既包括自己的贵族身份、习惯和观念，也包括自己与
贵族家庭、上层社会的千丝万缕联系，还包括自己的孝心、亲情。
然而，玉娇龙毕竟是玉娇龙。她策划了妙峰山跳崖之计，以骇人听闻、神机莫测的方式，坚决摆脱了贵族社会的羁縻。但是，这一方式本身，仍然带着那个作为“敌人”的“自己”的烙印———这一回的回目是: 礼佛妙峰投崖尽愚孝
停鞭精舍入梦酬痴情
“愚孝”二字蕴涵着作者的“价值判断”———这种复杂、惊险的计谋，只有玉娇龙才想得出来，因为只有她才需要。在塑造人物性格时，作家不仅要写他“做什么”，更要写他“怎样做”。换了罗小虎、刘泰保，是不会、也不必“这样做”的，他们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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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无须策划、实施如此繁杂的计谋。是即玉娇龙之所以为玉娇龙也。
作为一个“社会角”，玉娇龙与贵族阶层的联系已经割断。她付出高昂的代价，获得了自己所渴望的自由，终于和罗小虎重温了一夜绮梦。然而，次日清晨，她却又单骑孤剑地离开了罗小虎。作者写道: 玉娇龙既难忘爱人的痴情，又不能不守母
亲未殁之时的遗言。总之，她虽已走出了侯
门，究竟是侯门之女；罗小虎虽久已改了盗行,
可到底还是强盗出身，她决不能作强盗的妻
子。[3]769
作为一个悲剧角，她仍须和“自己”这个“敌人”斗争，直至生命的终结。其实，不仅玉娇龙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如此。这又是一个关于人生真谛的、带有悲剧气息的寓言。
《卧虎藏龙》中显现的悲剧意识，激起了我们进一步考察王度庐的创作思想与现代美学观念契合状况的兴趣。
二、深入骨髓的孤独感
1925年，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被鲁迅首先翻译并用做教材，同年，郁达夫在《生活与艺术》中运用厨川白村的理论，阐释了生活的本质及其与艺术的关系。此外，丰子恺也翻译过厨川白村的这部著作。
厨川白村以柏格森、尼采、叔本华的哲学理论为基础，批判地吸收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而建立的。它“将那闪电似的，奔流似的，蓦地，而且几乎是胡乱地突进不息的生命力，看为人间生活的根本”；而包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的人们的“外部生活”，则既束缚、压制着生命力的要求，又依靠它而运行。“人生的深的兴趣，要而言之，无非是因为强大的两种力的冲突而生的苦闷懊恼的所产罢了”。“但这两种力的冲突，也不能说仅在自己的生命力和从
外部而至的强制和压抑之间才能起来。人类是在自己这本身中，就已经有着两个矛盾的要求的”:“我们有兽性和恶魔性，但一起也有着神性……如果称那一种为生命力，则这一种也确乎是生命力的发现。这样子，精神和物质，灵和肉，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着不绝的不调和，不断的冲突和纠葛。所以生命力愈旺盛，这种纠葛就该愈激烈”。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苦恼”,“不外是想要飞跃突进的生命力，因为被和这正反对的力压抑了而生的苦闷和懊恼”[4]。
厨川白村以上述哲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了概称之为“苦闷的象征”的文艺创作论和鉴赏论等。王度庐钻研过心理学，对于上述学说并不陌生。整个“鹤———铁五部曲”与心理分析派美学的契合，则主要表现为作者对人生、人性的阐释颇与上述“生命哲学”具有相符之处。
用这种生命哲学演绎人生、阐释人性，能够充分展示二者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避免陷入用庸俗社会学图解人生、抹杀人性的偏颇。庸俗社会学是3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许多作品共有的一个痼疾，而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中国传统小说，则一直未能摆脱以绝对的“正/邪”、“善/恶”二元对立观念图解人生和人物的倾向，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方法，未尝不可溯源于这种道学气极浓的思维路线。在此文化、文学背景之下，更显出《卧虎藏龙》之类作品的难能可贵。
围绕玉娇龙展开的若干组矛盾冲突，固然包括“善”与“恶”的冲突，也包含许多“善”与“善”的冲突，而且矛盾着的各个方面、各种人物，都各有其不同的行为动机、价值判断以及情感、理念。这一切构成了玉娇龙的“外部生活”，既是她的生命存在的前提和依据，影响、决定着她的生命形式和内涵，又形成了强制、压抑她的生命意志之外力。这个以“合力”形式存在的强大的“外部生活”之中，包含着一种郁达夫称之为“硬壳”的僵化的“生活方式”[5]，强制、压抑之力即来自于此。这一“硬壳”不仅由通常所谓“恶”的因素构成，而且也由许多通常所谓“善”的因素构成。
玉娇龙与“外部力量”的斗争被作者从正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恰恰不是与通常所谓“恶”的势力的斗争(赢得这种斗争的胜利，对她来说并非难事)，而是她与李慕白、俞秀莲等亦属“善”的范畴之势力的斗争。例如，第六回、第十二回两次写及这样的战斗，每一次玉娇龙都处于下风，然而她那“困兽犹斗”式的、近乎疯狂的精神力量，委实令人产生极大的心灵震撼。对于这些场面，固然可以解读为侠者内部因为理念不同、甚至由于误会而导致的武力冲突，但是也许更应从“象征”的意义加以解读：它们难道不正象征着玉娇龙那被压抑的“生命力”之飞跃突进吗?
王度庐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将上述冲突“内化”为玉娇龙的性格冲突：僵化的“硬壳”不仅存在于外部生活，而且存在于她的内心生活。玉娇龙的性格十分复杂：既善又恶，亦正亦邪，狠辣而又优柔，工于心计而又不无天真幼稚，极富叛逆性而又难以挣脱传统，始终伴随她的一生，直至她在《铁骑银瓶》中死于大漠，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
作者在《卧虎藏龙》中第一次写到这种孤独感，是16岁的玉娇龙随着父母从伊犁返回且末时，她有一种“如被囚在笼中的小鸟”[3]275似的心态。其实，这是一种无人“囚”之却油然而生的“自囚”感：此时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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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生活”并未主动对她的“生命意志”施加抑制和压力。玉娇龙的这种心态，在形而下的意义上是对草原生活、青春恋情的顾恋，而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则是“灵与肉”的冲突在她的“内部生活”中的发酵，是“灵”的开始觉醒与求索。
玉娇龙经历一系列争斗、挫折、挟制、屈辱之后，虽由罗小虎替她制服了鲁君佩，她却仍旧感到十分凄凉、颓唐。此时，作者一再大力渲染她的孤独感——— 玉娇龙，这貌美多才、出于名门的玉娇龙,
现今已被人目为一个可怕的东西。大家猜着出版言情小说
她，就像是迷人的女鬼，美丽的毒蛇，连她的兄
嫂。仆妇丫鬟中除了绣香一人之外，谁也不敢
跟她接近，见了她的面就像立时能够躲开才
好。她现在成了一个孤独的人，自觉得在家里
在北京是不能再住了，但往外去，可又往哪边
去呀?九华全书和青冥宝剑、珍珠弩，已全都
失去，赤手空拳揣着一颗受伤的心，可往哪里
去呢?[3]727
这种孤独感与四年前在新疆的心态不同，这是真正被“囚”的“囚徒心态”，而且怀着鲜血淋漓的心灵创伤———人生最大的痛苦，即是得不到人们的理解。然而，这种四面受敌的境遇，又恰恰促进了玉娇龙的叛逆精神及其生命能量的积聚，酝酿着激烈的爆发。
但是，爆发之后，玉娇龙还是没有摆脱那种孤独心境。当她“头也不回”地挥鞭离开罗小虎时，伴随她的是凄清、悲凉。这又是一种孤独：获得自由之后的孤独，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玉娇龙自己造成的，既意味着生命力为克服内外敌人而进行的斗争不会停止，也意味着它将向新的高度飞跃、突进———孤独者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是极为旺盛的，他们是真正的强者。
因此,《卧虎藏龙》及玉娇龙形象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叛逆，而更有形而上的价值。
三、生龙活虎的“闾巷之侠”
“我上不在衙门当差，下不在街头讨饭，平
日就是无家无业，游手好闲。可是银钱随手
去，也随手来，没有高亲贵友，可是到处有人帮
忙。……恭维我们的人称我们是好汉，光棍。
不恭维我们的人，叫我是混混，无赖。俗名叫
作地痞，官名叫作流氓。”[3]36
这是刘泰保的一段“自我介绍”。这位市井豪杰，乃是王度庐塑造得最为生动、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作为北京城里的“混混儿”，刘泰保身上沾有不少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酒财气”四字，他几乎都沾上了边儿，虽然“”常常表现为想入非非的白日梦,“财”则不过限于上的风头强健。他又好吹牛，死要面子，善用精神胜利法对自己的失败进行自我安慰，很有几分阿Q相。然而，刘泰保却是一个生龙活虎的、相当清醒的“阿Q”(就此而言，他又有几分近似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当然，没有后者那些好运气)。但是，他在大节上却并不含糊，是个明是非、有骨气、有智能、有血性、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好汉子。尤其是他那虽屡战屡败而仍屡败屡战，遇事“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极其值得赞赏。
刘泰保是《卧虎藏龙》一书的结构角，全书主要情节都经由他的推理和行动而得以层层演进。他的推理能力颇强，虽然第一个演绎(以蔡九父女为盗剑者)是错误的，但是这条错误的线索毕竟把他得更靠近了真正的“嫌疑对象”，并且使他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婆———泼辣而且同样有血性的蔡湘妹。继之，他就把“侦察目标”锁定于玉府。尽管对于谁是“小狐狸”，他的判断还走了不少弯路，但是其观察、分析事象的细密,“反侦察”手段的机智(如擒伏、利用“长虫小二”),“正面试探”行动的大胆，都显示着这位热衷于“出名”、“捞面子”的混混儿，确实不乏智慧和历练。在武艺上，刘泰保是被动的，是弱者，然而在谋略上，他却步步为营地转化成了强者，以至令整个九门提督府惶惶不安，愁眉莫展，连年都过得忐忑而惨淡。
刘泰保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包括如他自己向玉娇龙承认的:“早先，说实话，我实在是想借您的事出风头，露一露脸，好一碗饭。”[3]736但是，随着情节的发展，其动机中闪光的方面也逐渐显露出来。
青冥剑失而复得、因耿六娘之死而自知理亏的玉提督过访铁贝勒之后，刘泰保被铁贝勒作为“替罪羊”婉言解雇了。此时，他说了一段掷地有声的话语: “贝勒爷不必说啦!我明白啦!蒙贝勒爷
知遇，叫我在府上住了一年多。如今辞散了
我，并不随便派个人摆摆手就叫我滚出去；还
亲自叫我来，当面告诉我。这种洪恩，我刘泰
保掉了脑袋也不能报答!”旁边得禄向他使个
眼，暗示着别叫他说这些粗话，刘泰保却作
没看见，只愤慨着说:“我因为在府中吃了一年
多的闲饭，自己惭得慌，才想藉着寻宝剑立一
功!可是没想我武艺不高，手段拙笨，弄坏了。
就是贝勒爷不辞我，我也没脸再干了!再说到
提督正堂玉大人，他跟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
他是统辖九门军马的大官，我是个草民，天大
的胆子我也不敢欺负他!咳!事已如此，我也
不敢多说话令贝勒爷生气，我走就是啦。请贝
勒爷告诉玉正堂，以后他也不必跟我这个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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