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关帝图像东传日本研究
Mar. 2022Vol. 36 No. 22022年3月 第36卷第2期
艺术探索
ARTS  EXPLORATION 17世纪关帝图像东传日本研究
施錨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上海200433 ）
［摘要］17世纪临济宗黄藥派东传日本之时，出现了关帝作为禅宗伽蓝神的形象。关帝信仰传入日本, 相关的实物则出现在17世纪之后。长崎华商崇拜的航海保护神主要是妈祖，后因种种原因，关帝进入 了黄漿宗伽蓝神的范畴。关帝雕像的制作方式，一般是先作画，后按画雕刻。绘画由禅师题赞并收藏 或张挂。关帝图像和雕刻的风格，可追溯到中国明清时期的关帝形象。
［关键词］关帝；黄漿宗；伽蓝神；妈祖
［文章编号］1003-3653 （ 2022 ） 02-0006-16
D01:10.13574/jki.artsexp.2022.02.001
［收稿时间］2021-06-30［作者简介］施#（1978—），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书画史、 中日视觉文化交流。
［基金项目］202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近代百年西方研究与鉴藏视野中的中日绘画” （2020BWY024 ）；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启动费项目资助。
［引用格式］施鋳.17世纪关帝图像东传日本研究［J ］.艺术探索,2022,36（2）.
一、关帝信仰传入日本
根据学者文静的梳理，关羽崇拜传入日本有几种推论。第一，唐时为了祈求航海平安，渡海商人 将民间信仰中的关帝和妈祖当作航海的保护神，称其为“船菩萨”。商人在日本卸完货物之后，就将菩 萨暂时移居寺院供奉。但韩森认为，中国妈祖信仰的兴起始于1123年，大致是两宋之交。呻目前留存 的关于日本妈祖信仰的证据，多在17世纪的长崎。笔者在《长崎名胜图绘》（長崎史談会編『長崎名 勝図絵』，長崎史談会，1931）、《长崎港南京贸易绘图》、《长崎土产》（磯野信春『長崎土産』，大和屋 由平寿櫻，1847）中都发现了迎接天后（妈祖）的图像（图1—3），这种仪式被称为“妈祖扬” PP9' 32O  据《长崎土产》中关于“妈祖扬”的记载，妈祖从船上的”妈祖棚”被请出，_商人手捧神案，其上 是妈祖和两名小侍女，一人持幡舞蹈，二人敲小锣，二人提灯笼，一人持伞盖于后。第二有说法认 为日本人信仰关帝，是利用关羽的勇武忠义训导武士忠君重义。目前，京都东福寺（亦称灵芝山大兴 寺，芝药师堂）收藏的一尊足利尊氏（1305-1358年）所献关帝像为日本最古。即"另，元代渡日禅 僧清拙正澄（1274-1339年）在《关大王赞》中介绍关羽为佛教护法：“
蜀帝熊虎之将，义勇武安之王。 受智者大师戒法，护普庵古佛道场”眇⑲。第三，从明代郑若曾（1503-1570年）撰于嘉靖辛酉年（1561 年）、刻于壬戌年（1562年）的《日本图纂》中一处标示“关王祠”的图像（图4）来看，此时的五 岛列岛已有了关帝崇拜。［5］43
关帝崇拜涉及中国道教和民间信仰。日本在7至8世纪时学习中国的律令制，在中务省下设置了
17世纪关帝图像东传日本研究/施 M 图1〈长崎名胜图绘》中的迎接妈祖
图2 〈长崎港南京贾易绘图》中的迎接妈祖图3 〈长崎土产〉中的迎接妈祖帝尺扫桁作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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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獅孑陥阴阳寮。日本的阴阳道在占法和祭法方面，都吸收了中国道教的因素。阙23,240,241,254早期传入日本的 道教题材绘画有《地藏十王图》，元代颜辉的《虾蟆仙人图》《李铁拐图》，以及《钟埴图》，等等。但 目前可见的关帝形象，大致出现在17世纪后。此前，关帝崇拜虽在文献中有部分载录，但未能盛行。 关于禅宗伽蓝神，目前所收集到的资料中也尚未见到明代以前的关帝图像。关西大学的二阶堂善弘在 论文中提起，如果南宋佛寺祭祀关公的话，日本佛寺一定有关公神像。但现在曹洞宗与临济宗的佛寺 都没有关公神像。京都东福寺传为镰仓时代的关羽木像上“南宋武幹谨书”中的“南宋”，实际上是“南 窗”，可能指日本江户时代的书家武村（号南窗）。口附从形象来看，笔者认为，东福寺关帝木像应为 明清时代的关公雕刻风格（图5、图6 ）。
二、长崎华人的关帝崇拜
随着中日贸易的往来，17世纪中国商人聚居的长崎成为关帝信仰的中心。长崎画师矶野信 春（？一1857年）在《长崎土产）（1847年）中记载：“关帝乃蜀汉之关羽，字云长。元明以来代代尊奉, 州县皆有其祠庙，普受祭祀，称关帝圣君。唐三寺（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皆奉祀。”即9明末东 渡长崎的福清县（今福建省福清市）文人俞直俊（1681-1731年），乃唐通事俞惟和（1605-1674年） 的孙子，曾担任大通事。他刊行的《关帝君遗训》，收藏在长崎县立图书馆中，是当年关帝诞辰祭祀 时必须诵读的经文，也是关帝被长崎华人供奉为儒教和道教神祇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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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日本图纂》插图图5京都东福寺关帝神像
根据二阶堂善弘的论文，现在日本横滨的关帝庙（1871年）、神户的关帝庙（1888年）、函馆的关帝庙（1910年），都是明治时代（1868—1912年）华人来日本后开始建设的。卩1177-186江户时代的中日贸易据点，在长崎有“三福寺”，即崇福寺（福州寺）、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若算上圣福寺（广东寺，图7），就是“四福寺”。福济寺毁
于爆炸，崇福寺和兴福寺都有妈祖堂，前者供奉妈祖、三官大帝、关公（旁有关平和周仓，图8），后者供奉关公、关平、周仓。1675年，福冈黄麋宗千眼寺亦安置中国佛工龙涧和尚所造中国风格的“关圣大帝菩萨”木造座像。
1623年，长崎三江帮建兴福寺（俗称“南京寺”）。所谓“三江”，指的是中国江南（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三地名中的“江”。期兴福寺属于三江帮，以兴福寺为中心，形成了来自中国南京、宁波的华人社会。《重建崎阳东明山兴福寺碑记》载：“真圆禅师，俗姓刘，江西浮梁巨商也，时中华不靖，于明泰昌庚申年（1620年）航海来崎，舍资成寺云云。”购了彳《日本华侨史》称，由于在国内搭船赴日的地点多为南京，故三江帮又有“南京帮”之称。兴福寺内除了大雄宝殿之外，还建有妈祖堂，内祀天后圣母（旁立千里眼和顺风耳）、关圣帝君（旁立关平和周仓）、大道公（三官大帝）。丽逖事实上，这些寺院并非单纯的宗教场所，其后有华人墓葬，可能还有祠堂和牌位。笔者以为，这样的寺院接近商人同乡会馆和祠堂，是他们举办重要仪式的场所。
1628年，长崎泉漳帮建福济寺。所谓“泉漳帮”，就是中国漳州籍和泉州籍商人的帮派。福济寺最初被称为“泉州寺”，后也被称为“漳州寺”，实际上也起到与祠堂相类似的作用。《长崎市史•地质编•佛寺部•下》载，中国泉州僧人觉悔携弟子了然、觉意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渡海抵长崎，在岩原山村主的宅地上建一寺祭祀天后圣母。其最初目的仅仅是祈祷航海安全，举行宗教仪式，以及设置坟墓。但也正是在1628-1629年，长崎奉行水野河内与继任的竹中采女正开始禁天主教（被日本称为“吉利支丹教”），觉悔和弟子们将唐船上的佛像搬入寺内，将寺内可能被认为与天主教有关的偶像清出。[12]249-253正如李献璋在《妈祖信仰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幕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全面禁止基督教。被称为天妃圣母的妈祖，在形象上可能与圣母玛利亚有相近之处，容易引起误解，因此华人们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将妈祖祠
堂改建成了佛寺。问"但关羽此时已成为禅宗伽蓝神的形象，关帝崇拜这一传统得以保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崎华人世俗传统的遗存。
17世纪关帝图像东传日本研究/施M
《长崎市史•地质编•佛寺部•下》载，福济寺的觉悔和两个弟子先后示寂后，福济寺的中国漳州人陈冲一与泉州籍船主商议延请泉州僧人，原住持泉州开元寺的蕴谦戒琬（1610-1673年）东来主持。在隐元隆琦（1592-1673年）东渡之前，蕴谦与隐元已有文字交。隐元在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有“示日本僧默子、蕴谦戒琬各偈子一首”。到达长崎的次年（1655年），隐元应蕴谦禅师之邀游福济寺：“蕴谦禅德请游福济，为题自赞”。继蕴谦之后，开法福济寺的还有隐元的弟子木庵性珞（1611—1684年）。福济寺第五代住持圣垂方炳、第七代住持大鹏正鲍于康熙中后期相继任日本京都黄漿山住持，问如一253因此福济寺也被纳入黄糜宗系统。
继兴福寺和福济寺之后，1629年，福州帮船主建崇福寺。《长崎市史•地质编•佛寺部•下》载，该寺主要由中国福州籍的王弓I、何高财、魏之琰、林仁兵卫等外护招请中国僧人住持。他们于日本宽永六年（1629年）请来六十三岁的逸然性融担任住持。寺中的僧人需要主持妈祖像的乘卸仪式，为唐船的平安祈祷，负责客死异乡的中国商人的埋葬事宜，等等，起初并没有传播高深的宗教教义。[12]365这一点是长崎唐寺的共同特征。
1678年，广东帮设立圣福寺，在其观音堂主祭观音，旁祀妈祖及关帝。寺内设关帝堂，中央为关帝像，两旁分别是关平像、周仓像。该寺还存有渡日的泉州工匠范道生（1635-1670年）所绘《关圣帝君像》（1664年），画中附有木庵的题
赞。对此，后文将进一步阐述。学者童家洲引用宋越伦在《留日华侨小史》中的论述，认为关羽复兴汉室，是在长崎的“明朝遗民”的至高精神象征。因此，圣福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的“关帝祭”，便是长崎华人“年中行事”（岁时的仪式）的最大祭典。[14]27
关帝崇拜在黄糜宗内部得以保留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关帝祭祀往往与妈祖（天后）祭祀并行。江户时代的《清俗纪闻》（1799年）卷十二《祭礼》专门记载了“关帝”和“灵签”。《关帝》条记载：“关帝（一名关圣帝君，又称关老爷、关菩萨）为灵验显著之武运守护神，为军事而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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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清代乾隆年间的关帝铜像图7圣福寺关帝堂
艺术探索2022年第36卷第2期总第173期
图8长崎崇福寺关帝像图9《关帝文献会要》中的关帝形象
祈愿，无不应验。故不仅在武官中，即在官民信仰中亦超过其他众多神佛。各省、府、州、县均建庙供奉，称为武庙。……祭奠仪式及祭祀费用开销之事与天后庙相同。”《灵签》条记载：“天后庙、关帝庙等均设有名为灵签之物（一名
签子筒）。”问'lb正如学者林观潮所论，长崎唐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普通的妈祖祠堂、有僧人居住的妈祖祠堂、一般寺院、临济宗黄槃派的寺院。阿也就是说，从妈祖祠堂到黄麋宗寺院的发展过程中，关帝都作为护法的神祇保留了下来。
要补充的是，此时正值明清鼎革之际，南方诸多地方精英东渡日本，福建部分地区更处在郑氏势力范围内。［叩*这些人先是试图借兵复明，后则居留日本。如东渡日本住持福济寺的蕴谦禅师，东渡前在开元寺为郑芝龙兴建了觉皇宝殿。凹253当时的大檀越魏之琰、魏尔潜、顾肇基、顾长卿等人，一直是长崎唐寺的重要施主和支助者，围绕他们形成了一股郑氏武装的海外支持力量。根据锦织亮介的研究，兴福寺的住持逸然性融与旅居日本的浙江籍反清士有所来往，包括独立性易禅师（1596-1672年）、朱舜水（1600-1682年）等。可见，剃发为僧的最初目的，可能是反清复明。［18］157-158日本黄糜宗祖师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中国江南和福建的商人是其重要的外护。他主要受到长崎兴福寺与崇福寺二寺信众邀请。①如隐元在《松涛二集》中有《应南京船主斋》诗：“一饭能斋两国僧，不求福也福还增。聊施法雨周沙界，特地香厨云几层。”凹2795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隐元的东渡与反清复明有关，但其
①《东明山兴福禅寺语录》涉及檀越。其一，兴福寺住持逸然同檀越一起差遣僧人带去书信，聘隐元隆琦东渡，其中提到联名邀请的檀越有张立贤、何懋龄、许鼎、程国祥、高应科、陈明德、王引、何高材、默子如定及寺主逸然性融等。“其二，隐元禅师于福济寺进山后，与寺主逸然同邀请隐元祝国开堂的檀越有陈、林、高、刘四人。其三，南京檀越李居士请隐元禅师上堂。”据宫田安《唐通事家系论考》，兴福寺邀请者中，王引与何高材（毓楚、一粟、性崇）均为福清人。在《圣寿山崇福寺语录》中同样有不少文字涉及檀越。“其一，请隐元禅师住崇福寺启……文末署'弟子王引、何懋
龄、方忠、潘启祚、文郁、何高材、魏之琰、范复、顾肇基、何兴楚、林守壁、林继燈、李鼎、何其森、程士理同百拜。'其二，'明历元年（1655年）三月念（廿）二日，檀越王引、何高材、何懋龄、林守殿、魏之琰、林继燈、方忠、范复、潘启祚、顾肇基、李最、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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