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真谛在于传承--《来新夏文集》编辑后记
【思辨•感悟】
学术的真谛在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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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文集》编辑后记
•徐建华（南开大学天津390770）三国英传8兵种
业师張？先生最终也没能看到这部《文集》的出版，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想象和无法接受的，但这却是现实，一个残酷而令人悲伤的现实。
为先生编《文集》的动议来自于我。机缘是2011年3月31日我在深圳公干之余，联系吴晞兄与杜秦生兄，恰逢他们的公共图书馆研究院正在开《公共图书馆》杂志编委会和《谭祥金赵燕文集》发行座谈会。应邀赶到会场，被作为外地读者代表向谭祥金、赵燕二位老师表示了敬意和对于本书出版的祝贺。在会场一边听着别人的发言，一边翻看这部《文集》，一方面觉得中山大学出版社确实是为图书馆界做了一件大好事，另一方面又觉得《文集》的出版似乎应该不仅于此，选题的范围还可以扩大些，但囿于对出版成本的理解，也不好造次多说些什么。
回到天津后，一直关注着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出版社的动态。天道酬勤，没几天，看到吴晞兄的博客中挂出了《图书馆学家文库》编委会与中山大学出版社联袂决定启动第一辑的消息，在没有与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仗着与吴晞兄相熟多年，冒昧给吴晞兄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为先生编《文集》的愿望。
晞兄：你好！
看到兄将《图书馆学家文库》编辑启动的信息挂了出来，不禁又来置喙。不知第一辑的名单出来没有，如果还没最后确定，我向兄推荐一下业师来新夏先生。先生223年出生，明年办90大寿。他曾于1675年在南开大学分校、284年在南开大学分别创办了图书馆学系，均任系主任; 284年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同时担任天津高校图工委副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津图学刊》主编;80年代与吴观国、单行等列为图林四条汉子之一。有理论、有实践，有成果、有影响，不知兄以为然否？
干扰兄之决策了，但这是为了事业，莫怪！
敬颂
春祺！
徐建华
2011.4.22
吴晞兄当即回信表示同意，只是认为第一辑人选已经确定，但可列入第二辑。之后，就具体编辑等细节，我与吴晞兄邮件往返多次，内容包括编辑原则、收录范围、格式等等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决定由我先启动编辑进程，经费自己筹措，收录范围为先生的全部文章，不包括著作，出版不收费，也不给稿费，俟机缘成熟或编辑大半时，再由吴晞兄来津面谒先生，当面恭请入选，以显应有之尊重，届时再行签订出版合同。全书尽可能在2216年4月份完成，以为先生96大寿之寿礼。
决定启动后，我首先让我的硕博士研究生在网上粗略搜寻一下先生的文章篇目，发现工作量极大。这是因为先生的学术之旅延绵72多年且高产，早年文章大多没有留底，学术盛年辗转多个领域，晚年“衰年变法”后各类随笔文章更是重复散见于各类公私出版物之中、有繁体竖排、有海外报章、有内部资料……能够直接下载的大约只有一半，且大多是短篇幅的随笔之文，少有鸿篇的学术之作。
八大沙漠大致摸清底数之后，我们即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由我牵头，分成几个小组，有专门编制目录的，有根据目录下载文章的，有复印文章后扫描转换格式的，有繁体竖排重新打印的，有专事校对的……人手不够，就以勤工俭学方式延请本系和历史系的同学襄助。当时的规定是，所有我的研究生因是师门之事，责无旁贷，均没有报酬，全尽义务，其余学生按学校勤工俭学标准付酬。启动经费为我当年所带37级学生毕业22年聚会所余的7602元，不足之数由我代垫，至今投入已逾9万。
在我们的工作正常开展并已初见实效之时2216年（月9日，吴晞兄借北上省亲之机，专程来津面见先生，商讨《文集》出版事宜。最终与先生形成一系列共识：《文集》为贺寿之作，成书为大红精装，以增加喜庆；册数暂不确定和限制，一切以实际收录文章的篇幅而定；为保证质量，不一定非要赶在2216年4月出版，只要在229年底之前出版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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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92大寿的寿礼（先生诞日在323年6月）；《文集》定稿之后，先生再审一遍，认可后方才开印……
之后，整个《文集》编辑工作紧锣密鼓地正常且有序进行，共收录到先生大小文章137余篇，去掉重复及不宜收入的，尚有770余篇，初步分为少作、图书馆学、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随笔、杂著7类。文章以最早公开发表的文本为主，均在文末加以标注；繁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字，竖排改为横排；每篇收录的文章都需经过两人以上的分别校对……
2212年7月上旬我去广州出差，顺便向焕文兄汇报《文集》进展。3日中午，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助理和《图书馆学家文库》编委会负责人的焕文兄在号称广州“一把快刀”的顺峰酒店设宴招待，出席的有中山大学出版社的代表，谭祥金、赵燕二位老师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明兄等，足见对于先生《文集》的进展，焕文兄还是满意的。最后约定当年年底交稿，中山大学出版社用大约半年时间编校印刷，争取在2218年6月先生92整寿之前见书，以为先生寿。
回来之后，按照在广州与焕文兄的约定，重点是抓好暑假的时间突击一下，将主体部分完成2月开学后再一边完善一边校对，力争年底交稿，一切都似乎在有序中进行。可就在这看似有条不紊的进程中，我犯了一个至今一想起就心痛不已的错误。由于我当时同时筹备免费的“第二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募款极难，因此只能将此工作委托他人。然过于相信计划的程序性和所托非人：一个信誓旦旦的本系女生，暑假的所有在津费用均是我的，还有丰溢的津贴，临开学时回家一周，天津到成都的机票预先买好。可承诺后既不动手，也不汇报，致使整个团队一个暑假处于停顿状态，开学后核查时方才告诉我不该由她指挥研究生。但早不说，也不做，一个暑假就这样付诸流水。我愤怒不已，却没办法，只能重新调整编辑班子，再行工作。当然，当年年底交稿就没法实现了。当时真是没想到这个错误的后果是那样严重且不可挽回，还以为无非是拖了几个月，年底没交稿，明年上半年交稿也并不完全误事。因为虽然赶不上6月出书，但只要在2218年之内见书，还是可以算作先生92实寿的寿礼。
《文集》的多舛命运就此开始。由于2210年底是我们的原因没按时交稿，自然无法对中山大学出版社有过多要求，只能是顺延，并衷心希望一切顺利。然中山大学出版社2218年的一年之内三易社54长，不同领导对本套《文集》的认同度不一样，但基本方针是已交稿的按合同执行，未交稿的暂不交稿，等最终决策出来后再行决定。
中山大学出版社的这个态度很明确地表明了本《文集》2013年是不可能见书了，经与先生私下商议，
既然2218年不能见书，再将此书作为寿礼就没有意义了。既然没有了祝寿的要求，不如认认真真，用点力气将其编成精品，由先生自己最后把关。初中英语作文范文
对于《文集》收录文章的把握，原则是不悔少作，对于年轻时的文章，不管从现在来看有多么不合适或不堪，观点多么不对，但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自己学术成长中的过程，一字不易，也不做解释，全文照录。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重复收录。
2218年上半年，我们将初步编成的一人多高的《文集》稿搬进先生书房，编辑班子围绕先生开展工作，先生每发现一处疑问，我们马上处理，一切井井有条。先生每天对着等身的《文集》稿，闲来无事之时，泡上杯新茶，校注32篇旧文，倒也其乐融融。每每有访客至，自得之心油然而生，自矜的态度，自是的神情，溢于言表。于是，先生自编《文集》的说法在学术界和文化圈不胫而走。某日，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卢家明兄来访先生时听说了《文集》出版的曲折，慨然允诺将其移至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条件只有提高，没有下降，令人感佩。
经与中山大学出版社友好协商，先生《文集》改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218年底，中山大学出版社社长尘埃落定，新任社长充分认识到此选题的重要价值，曾委托人来询问是否愿意重回中山大学出版，先生与我商量后表示谢意，决定不再折腾了。尤其是中山大学出版社后来此套书出现了与原先动议不一致的作者之后，先生每每露出得意之情，认为改换门庭之举十分正确。
这一切的祥和与妥帖随着先生223年3月31日遽归道山而戛然停止。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2210年底没能交稿这个错误犯得多大且不可挽回，因为先生再也看不到自己《文集》的面世，我们编制《文集》的初衷也就付之流水了。深深的自责，时时啮噬着我的心脏。每一思之，便不能自已。比喻
办完丧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平息和调整，师母焦静宜老师循中国传统学术界的惯例，接过了先生《文集》的定稿工作，我就渐渐淡出，只负责财务和组织开会定稿之类的后勤保障。由于沟通的问题，在没有备份的情况下，新的定稿工作在电脑中的原稿上反复多次，包括数次调整了文章来源的依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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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断增入新发现的文章而使得原稿不存，当后来发现是个问题时却再也回不去了。实际上，这些所谓新发现的文章很多是我们当时决定删掉而不收录的，可由于原先主持工作者大多是参与约一年多就因学业关系而调整的学生，使得这个编辑过程的连续性存在交接不顺畅的问题。当意识到而重新组织了一个有上下几届学生同时参加的编辑班子时，前面的问题已无法弥补，只能是在收录文章范围上走—步看一步，尽可能减少重复，而在能够控制的编校质量上多下功夫了。
这个过程大约到2216年基本完成，整个《文集》基本收集了先生241—2212年公开发表（含内部出版物）的包括译文在内的各类独著和第一作者的文章，兼及二、三作者的重要文章，额外收录了两部现在已难以寻觅的早期小篇幅著作《美帝侵略台湾简纪》和《第二次战争》，以及今已稀见的两部
京剧剧本《火烧望海楼》与《血战紫竹林》，合计127篇。其余著作、工具书、古籍整理等和未发表的私人文书如信札、题词、手稿、讲稿、档案等一概不收，全部简体字重排。
即使这样，也还是有明显遗漏，尤其是阶段性的遗漏，比如先生早年文章，如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参与编辑的部分杂志文章曾造成他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长达22多年的困顿，此类文章就一篇没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日后慢慢寻和增补。
对于《文集》所收的127篇文章，为便于出版时的分卷，我们决定将一开始时的7类重新按所收文章的内容调整成22多个小专题，分别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图书文献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编辑出版、方志学、古今人物、师友、忆往、掌故、自序、他序、书评、读书治学、文化、戏剧、游记、碑记、少作、随笔、邃谷自订学术简谱。
早在2216年之前，我们即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商量决定，《文集》的最终出版，根据实际篇幅分为2册，卷数暂不定，每册可以单分一卷，亦可根据收文情况，两册为一卷，不强求一律。卷数与卷名，容文章收录完成后，再酌情确定。
为了使分卷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卷名确定能够与先生学术成就相辉映，征得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意后，我们于2216年2月6日一7日在南开大学商学院召开了先生《文集》定稿会，延请了中华书局资深编辑柴剑虹兄、时《今晚报》副刊部主任王振良兄、广东人民出版社《华侨文库》编辑部主任王俊辉兄共
同把关，参加者还有焦老师，我的两位师弟南开大学出版社编审莫建来、天津商业大学社科管理处处长刘小军，以及我的学生若干。会议确定了《文集》的出版方针，由焦老师负责全书一、二校，二校结束交稿后半年内出书；卷数与卷名待二校完成时最终确定；徐建华团队负责全书索引编制；印数和定价等容二校完成交稿时再共同商议。
2219年9月22日一22日，二校已完成大半，借在萧山举行先生骨灰安葬仪式和“来新夏先生追思会”之机，我们穿插了一个扩大讨论范围的会中会，邀请到会的先生故旧亲朋如柴剑虹、王振良、王俊辉、袁逸、童银舫、方晨光、陈鑫诸位先生，我的师兄弟李德福、莫建来、宁敬立、刘小军、余文波，学生伍巧等又进行了一次先生《文集》卷数与卷名的讨论。按照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涉猎范围，考虑到时间顺序，大致列出：史学、图书文献学、方志学、人物掌故、序跋书评、杂著、附卷7卷，史学、序跋书评、杂著3卷，由于收文校多，各分为上下两卷，每卷1册，合计2册。
回津之后，以我的研究生汪汉清为首，组织了一个团队进行小专题归卷工作。大致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归入史学卷；图书文献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编辑出版归入图书文献学卷；方志学单独成卷；古今人物、师友、忆往、掌故入人物掌故卷；自序、他序、书评归入序跋书评卷；读书治学、文化、戏剧、游记、碑记、少作、随笔归入杂著卷。同时另立附卷一卷，包含访谈、友朋评说、著述提要、邃谷自订学术简谱，以更好地展现先生的学术与为人。
分卷确定之后，我们又对《文集》所收录的1147篇文章逐篇阅读，进行最后一次调整，尽可能地使得每一篇文章都能恰当地各归其类，得其所哉。
对于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在文末注明出处（所发表报刊名、卷期数或书名、出版时间、出版社及必要注释，少量无法到最早出处的则注明汇集或转载的《文集》与期刊、，如与他人合作之文亦注明发
表时署名顺序，所有编者所加说明文字，均以“*”号标出。最后以先生自撰《一蓑烟雨任平生》代自
序，一部完整的《来新夏文集》3卷本就这样呈现在大家面前。然先生却已无法摩挲赏鉴、指点讹误了，惜哉！哀哉！！痛哉！！！
历时近2年，全程参与编完先生《文集》，其间还屡有反复，自然对《文集》这种文体编纂有些体会。今不揣谫陋，借为先生《文集》作后记之机，附骥尾以略述一二。
第一，一位成功的学者，需不需要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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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45卷第205期
我个人认为是应该编的，其一如本文题目所示：“学术的真谛在于传承”。从古至今，在中外科技史和学术史上，有多少科技成就和学术研究因失传而中断，留下了大量历史疑案，也使得许多学者声名不显，有实无名，为历史所湮没。即使如现在进入信息社会，全社会的信息保存能力大大加强，但大量泛滥的学术冗余和学术垃圾，使得真学术未必得到彰显，这样，出版相关学者《文集》就可以是一种学术提示和提醒，即便当代没有人继承，亦可以留待后世与后人。其二，关乎到自古至今的学术传统，随着全社会开放程度的持续提升，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中华民族许多优良传统被湮没了，其中一个重要传统是尊师重道。而当如今，普遍是师道不存，极端地竟发展到学生出于私利，构陷教师，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却为虎作伥，帮狗吃食，致使全社会道德沦丧、伦常蒙尘，人性不彰。师道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底线，全社会的师道要是沦陷了，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底线了。学生为老师编《文集》，一方面是重显师道，再铸纲常；另一方面，合格《文集》的编制，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日日重读，自然对被编者的学术与人生理解日深，体察入微，于人于己，均有裨益。以我自己为例，近3年的编制工作，先生文字通读不下10遍，无论是对先生学术的了解，还是其心境的波动、甘苦的认知与体验，以至为人处世、知人论世等都有常人不具有的感知。一方面，对于先生及其同辈人的人生与学术旅程有了更进一步认知，对于先生的学术也有了更深的感悟；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人生、学术、格局、走向也就更加清晰，更能坚守。
然而，当今社会，自命和所谓成功的学者汗牛充栋，尤其是以不同水系命名的学者更是占据学术界的
主流，那么，人人都编《文集》，岂不又是沉渣泛起，学术垃圾遍地吗？到底什么样的成功学者可以编《文集》，具体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个人意见是，不必看职衔，因为当今的学术态势之一是分赃，致使水货学者绝大部分都有职有衔，有些还挺唬人和吓人。因此，《文集》的编辑与出版只有一个标准，即交给社会、交给学术界来选择和确定。编辑、出版过程不准动用公帑，编辑过程可以由个人、学生、基金会、出版社来承担，出版不准申请政府资助，不准在与自己有对价关系的出版社出版……如此而为，纵有垃圾，谅也不致太多。
第二，由谁来编。自古以来，文人《文集》的编辑、出版大致有作者生前自编与作者去世后师友故旧所编两种，二者各有优劣。作者自编，如《自编＜86文集〉》，由于对自己文章的由来和元经秘旨比较清楚，收录标准清晰，表达的意思明白，处置一般比较得当。但受当时社会观感影响很大，收录标准不一定符合后世需要，这也就是古代很多文人的文集后世被不断修改、调整和补充的原因之所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可能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多次编辑、增补自己的《文集》，并分散存放在包括不同寺院在内的多个地方。同时，自古文人常悔少作，成名之后，那些曾经存在的溜须拍马的酬世之作，学术不端的苟且之作，检举揭发的构陷之作等等实在是不愿再行面世，以伤风评，自然就要滨弃于外。然这些文字又与作者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如果自己不收，后人不察，则南辕而北辙，一生真伪，难以评说，尤其是对于争议较大领域或争议较大人士更是如此。这种方式的利与弊都很明显。
去世后师友故旧所编应该是古人《文集》编制的主体，连带出《文集》的命名也是多样的。后人所编
基本上是根据编辑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或趣味来进行选择、辨别、编排，同一个人的《文集》或《诗集》，不同时代所编，收录编制和排列次序一定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或是后人的加工（虽然没有改变文字）所致；或是后世编者与作者的原始想法不一致所致，因为后人往往会执着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试图了解、阐释作者符合当今人口味的所谓真实；或是对文章来源不明就里，不知道哪些是他人代笔，哪些虽为自著但另署笔名而收录不准所致。
于是，就有了第三种情况，即作者生前或定下原则，或指定编者。但人死之后，不能自主，往往事与愿违，这其中最典型的是曾国藩。据晚清曾国藩机要幕僚常州人赵烈文在其《能静居日记》中记载，同治六年（1367）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在与其谈到日后要让赵烈文给他写墓志铭之后，又议论到时人所编的《胡林翼文集》编得不好，收录之文多是他人代笔时，曾国藩对赵烈文说:“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足下何策以善其后?”赵烈文说：“待及师身论定，烈愿任编纂之役。”曾国藩当即嘱咐说：“惟望足下他日持正论耳!”赵烈文看曾国藩说得很认真，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也就严肃地回答说：“谨受教!”就这样接受了曾国藩让其去世后为其编制《文集》嘱托。然而，当同治十一年（372）二月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去世时，赵烈文还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河北易州做“知州”呢，自然无法全程参与曾国藩身后事。不久，由清政府颁旨下谕，李瀚章编辑，李鸿章校勘的《曾文正公全书》开始编辑，参与其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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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者35人，除李瀚章、李鸿章兄弟之外，还有李宗羲、彭玉麟、沈葆桢、丁日昌、刘秉璋、俞樾、李元度、郭昆焘、薛福成、梅启照、吴汝纶、黎庶昌、王闿运等，阵容超豪华，赵烈文虽名列入其中，但肯定无法主导，仅收祭文。曾国藩的《文集》只能以曾国藩自己难以满意的形式面世。
由此看来，先生《文集》的编制方式是一种最合适方式，体例、原则、收录标准、收录范围全部由先生自定，没有缺失与遗憾。先生的学术领域为文史与文献，争议不大。先生去世后，焦老师全盘接手，尽心程度远超他人，涓滴不漏，爱深情切，绝不会有遗珠之憾，纵有微瑕，亦不致掩瑜。
第三，收录要不要全。这就又牵出另一个问题，即一个学者应该编《文集》还是《全集》？《文集》和《全集》的收录标准是什么？
词语大全四字成语《文集》在古代属“别集”类，是一个人各类作品或一类人同类作品的汇集，我们现在所说的是一个人各类作品的汇集;《全集》极偶尔可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关作者的全部著作编在一起，如《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更多的是一个人一生所发表或未发表过的全部作品的汇集。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集》的收录需要精，只挑选能够代表作者一生最高成就或最有特点、最有代表性的文字即可；而《全集》则一定要全，包括作者是否公开发表的。然而，近些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却隐隐约约在兴起另一个标准，即《文集》需要全，《全集》有所隐。大致的理由是：全，是能够完整反映作者的学术生涯；而隐，是因为作者的一生总有一些不适宜再一次公开的文字，能够出版《全集》
的学者，应该都是顶尖的学者，要为尊者讳。
对于这些观点，我是完全不能苟同的。我们知道，近几十年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整个学术界的底线大为降低，或者说完全没有底线，这也就是近二十多年来人们对以陈寅恪先生及其民国学术界重新认识与追捧的原因之所在。换句不客气的话，整个社会科学界，各类学者的“学术原罪”是无法忽略的：出于各种目的产生的各类名目繁多的学术不端、彼此间的恶意攻讦与检举、没有底线的逢迎等等，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不堪卒读的“少作”和游戏之作，这一切，在当时的环境下，或用当时的底线来衡量，都是正常的，但难免事后蒙羞。比如中国学术界最常见的是夫妻俩为同行学者，发文时互相署名是常态，无人过多指摘，双方均能从中得到利益。但如果日后一方德不配位，一定是个隐患。所幸这个道理我早已了然，与内子同行24多年没有一篇文章共同署名，二人虽未达到某个学术高度，倒也可暗自庆幸。这也就是我2215年主动要求担任本专业新生班导师，对他们引导的重点之一是年轻时千万不要只看现在，要拉高自己的底线，理由是只要努力，早晚是个人物。至于自己的底线拉得多高，就看将自己未来期许成为何等人物的高度来决定。底线之下的过往，自然都不希望在自己盖棺和尘埃落定之时再被提起，这大约就是《全集》不想全的原因之所在。
如果是《文集》，不全是正常的，尤其是不宜刻意求全，以精品为宜，自然可以避免这些尴尬。如果是《全集》，则一定要承担起《全集》的全，哪怕是未发表的隐私之作也应一一公布，供他人围观与评论。如果要避讳，就不要求这个名。当然，出于编者的心理，这一切都还不能免俗，《全集》的编
者出于从龙附骥的需要，既要造神立圣，又要为尊者讳，《全集》不全自然难免。当然，有时这一切也不是以作者的自我意识为转移的，这方面最典型的当属“扬州八怪”之郑燮。当年板桥先生在编定自己“诗钞”后写的《后刻诗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足见他老人家对自己作品和名誉是有清楚认知，并不惜发此毒口来维护。然后人并未因此而惧怕，为了不知什么利益，编辑了多种板桥诗集、文集、全集，其中尤以其苏中大老乡卞孝萱先生最为努力，所编《郑板桥全集》从255年齐鲁书社的1册到2216年凤凰出版社的3册，历时几十年，孜孜不倦，真不知现在是以何面目见乡先贤。
综上所述，我认为：为了学术的传承，一个合格的学者，只要不花公帑，编辑《文集》是可以的，这也是对社会和社会前进负责任的一种做法。据闻，美国学者50岁以后通常会有一个转型，专业做不做再说，但一定要开展科普活动，将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研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社会、公众和各种基金会。一方面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素质；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年轻人申请各种研究基金做铺垫。这和国内学术界恰恰相反,52岁以后，是大肆参与和主导学术分赃的开始，这种行为，过分者要延续到82岁以后，致使年轻人难以出头。
编辑《文集》还是《全集》，我认为还是以《文集》为宜，不宜求全，但要求精，要能够代表自己的学术成就。如果一定要编辑《全集》，那有关“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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