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 38 No. 4Oct. 2021
第38卷第4期2021年10月
东疆学刊
Dongjiang Journal
战后日华学会的重构与变迁(1947-1959年)
陈珂琳1，陈秀武2
［摘要］1918年成立于东京的日华学会，是近代以来日本成立的第一家中国留日学生管理机构，代替 日本政府专事留日学生工作。该会成立后，以打破“留日反日”的局面并培养亲日分子，与欧美国
家争夺中国青年的教育权以及辅助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等为目的进行过大量活动，直至日本战败后
被盟军勒令解散。战后以“有邻学会”为发端，日华学会得以重建。此后，日华学会随着国际形势的
变迁，在“国际亲善”与“文化交流”的装点下，在日本的防共政策与经济外交的变奏中壇变。战后 日华学会的重建及变迁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境遇，又反映了日本辅助战后重建与助力国
家战略政策的情况。
［关键词］日华学会；战后；重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G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 (2021) 04-0045-09
［收稿日期］2021-02-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历史海域研究》，项目编号：18ZDA207。
［作者简介］1.陈珂琳，女，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史；2.陈秀武,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文化史、日本政治思潮史。(长春
130024)
甲午战争后，晚清国人怀揣寻求富国之法或
民安之道等理想争相东渡，掀起日本留学热。日 本政府面对蜂拥而至的留日学生队伍釆取了放 任主义，导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日受挫、遭逢 冷遇，至民国初期，“留日反日”的现象越发凸
显。［I®)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美国率先退 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推行对华文化事业，出现 了中国学生的“留美亲美”景象。对此，日本政
府意识到中国赴日留学人数正在逐渐下降，而欧 美等国在对中国青年教育权之争中的优势不断 加大。同时，随着中国国内抵日情绪的高涨，日
本在中国推行各项政策及事业均受阻，这加重了 日本的危机感。为改善留日学生待遇、缓和中国
人的反日情绪，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1918年半 官半民性质的日华学会成立了。该会主要负责为 初到日本的中国学生提供住宿及日语预备教育，
帮助其升学、转学、介绍实习，同时还为到日本
视察的中国人士提供方便等。1923年，日本国会 以各界关于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建议案为
基础，结合日华学会的相关调查，通过了《对华
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自此，日华学会以“对 华文化事业”经费为主要活动经费，实际上发挥
着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官方机构的作用。［2K10Z07)
在对日华学会的情况进行回顾之时，时任营
口商业学校校长的三田村源次曾于1930年做出 如下评价：“如今到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如无日华 学会的介绍则无法入学任何一所学校，日华学会
已成为如此重要且必需的机关。”卩］(64)实藤惠秀 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写道：“日华学会战
前接待过2万人次的中国留日学生，被称为'中
国人东渡日本的玄关，。”［41(118)1945年，日华学会 遵从日本大东亚省的指令，与其他对华文化团体
合并为国策机构日华协会，由近卫文曆担任会长、 原日华学会会长细川护立担任副会长，其后随日
本战败而解体。
目前，日华学会的相关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1.活动介绍与概述;2.相关人物研究；
3.该会在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中所发挥的作
用；4.评析其在改善留日学生在日境遇方面的作用等。由于资料限制或问题意识的偏差等原因，上述成果的研究时段均设定在1918年至1945年之间，未涉及战后。因战后日本仍将留日学生管理视为国家的重大事业，所以日华学会亦在战后恢复活动。但是，目前中国学界尚缺乏对于战后日华学会的深入研究，仅有日本学者川岛真、平野裕次在论述战后日本留日学生的制度及政策等问题时略有涉及。为此，笔者拟以日本相关档案资料为依据，从“国际亲善”“政治外交”“经济外交”等视角，梳理战后日华学会的重构与演变过程，并对这一重要机构进行深度挖掘。
一、主张“国际亲善”：战后日华学会的开端—
—有邻学会（1947-1952）
日本战败后，与日华协会相类似的管理机构一度被解散。但是，面对众多滞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其管理问题凸显出来。这样，日本政府不得不打出“国际亲善”的大旗，恢复留学生管理机构。但在具体经营过程中，“国际亲善”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1946年1月，日华协会应盟总要求解散，坪上贞二将清算后的全部资产（资金及学生宿舍等不动产）交由国际学友会接管，固随后又被交到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手中，其后任由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6］。14）战后仍滞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是由台湾、“伪满”、汪伪等殖民地政府或傀儡政权派遣至日本的。根据1946年5月代表团的报告，来自中国内地的留日学生有456人，来自台湾的留日学生有756人。【7］（34）殖民地政府及傀儡政权随日本战败倒台后，原本由其发放的学费、生活费等全部终止。与此同时，盟军发布的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措施及实践，致
使银行汇款被封锁，绝大多数留日学生失去经济来源，陷入严峻的生活困境中。［8］（32~35）随着美军占领政策的推进，部分在战时被疏散到农村及山区的留日学生陆续返回东京。［6］（321）为应对粮食短缺、宿舍几成废墟以及社会治安混乱等惨况，台湾留学生率先以宿舍为单位成立自治会，内地留学生也于1945年11月12日在“大东亚学寮”中组织了自治会，并将该宿舍名称改为“中华青年会馆”。©
相较于内地留学生在第一时间获得战胜国国民身份，对于台湾学生来说，日本战败意味着其失去了作为“日本人”的救济金，同时也尚未被承认，从而得不到战后特别配给。因此，来自台湾的学生大部分希望将“台湾学生联盟”与内地的学生组织合并，通过这种途径加速其身份合法化的进程。1946年12月23日“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与“台湾学生联盟”正式于中华青年会馆，结成了“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以下简称“同学总会”）。同学总会的事务所设在被盟军接收后的原日华学会大楼的一楼。［6］（320~321）另外，原日华学会大楼的二三层被当作学生宿舍，而“中华青年会馆”、平和寮等原属日华协会的宿舍则主要是内地学生的居住地，由学生自治会管理。
面对此种情况，日本政府感到有必要收回被“占据”的固定资产，以及在留日学生管理上的主动权。于是，1947年7月在外务省的怂恿之下，
以中根直介为法定代表，携同梅北末初、竹内克己、高田宽等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有邻学会"，
继承了原日华协会的事业及财产。“有邻学会”的名称，取自《论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关于该会成立的宗旨，在《有邻学会设立趣意书》中有如下叙述：
我国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迎来过大量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中人才辈出，有不少人成为了日华提携的桥梁和先驱。不幸由于战争原因，留学生人数急剧减少，但仍有约五百人终战后滞留日本，
潜心钻研日本文化。是等学生都是由日本召请或劝诱来留学的，但现处于来自母国的汇款被断绝的状态，且从前辅导他们的日本方面的团体亦相继解散或不得不缩小规模，国库很难支付补助金，加上恶劣的经济环境，使他们越发难以继续学业。如此这般继续下去，他们旺盛的求学心亦不得不中道受挫。
刚刚颁布的新宪法中规定了放弃战争的条款，我们期待建设一个作为文化的、和平国家的日本。……与其他机构团体携手扫除留学生待遇上的
①“大东亚学寮”最初是在中日战争时期由汪伪政权建造的，1945年12月1日，原本由财团法人大东亚学寮经营的同名宿舍由日华协会继承，并改名为“玉川学寮”。因此，该宿舍日方称为“玉川学寮”或“玉川寮”，而中方称为''青年会馆”或“中华青年会馆”。
欠缺之处，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他们的修学之外，也是时候援助我国的优良学生到彼国去留学，以资两国的亲善友好与互相提携，为我国再建大业做贡献。［5］
总之，有邻学会成立后，一方面作为日华学会的继承者，由政府出资予以补助，亦即1947年8月日本政府拨给其93.7万日元的国库补助金，以便使其开始留学生支援事业；［51另一方面，有邻学会试图夺回由学生自治会掌握的学生宿舍管理权［9］。
关于第一点，学界的相关研究指出：“代表团与日本援助留学生团体的有邻学会进行商议的结果，来自中国内地的一部分留日学生可以从有邻学会每月领取500日元，但此项补助也于1949年6月停止了。”MS)根据日本外务省史料可知，1949年，占领军指令日本政府须解散有邻学会，停止为其发放补助金，并支付125万日元作为解散费。但其后，中根直介等人反对上述解散指令，试图靠捐款与变卖财产维持。1951年，代表团亦向该会捐助62.8万日元，其后被用于缴纳中华青年会馆的地租以及宿舍修缮费。但总的来说，1949年至1952年间，由于财源不足，有邻学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固另外，关于学生宿舍的问题，同学总会的机关报《中国留日学生报》1949年12月1日的报道反映了学生们的态度：
在这次(同学总会—
—笔者注)执行部面临的工作中，有邻学会通告关闭学生宿舍一事给同学们的“居住”带去很大影响。日本外务省反动、独断的政策已经引起多方关注。经过各种折冲，为维持现状暂时告一段落。但其中横亘着一些问题，直至今日仍未解决。其中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后继团体的设立问题。……希望后继团体是一个真正为了中日友好而建立的团体，并能将华侨中的有志人士吸纳进来。在学生宿舍的运营上，应以民主的方式处理同学会和各宿舍之间的关系，使其紧密联络。希望后继团体能摆脱迄今为止外务省外围团体的性格，真正站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亲善的立场上来支援留学生。切
同学总会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假意高举“日中友好”的大旗，实则将中国留日学生管理机构全权由日本控制并协助日本国策的虚伪行径，并呼吁由中日双方共同进行民主化管理。针对学生宿舍问题，双方始终僵持不下，有邻学会在无法收回宿舍管理权，并在日本政府停发相应补助金的情况下举步维艰。
二'介入政治外交：日美媾和与日台交好背景下的日华协会(1952-1955)
在国际形势突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留学生管理机构迎来了新的时期。尤其以美国对日单独媾和与日台关系升级为契机，有邻学会披上“对华文化交流”的外衣变身为“日华协会”。此后，
该协会在“政治外交”与“文化交流”的变奏中游走。
(-)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有邻学会更名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以及同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等，都促使美国对日政策开始转向温和，目的是拉拢日本成为其在亚洲的自由主义阵营成员，联手对抗日渐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美国急欲与日本尽快媾和，1951年9月，
日美签订《旧金山和约》，1952年4月8日生效，
日本再次成为独立国家。同年，日本遵从美国意愿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台条约”，确定了所谓的“邦交”。［11X2458-160)0本学者指出：“1952年，
随着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日台条约'、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留学生对政治运动的参与等，掌握留学生的情况以及对留学生进行管理，成为日本与台湾当局的共同任务。”凹(287)与此同时，日本还以民间外交的方式保持着与新中国的经贸往来。1952年，廖承志开始负责华侨及留日学生事务，实现了留日学生返回祖国的愿望。［13］
在日本，为留日学生提供归国所需川资及负责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工作的机关就是下述的日华协会。M11952年3月，有邻学会声称为使会名更加明确地表现出“日华文化交流”的意义，将其更名为日华协会。
将会名明目张胆地恢复成已被占领军明令解散并清算的带有军国主义性质的旧名，或许有以下的理由：
其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对日参战国均未签署的《旧金山和约》生效为契机，日本结束被占时期，并在自我认同上认为自己已从盟军的管制下独立了，同时将以前发号施令的
GHQ（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各种指令解释为无效。问（143）
其二，有关人士计划逐渐将日华协会（学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日华协会名称的再现，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战前战后的历史连续性。
（二）“反共亲国”的恶行与留学生的抗议
日华协会在本质上亲国民党而反对中共。这种倾向曾一度引起留日学生的抗议。从1949年末开始，《中国留日学生报》针对学生宿舍管理权的争夺进行了持续跟踪报道。从中可知，学生们已经感知到随着吉田内阁与台湾当局交涉的进行，来自日本政府的压迫愈发露骨，对于他们的生活居住权和自治权的干涉与剥削就是表现之一。例如，1952年2月，作为有邻学会常任理事的中尾惠津开始经常出入学生宿舍，且态度一次比一次恶劣，不仅对住宿生大吼，还在某宿舍内穿着靴子横行，阔步扬言要将某住宿生逐出宿舍等等，可谓比战时日本人的气焰还嚣张。"I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绝大部分留日学生支持新中国的共产党，仅少数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日华协会因国际情势与日台关系的变化，更倾向于支持国民党，因此对于居住在日华协会管辖宿舍内的亲共留日学生釆取了极为恶劣的态度。对此，1953年4月20日，中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各寮协议会”（日语中“寮”意为宿舍）向日本外务大臣发出《抗议文》，内容如下：
外务省成立的善邻学生会馆是由日华协会的有关人士发起的，该类团体过去同日本军国主义者一道榨取中国，现在仍企图在中日亲善的美名之下压迫中国人。最近日华协会企图将好好的住在平和寮里的学生赶出去，破坏寮的自治，威胁学生的生活。对此种以亲善为名，实则破坏亲善的团体坚决表示反对，遂向外务省提出抗议。［14］
针对抗议，日华协会采取无视态度，而主要致力于：1.修缮学生宿舍与继续回收管理权；2.努力从政府处争取资金援助；3.通过力陈留日学生事业之必要性，面向社会公开募集捐款；4.寻求台湾当局的资金援助以及派遣新的留学生赴日。但当时的“国府”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严格限制海外留学，此外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对留日学生问题的处理也十分消极。"I
（三）日华协会申请资金援助与招募东南亚华侨子弟的设想
由于战后日本经济不景气，募款一事亦收效甚微。1952年11月，在外务省次官奥村的斡旋之下，日华协会通过外务省向通产省提交申请来寻求援助。申请书主要内容如下：
留日学生数量，尽管由于战争及内乱等原因人数有所减少，但全国仍有约600人。其中，约120人为本会所有的神田、麹町、玉川三学寮所收容。由于来自中国的汇款斷绝及宿舍设备不完备等原因，给他们的修学带来极大困难。在这些学生
陆续返回中国的同时，东南亚诸国的华侨子弟希望到日本留学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既往东南亚华侨社会的既有文化领导者全是在中国本土接受过教育的青年，当年他们选择东南亚而没有选择日本留学。但在此期间出现了希望赴日本留学的变化。主要原因也许是与中国本土联络的断绝以及受到现居住地原住民日本留学风气的影响。借此良机接收华侨学生，从与华侨社会取得联系的角度上说可谓是刻不容缓的急务。因此，作为诱导政策，在修缮宿舍的同时为一部分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一事，作为东南亚诸国的华侨对策是十分紧要的。因此，作为本协会本年度事业中最紧要的事，役员为筹措资金东奔西走，由于连基本资金都没有，加上现下日本的经济情势，基本不可能筹到资金，唯有请求政府援手。［勻
在对这个申请的回应上，日本通产省同意日华协会进口一万镑糖果售卖所得利润用于留日学生援助事业。但是，由于所得利润较少，因此日华协会于1953年10月12日再次提出申请。对此，外务省内部表现出犹獴的态度。冈
1953年9月，日本亚洲局第二课片山就日华协会申请补助事宜与“驻中华民国大使”芳泽谦吉联络后，形成了一份报告。归纳起来，该报告的核心内容如下：1.目前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故乡多在中国内地。由于国民党留日学生政策的失败，这些学生已经与其疏离，现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寄宿在日华协会宿舍中的这部分留学生不遵从协会理事的指示及规则，已毕业的人仍滞留不走，强力占据着宿舍，导致日华协会颗粒无收，经营极为困难。2.情报文化局为
施乐会防止“中共系分子”潜入日本，对于想要留学日本的东南亚华侨子弟釆取“严选主义”的方针。根据东南亚各国的对华关系，东南亚华侨子弟的留日问题亦十分复杂。因此，实际上东南亚华侨子弟能够到日本留学的人数并不多。3.基于以上理由，
日华协会在没有来自“国府"的留学生的情况下，又没有更多的东南亚华侨子弟赴日留学，其存在价值大打折扣。而且，如果无法从国库获得补助金，该会必将处于不得不解散的境地。冈可见，尽管日华协会提出了“招募东南亚华侨子弟赴日留学"的设想，同时，以救助在日中国留学生以及为招揽华侨子弟赴日留学设置诱导性的奖学金为由，向日本政府请求事业补助金，但是外务省对此仍存有疑虑。
(四)
留日学生招募的多样化与日华协会
1950年代初期，其他日本的团体和大学在亚洲地区招募留学生一度出现混乱，这为日华协会的发展带来了转机与挑战。
由于日华协会与现有留日学生(亲共派)之间围绕宿舍的管理权问题互不相让，因此，它已经无力接待新增的台湾留日学生。芳泽谦吉向外务大臣冈崎胜男提出：“将日华协会培养成一个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组织。”同时指出，如果上述建议无法实现的话，“只有台湾留学生受到歧视性的待遇，这从日台友好的角度来看十分不理想”，因此提出目前是否可以先由国际学友会来负责照料台湾留学生的建议。［121(288)1954年4月8日，日本亚洲局第一课针对日华协会问题进行了讨论。作为临时对策，暂定由国际学友会负责接收少量的由芳泽谦吉推荐的台湾留学生及技术研修生赴日。固与此同时，1954年4月，日本政府开始计划重启日本国费留学生制度，并且暂定的名额分配方案是欧美国家9名，亚洲各国21名。其中，分配给台湾2个名额。［12］(290~293)
相较于名额较少的国费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的自费留日学生问题亦值得关注。1954年冬,“国府”系的华侨文教人士与旧日本会员恢复“东方文教协会”，©“由坪上贞二兼任东方文教协会顾问。在坪上贞二与其他顾问的介绍下，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大东文化大学决定自1955年度起，拟在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招收中国留学生，籍以争取散在各地之反共青年，并委托东方文教协会与日华协会负责代为甄选。［"I
1954年，日本经济短期大学(简称：日经短大)开始面向香港招收自费留学生。此外，东洋大学、拓殖大学、日本大学、东南亚协会等学校和团体，亦对招收自费留学生跃跃欲试。其背后隐藏着借招收留学生的美名，动用学生提前缴纳的钱款以谋取私利等目的。因此，一时间日本招收留学生乱象丛生。冈如日本政府继续按兵不动，恐各方势力会展开学生争夺战，从而影响到日本在国际上的声誉。
日本为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渗透到日本国内以及为了便于把控学生的经济状况，感到需要对学生的素质、思想倾向、身份等进行严选，遂决定对从事留学生管理的团体实行“尽量一元化，以便监督”［12］问(295)的政策。此外，考虑到日本本国学生升入大学都十分困难的现状，以及衣食住等方面的问题，无限制的招生恐生各种弊害，因此需要一个团体周到地照顾已招收的留学生并帮助其升学，从而真正发挥出紧密连接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东南亚华侨之间关系的桥梁作用。网因此，启用日华协会亦或创立一个全新的团体，对于日本政府来说都是一项繁琐而重大的问题。［51换言之，日华协会的命运始终悬而未决。在日美关系、日台关系变化的时局下，日华协会已经涉足了政治外交。招收留学生一事不仅牵扯到对华关系的特殊性，还涉及日本的战后重建、国际形象及国家安全等诸多纷繁复杂的问题。
三、参与经济外交：日本东南亚政策背景下的日华学会(1955-1959)
1955年8月，日本外务省终于下定决心重新启用日华协会，与此同时，日华协会改回创立初期的“日华学会”之名，与涉足政治外交相呼应，
还涉足日本的经济外交，主要表现在介入日本的东南亚经济外交政策上。
①该会是1946年，经东北行辕教育处转请国民政府教育部获准成立，当时总部设在沈阳，以通过文化交流拉拢日本走上反共道路为主要目的。1947年春，该会派主要干事随遣送之日侨同赴日本，甚得代表团支持，乃发动日本文教界人士组织日本总会，但由于之后蒋介石败走台湾等中国的政治变化，该会亦中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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